历史解析——人性识鉴及如何获取官职

纯军事权力向稳定政权的转变很困难，这一点在三国时期及之后重新统一的西晋身上都可以体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关键制度被称为九品中正制（也被称为九品官人法），它成为官职世袭制的基础。早在208年，曹操就开创了这一制度，旨在将自己从军事强人转变为帝国管理者，但直到魏朝成立的220年，这一制度才被正式确立。

曹操需要人才为他的政府效力，但他蔑视汉朝精英的道貌岸然与故作姿态，蔑视令他们垄断官场的荐举制度。他需要彻底清除汉朝的死忠拥护者，并引入胸怀壮志的地方名士，以避免他们抵制或背叛现有政权。这些被纳入的“新人”必须与最初追随他的那些人相融合，还要与仍然为他效力的有能力的汉朝遗老相融合。除此以外，曹操不得不推行这些政策还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有关，大量的精英和农民都被逐出家园，所以汉代施行的地方推荐制度此时变得毫无意义。于是曹操发明九品中正制来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这项法律，官职被划分为九品，一品最高，九品最低。朝廷信任的官员被指定为中正，回到故乡管辖地选拔官员并对其评以品阶。这些中正经由其家乡的地方统治者推荐，再由司徒最终敲定。中正官接收来自地方的档案和当地人的荐举信，并与候选人进行简短的会面，然后按九品序列给予其乡品。乡品与朝廷的官品截然不同，但是二者却能一一对应，根据乡品的大小来给予相应的朝廷官职。尽管中正官熟悉他所被派到的区域，但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诚——他们会尽量避免任人唯亲，尚书吏部负责安排这些人初入朝廷的官品。

曹操声称，官职的升迁只由才能大小做决定，不看有多忠孝，也不看有多刚正不阿。他自己讲得很明白，这是对汉末那些对抗宦官及朝廷的精英所主张的道德权威的一次有意的打击。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然而，对人才的定义与衡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曹操开始网罗人才之前，关于人才标准的研究与讨论就已经进行了数十年。汉末的集体传记就把对杰出名士的评价当作了叙述的主题，在此之下发展出了评判人物能力与性格的一整套文体。最早的文本出自反宦官的清议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之手。唯一留存下来的例子是刘劭的《人物志》（240—250），其中讨论了人的本性和能力，以及检测它们的方式。刘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成为关于人的才能、洞察力和他们在征召中的作用的经典观点。

首先，他认为才能和性情是隐性的，只有拥有超凡洞察力的人才能发现。“盖人物之本，出乎性情，性情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这意味着性格评价的主体不仅仅是这个人本身，也同做出评价的人相关。从汉末开始，一个人正确评判他人的这种能力就得到了认可和赞许。这种天赋同样加强了精英的自我任用，使精英队伍一代又一代地自我更新。

其次，他坚持认为，尽管性格是内在的和隐性的，它也必须通过一些外显形式表现出来，首要的便是面相和声音。“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

再次，他声称才华和性格都是内在的固有品质，因此会遗传下去。“夫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教育可以加强一些天赋特质，但是没法从根本上改变它们。

最后，他认为，在发生变动的时刻，隐性的个性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来。“何谓观其感变，以审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将欲求之，必观其辞旨，察其应赞。夫观其辞旨，犹听音之善丑，察其应赞，犹视智之能否也。故观辞察应，足以互相别视。”他的这一观点发扬了中国早期所强调的在起源时刻就探察各种变化的观念。这个观点早在《易经》和一些兵书中就有所体现，刘劭将之视为理解人的特性的核心所在。

刘劭的《人物志》表明了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是如何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颠覆的，有崇高血统的人声称他们不仅能以家世世袭官位，同时也有权凭借其内在的、与生俱来的才能拥有官位。到曹操的儿子曹丕建立魏朝，并正式启用九品中正制之时，人才招募早已偏离了曹操网罗军事和行政管理人才的方案。与之相反，魏朝的第一个统治者唤醒了一种对于才华的美学定义，以致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世家大族的世袭权利不断得到巩固。

曹丕写了一卷《士操》，这本书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篇文章中了解他的理论，就是说人的性格特点会显露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会把诗歌创造看作聘用官员的一种标准。尽管他的弟弟曹植并没有对人格评价进行美学方面的探讨，但有一则逸事讲述了他如何在一位访问学者面前通过展现全部天赋来获得对方对他才华的认可。这些天赋无所不有——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颂古今文章赋诔。最后甚至还论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及用武行兵倚伏之势。

曹丕和曹植是抒情诗界的领袖人物，曹丕在今天被视作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之父。他评论诗歌的标准与评论人物性格和清谈质量的标准一样。曹魏的第二位皇帝，曹叡，在他自己的人才征召法令中，要求入仕者必须拥有“学问、文学修养……纯粹、教养、文雅和宁静”等品质。尽管这些素质的具体定义并不明确，但是一连串对文学修养、纯粹性、教养和文雅的要求，明显超出了东汉末年对学术及道德方面的要求，也超出了曹操“唯才是举”的要求。因此，在曹魏统治的最初几十年里，对语言的把控，即赋诗和清谈的能力，已成为判断才能的标准，相应地也就成为获得官职的关键所在。那些仅仅有军事或行政才能，没有贵族子弟自小就继承下来的文化修养的圈外人，发现他们的晋升之路完全不通。

249年，司马氏获得政权，其更加重视这种人才标准，于是中国的地主家族重获权势。从司马氏发动政变到他们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之间的17年里，发生了多起据称由曹氏党羽所密谋的反叛，司马氏也多次进行了报复性的屠杀。司马氏镇压了四次反叛，其中有一次延续了接近一年。除此以外，为彻底平叛，司马氏不得不在260年处死了年幼的曹氏皇帝。三年以后，司马氏征服了在四川的蜀汉，随后迅速镇压带兵取胜的将军钟会的反叛，而钟会曾经是他们的狂热支持者。因此，探察品性的能力，尤其是探察臣子是否忠诚，成为事关生死的大事。

司马氏一方面需要巩固他与同盟者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避免给予他们太多的权力，于是对九品中正制进行了修订，同时也允许他人对其慢慢改良。这一系列举动的结果是，世家大族令这个制度更加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同时在短期内也满足了司马氏的利益。整个过程开始于240年之后，当时司马懿在郡一层之上设置了高一级的大中正。这些中正由司徒直接任命而不再参考地方的推荐意见，大中正负责指定委派到各地的郡中正。这一举动在选人过程中消除了地方官的作用，可能意在加强中央朝廷的权力。然而，由于地方官是由吏部任命，这次权力的重组又使得朝廷的一品官员被排除在选人系统之外。并且，由于中正必须是乡品二品（宗室以外的最高品），实际造成的结果还是由在地方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决定他们这个地方的候选人圈子。

修改九品中正制的第二步，司马氏统治者决定恢复贵族的世袭爵位。被授予爵位的多为受封为皇子的皇族，也有被视作“开国元老”的与司马氏结盟的名门望族。给予皇族的世袭爵位保证他们能在初入中央官僚体制时就获得三品或四品的位置，而有“开国”之功的贵族，甚至那些获得乡品一品的人，其起家官的官品不会超过五品。世袭的爵位只传给嫡长子，而官品较高的家族则能世袭某类起家官。

比这些稀有的世袭爵位更重要的是，初入仕者的起家官品仅仅由出仕时他父亲的官职所决定。早些时候，官职候选人的家族背景与个人天赋都会被考虑在内，但是到280年西晋重新统一中国时，父亲的当朝官品成为评判20岁的儿子出仕时获得乡品的唯一标准。这一评定标准甚至凌驾于世袭品级之上——贵族嫡长子入朝为官的官品与其父的官职有关，而不是与爵位有关。

这些变化最直接的后果是为出仕确立了可以量化的世袭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只有皇族成员能按世袭标准获得官品，而且大部分都是象征性的官职。对于其他人而言，以世袭进入九品官序列，父亲在当时必须已经是五品或五品以上的官，此时他的儿子才能开始他的官场生涯。在西晋时期，人们仍然写文章与抗议书批评少数家族世代独霸官职，但是这样的抗议逐渐消失，因为通过世袭获得初始官品的原则已经更加牢固地建立了起来。

还有特殊的程序来保证没有家族背景的优秀个人得以出仕。地方政府仍然每年按照汉代所倡导的“孝廉”“茂才”的标准来举荐人才。此外，西晋朝廷有时会颁布法令，要求往上举荐人才，他们会在都城参加考试，可能会被任命在一个见习的职位上，比如宫廷中的郎官（八品），以等待正式的任命，或者在才华极其出众的情况下，直接被任命为六品官。对于寒门子弟而言，另一个出仕的途径，一般是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或者在清谈中展现的敏捷才思，在高级官僚那里获得掾属的职位。官僚们，比如太守、刺史或中央朝廷的三公，他们有权任命自己的掾属，所以有野心、有天赋的人会努力赢得他们的赏识，进而出仕做官。最高官僚手下的掾属是七品，而其他低阶官僚的掾属官阶也相应地递减。

尽管这些早期的选官模式遗留了下来，但到了3世纪末，门第不仅决定了起家官，同时也改变了政府的根本架构。当朝为官以及官职的分级化，使得官阶越来越成为身份的象征和社会地位的反映，越来越和手中实权的大小无关——造成这种现象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不通过世袭方式所获得的官职都是最低阶的。即便毕生艰苦工作并有杰出的表现，这个人也只能升到四品或五品。而他在这一品级的一些同僚只是初入仕者，所倚仗的不过是高贵的血统，而非本人的经验或本领。以察举出仕的发展前景是如此受限，假如还有任何其他的途径可以出仕，人们都会拒绝行此道。到西晋末年，通过察举出仕已经成为人生的污点，任何出身名门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汉代做官的阳关大道——凭天赋和个性——已经成为招募做官无门的寒门子弟来做不起眼小官的一种手段。

其次，全部官职逐步被划分为适合贵族子弟的“清官”与另外的一些“浊官”。此外，有些官职掌握实权，需要切实承担责任，另一些则没有那么重要。有些职位，比如接近皇帝或亲王，或者属于吏部的，则既是“清官”也有实权。其他的，比如供职于翰林院，虽是“清官”但没什么实权。另一些，比如御史，其工作本质即是“浊”的，但也掌握大权。最后，有一些职位既是“浊官”又无足轻重。对于那些世家大族而言，他们的性格与谈吐最标志性的特点就是“清”，所以只有“清官”才可以做，至于这些官职是否会带来实际的权威性则是次要的。

因此，尽管古老家族为显示地位崇高而占据了大多数名义上的高位，却没有哪一家能够连续几代一直在朝廷保持强大影响力。关键的官职都被没有势力根基的“新人”所占据——他们完全依赖于统治者，因此更易于投机迎合、按皇帝的心意做事。门阀子弟如此看重他们官职所代表的崇高地位，以致他们会拒绝官职的变动，哪怕这种变动会增强他们的政治权力，这一趋势——加上世袭官职的传统只决定起家官的官品，今后的升迁还要靠个人表现，同时，只有最高血统的人，其子孙后代才能在起跑线上获得优势——限制了一个真正的贵族阶级的发展，即并没有生出一个能掌控甚至独霸政治大权的世袭贵族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