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汉朝的崩溃与三国的兴起

东汉的覆灭有几个原因。在乡村，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却集中在少数权势强大的大家族手中，这就导致广泛的贫穷、社会崩溃与强盗四起。都城的军队数量少且离得远，还有很多富家子弟在军队里挂闲职，所以并没有什么军事行动力。至于边境的正规军，自从不再进行全国征兵，所有士兵都是由将军招募来的，因此他们也就会永远服从将军本人的命令。在东汉“以夷制夷”的政策下，边境形势更加紧张，朝廷只好将那些自称的同盟部落迁至国内，但他们仍旧剽掠汉人的村落。

乡村因游民团伙与游牧蛮族的出现而愈发无序，暴力事件频发，朝廷既无法与地方大户联合来维护和平，又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强制重建秩序。每一个地方社会只能进行自我保护，这就形成了许多帝国掌控之外的民兵团。更多落后的地区围绕着中国早期农村社会极为看重的宗族关系来组织防御兵力。在经济繁荣地区，防卫力量由当地地主领导的佃户或雇农组成。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四川和山东，由地方显贵领导的农民们形成了一个个军事化的宗教团体。这些团体承诺会消除饥荒、祛除疾病，并预告了一个太平盛世，要么改革汉朝，要么就将其彻底推翻。

在这些运动中，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以及随后一系列的地方起义并没有直接推翻汉朝，但是这些起义确实预示了汉朝的崩塌。当一个线人密告即将到来的起义时，却发现地方官们其实早已知道这场运动，只是没有选择将之上报。黄巾军的追随者甚至存在于宫廷禁卫和宦官中。这场武装起义最终在都城以南、以东和东北方的十六个辖区爆发，皇家军队的镇压失败，很多皇子被杀或是被俘。最终，反宦官的党人及其支持者征募了军队，其中很多兵源都是依附于地主富户的农民，他们扑灭了这场黄巾起义。

在洛阳以东领兵抗击黄巾军并取得关键胜利的那些将军，很快被宦官调离他们的岗位。在汉灵帝的委任下，宦官指挥着一支新组建的禁军。可是，汉灵帝于公元186年5月15日驾崩，在这之后的摄政者把西北前线的将军董卓召回都城，并向反宦官集团伸出橄榄枝。当宦官发现了这些秘密举措后，他们谋杀了摄政者。这刺激到了新禁军中的一些低级将领，特别是袁绍、袁术，他们抢占了洛阳并对宦官进行了屠杀。

然而，这个胜利是短暂的。由于反宦官的党人曾被朝廷排斥了二十余年，他们夺权之后却发现，现在的政治权力不在朝臣手中，而在军队统领手上。董卓入京后，成为军事独裁者，这导致这些屠杀了宦官的军官们逃往东方，在他们的地方大本营招募新的兵源。因为担心即将到来的危机，董卓将幼小的汉献帝及其朝廷挟持至自己的大本营长安。他的部下将洛阳焚毁。

尽管献帝这位汉朝的末代皇帝直到220年才被正式废黜，190年都城的焚毁与朝廷的沦落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汉朝的终结。公元280年西晋短暂统一之前几十年的分裂割据、军阀纷争就是著名的三国时代。（地图2）魏、吴、蜀被军阀割据，少部分地区由持有大量土地的大族所控制。有时这两个集团会有重叠，但是关键的区别在于：有些人只是在当地有影响力，另一些人通过招募军力，则能带动整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力量。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前者视野局限，并有可能成为到处劫掠的军队的受害者，而后者通过从起义失败者、夷狄战士与盗匪组织中招募大量兵力来获得政治权力。这种军事权力从社会权威中分离出来的现象，成为南北朝政治史的决定性特征。

汉朝末期最重要的军阀是曹操，他是一位军事领袖、诗人与制度改革者，他提出的政策在其死后很长时间里依然保留有影响。曹操的父亲是宦官的养子，他在屠戮宦官一战中已经是一名军官，后又组织军队反抗董卓。公元193年5月22日，董卓被吕布暗杀，他的一些属下允许年轻的皇帝与他的朝廷返回洛阳。当曹操强有力的对手袁绍试图辅佐一个新的傀儡皇帝时，曹操将汉献帝送回自己的大本营许都，实则将其软禁。在这戏剧性的一幕之前，曹操不过是华北平原上众多冒险军阀中的一员。但是以皇帝为象征、以“匡复”为口号，他吸引了许多有天赋的年轻人为他效劳。在他们的建议和管理支持下，他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且逐步击败了每一个对手。在205年，他除去了他主要的对手袁绍的势力，并重新统一了黄河冲积平原，而这里仍然是中国人口与经济的核心区域。

在统治早期，曹操过于依赖暴力与独裁统治，使许多汉朝的地方遗老对其敬而远之。然而作为汉王朝的保卫者，他听从了荀彧及他人的建议，表现得像一个汉朝的忠臣和道德榜样。205年击败袁绍势力后，曹操的地位更加稳固，他便又开始了专制统治。208年攻占长江中游的荆州北部之后，他更倾向于严惩那些公开反对他的人。在占领荆州的治所——汉水中游的襄阳之后，他将很多文人带入他的朝廷，这些人原本是他的对手刘表所聚集的。这些文人为逃避北方的政治灾害而逃到南方。他们填满了曹操的朝堂，远离政治与道德的批评。

地图2

208年占领襄阳是曹操军事上的一个巅峰。他继续南征，向长江边的江陵进军，在这里他聚集了大量船舰，准备沿江而下，一统中国。但是他的舰队在赤壁被孙权的军队摧毁。孙权控制着长江下游地区，这次在另一位军事领袖刘备的协助下，取得荆州之战的胜利，并领导着南方。作为中国政治史的转折点——赤壁之战的细节，在早期党人的记载中被完全省略，只给后世留下一些神话。无论发生了什么，这次战役首次显示，北方军队要想占领南方会面临怎样的困难——首先面对的就是需要进行长途跋涉，而且要适应水上而非陆上作战。曹操向北方的撤退使其尽快统一中国的希望落空。

公元207年，曹操征乌桓取胜，四年后又击败控制汾河流域和汉朝旧都长安地区的军阀们，此后曹操在北方的统治更加稳固。赤壁之战的胜利者们，则围绕着长江中游地区的控制权展开了斗争。最初，刘备在这一地区手握要权，在受到另一个地方掌权者的邀请后，又从这一地区出发向四川南部扩张。孙权一开始无力反对这一新兴势力，因为他要时刻防范曹操的军队，那时曹操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淮河以南的地区。但在215年，孙权击败了一些刘备的将领并夺回荆州。曹操在汉中（四川南部）攻降张鲁领导的道教国也对孙权的行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这一胜利并没有改变权力的平衡，汉朝旧疆逐渐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

刘备在219年之后继续崛起，那年他在四川北部战胜了曹操的将领，从而将整个区域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以此为基础，他命令关羽带兵，沿汉水对曹操在襄阳的军队发动了进攻，曹操的军队遭到了猛烈的反扑。刘备的崛起使孙权警醒，再加上对失去荆州的愤恨，孙权放弃了他以前的同盟者，转而与曹操联合击败刘备并杀掉关羽。220年曹操之死使混战暂停。曹操的儿子曹丕宣布帝国的新国号为魏，这标志汉朝的正式终结。刘备与曹丕针锋相对，宣布他在蜀地建立的国家的国号为汉。222年，刘备又试图报复孙权此前的背叛，但是这场战役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并且让他失去了荆州。刘备困守于他在四川的根据地，并于次年辞世。这样，223年时中国被正式地划分为三个国家，尽管孙权直到229年才宣布吴国的建立。

对三国时期的记载大多集中在魏国，司马家族于249年发动高平陵政变夺权，并逐步除掉曹氏的同盟者，于265年正式地建立了由自己统治的晋朝。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提出，曹氏家族并不在东汉出现的世家大族的网络之中，曹操开始的政策是引入“新人”，在其政府中排斥这些家族。他的儿子曹丕不仅猜忌这些有权势的家族，更怀疑他自己的兄弟们。曹丕两次征吴的尝试都失败了，并早早地死于226年，他的继承者曹叡传承了家族的偏执，并将权力与众隔绝。

与曹氏的自毁行为相反，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司马家族与世家大族通过联姻与政治结盟联结在一起，并培养了带军统帅，从而使自己成为广泛的社会精英的领袖，以此抗衡孤立、专制的曹氏。在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这种现象可得出的观点是：曹氏代表的是少数“贵族”地主的利益，而司马氏则代表了众多大地主家族。随后所发生的司马氏政变和对摄政王曹爽家族及其同盟者的屠杀，也许是曹氏战略与道德上失败的结果，抑或是他们不能正确分析他们那个时代阶级构成的结果。

这些观点建立在那个时代的财产关系与阶级结构之上，却缺乏证据，只能通过这一时期曹操巩固权力的一些政策来了解曹氏与高门士族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曹氏家族所面临的困难与命运的波折并非独一无二，因而不能说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性格缺陷或者谋略不足而导致失败。曹氏以军事权力为根基来建立政权，这就存在一些固有矛盾，其他两个国家也存在这种矛盾，只不过影响力要小一点。

汉末几十年与三国初几十年的政治史就是由这样一种地方有权势、有土地的家族与活动在更高层级甚至是帝国层面的军人之间的分裂所决定的。一些军人是豪门大族的子弟，他们依托家族力量征召大量的军队，而另一些则是没有家族背景的冒险者。但无一例外，那些冲出地方、建立全国政权的人依靠的都是军事力量。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军阀在公元220至230年间能建立国家，但他们的继承者却难以维系统治。建国者都是有魅力的强者，曾建立军事伟业，他们开拓疆域，成为流传千古的英雄，其继承者只有以如下三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协助自己树立权威的军队进行整顿，建立官僚体系，或者依赖地方有权势的家族在当地维持秩序。

曹氏的失败与他们的军人出身有关，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套在与其同期发展的吴国身上。孙氏家族成为长江下游的统治者靠的是与权势家族的联盟。权势家族既有刚从北方来的移民，也有自汉代便在当地打下根基的家族。北方移民都是军事冒险家，他们的家族背景至多为他们征召兵士铺了第一步的路。到公元250年左右，只有南方的家族还掌握着权力。因此，吴国的演变实际上是从军人统治的政府向世家大族统治的政府转变。四川的刘氏政权走的也是类似的路。

在这三种情况中，建国者带来的军事力量和权威声望在其过世后就基本消失了，要建立长久的国家政权，就导致权力转入当地权势家族手中。当朝廷强势时，它与当地的地方势力和谐共处，但是当朝廷无力时，世家大族就会从中央独立出来。南北朝的政治史便成为军事王朝统治者与地方权势家族之间的拉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