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灵活的外交方略

东吴的孙氏一族，与三国中的其他两家——曹氏家族和刘氏家族——的家族背景是很不相同的。曹氏家族属于大宦官之家，在东汉末的王朝统治集团中据有特殊的地位，而刘氏家族据说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属于皇亲国戚，因此刘备被称为“皇叔”。而孙氏历世只是“富阳小吏”，可以说没有多大的政治靠山和政治背景。他们的优势在于与社会下层比较接近，就拿孙坚来说，“年十七，与父共载船至钱塘”，从此，闯荡江湖，与海贼、失意者、起事者有较多的接触。这样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日后在处理外部以至外交事务时比较灵活、圆通、务实。

中平元年（189）黄巾军起，汉王朝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儁将兵镇压。孙坚一看这是个机会，就投到了朱儁门下。在攻打宛城的战斗中，“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遂打破之”（《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由于孙坚的英勇善战，他被以状闻上，拜为别部司马，奋力攻下长沙后，晋升为长沙太守。“汉朝录前后功，封坚乌程侯”，这也可以说是孙氏家族步入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灵帝死后，董卓专擅朝政，在一片的讨董声中，引发了牧守混战、群雄割据。在各派势力中，孙坚选中了袁术，袁术也赞许他的英勇善战。襄阳一战，孙坚战死，长子孙策继续委身于袁术。袁术看到孙氏是江东人，就让他回江东发展。这正合了孙策的心意。兴平二年（195）受命渡江作战，不久在江东建立了根据地，兵二万，马千匹，算是一股不小的地方势力了。但总的看来，当时孙氏羽翼未丰，还是巴结袁术，袁术也对他有好感，以至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袁术把孙策当儿子看待，可见两者的关系非同一般。

可是，过不多久袁术称帝，孙策马上就与袁术决裂，并且发表了严正的决裂声明。所谓“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在群雄中他看好曹操，于是就加入了曹操集团。投桃报李，曹操就让汉献帝给了他讨逆将军的名号，封为吴侯。这样，孙氏在吴地有了合法的地位。当时曹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付强大的对手袁绍上，“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这样一来，曹操与孙氏家族攀上了儿女亲家。这对曹操来说是一种策略，而对孙氏家族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既然如此，在曹操和袁绍的对垒中，孙氏理应站在曹操一边。可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建安五年（200），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他是另有一番打算的，他想以江东为基地发展自我。只是由于当时发生了“孙策被刺”的突发事件，从而中止了一切。

曹操在击败了袁绍势力后，实际上矛头所向就是江东的孙权和西南的刘备了。曹操一面“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一面又大兵压境，准备乘孙权与刘备立足未稳聚而歼之。在当时条件下，“曹操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在孙吴政权内部，“多劝权迎之”，也就是都劝孙权投降曹操。这里的“迎”字，作投降解。可是，孙权显得镇定自若，与周瑜、鲁肃一起推行了联刘抗曹的政策，结果赤壁一战，大败曹军，“三国鼎立”的局面也由此形成了。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纪年简牍。仅在第22号古井内发现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就达数十万枚。经初步研究，断定为孙吴嘉禾元年至六年（232—237）长沙郡的部分档案。涉及了孙吴时期长沙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租税、户籍、司法、职官等，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社会交往和经济关系等情况。

赤壁之战后，孙吴政权的外交更加灵活，也更加务实。总的大政方针当然是联蜀汉以抗曹魏，但时而会以联曹魏为重，时而又会以联蜀汉为主，时而模糊于联蜀与联魏之间，有时还会故意讨好曹操，劝曹操取汉帝而代之。而终极的目标是赢得孙吴政权的生存权。“吴在三国中，内部最不稳定，可是立国时间反比魏、汉长”这一问题， 的确值得讨论。孙吴政权立国时间长，固然与孙权仅一人统治时间就长达半个多世纪有关，与东吴地区大族的支持有关，但切不可忘记，它与孙吴政权在外交上的出色成绩也是分不开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称孙氏能“审时度势，灵活处理与蜀、魏之间的关系”。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亡故，曹丕取汉献帝而代之，是为魏文帝。孙权派特使赵咨去祝贺。魏文帝问：“吴王是怎样的一个主子？”赵咨回答：“是一个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文帝要他讲得具体一点，赵咨就说：“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这些说法大致上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