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诗与小说——个性的文学

诗本为歌

提起中国古典文学，大部分人首先就会联想到李白、杜甫的唐诗。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在日本一般被称作汉诗，大部分都是五言诗或七言诗。不过中国古典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五言或七言形式。中国最古的诗集、先秦时代的《诗经》基本上以四言诗为主，《楚辞》则字数不定。五言诗、七言诗发展成为主流，则要到后汉末期至三国的这一段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曹操父子以及他们身边的一些诗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的诗起源于民间歌谣，最初都是唱出来的。所以四言、五言、七言这些诗的体裁的不同，实际上是由诗的原有曲调的变化产生的。人常说歌随时变，因此随着音乐的兴衰，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专门设置了乐府，收集各地民谣，因此汉代民谣一般又被称作乐府，其形式主要为五言。相对的，七言诗则多用于铜镜的铭文，被认为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歌谣。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就有七言诗出现。

后汉末期以后，模仿这种五言乐府诗的体裁，文人们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古诗十九首》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描写了人们的内心痛苦与觉醒。比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第一首）描写离别之情；“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第十五首）则表现了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特别是后者，流露出一种人生短暂，死后未知，活着就应该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思想，反映了人们相信永生的古代信仰的动摇与生死观的变化。《古诗十九首》作者不详，但是，在后汉末期的文人代表名士蔡邕和他的女儿蔡文姬的作品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倾向。

诗人曹操的作风

给五言乐府诗带来新风，为乐府诗在文学上的发展和完善创造了契机的，不管怎么说，还要归功于曹操。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不仅日理万机，而且在书法、音乐、围棋等方面也有深湛的修养，作为诗人他也是超一流的。曹操在音乐和歌谣上的才能与他的祖父、宦官曹腾曾任宫中音乐小黄门一职有一定的关系。

下边我们来介绍曹操的代表作《蒿里行》，它抒发了关东诸侯联合讨董失败后的心境：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第五行的“淮南弟”指自称皇帝的袁术，“刻玺”则指袁术之兄袁绍私刻玉玺觊觎帝位。这首诗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关东诸侯为讨伐董卓从联合走向内讧的历史。表达了曹操内心的无奈和他对民众饱受战乱之苦的同情。曹操的这首《蒿里行》，与歌唱同一题材的“鼓吹曲 ”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如上述所言，曹操在戎马倥偬的征战中，把自己的日常所感常常寄托在诗歌里。作者不详的《古诗十九首》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民谣特征，歌唱的题材也是一些万人共通的普遍问题。相比之下，曹操的诗则表现了具体情况下的曹操的个人感情。正是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个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的文学形式，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这个时代诞生了。

曹操这种对诗的爱好，也传给了儿子曹丕和曹植。特别是曹植，不仅是这个时代的，也是唐以前六朝时期的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曹操父子的作品，有不少是在与幕僚、近臣的应酬以及宴会上作为即兴之作写成的。其中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人的作品也受到高度评价，曹丕在所著的《典论·论文》中称他们为七子。后世以他们活跃期的年号称他们为“建安七子”。曹操父子与建安七子的文学，在当时那个时代特有的悲怆感和个性觉醒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慷慨激昂的表现风格，被后世称作“建安风骨”，受到唐代李白、杜甫等人的称赞。

围绕“铜雀台赋”的矛盾

《演义》里引用了大量的诗歌，但大多是对书中人物或事件进行批评的后世之作，书中人物自己写的诗，大概只有赤壁之战前夜曹操的诗和实际是后人伪作的曹植的七步诗。另外，还有在刘备三顾茅庐的一回里，出现过诸葛亮岳父黄承彦吟唱诸葛亮《梁甫吟》的情节。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诸葛亮曾作《梁甫吟》，而且这首被认为是诸葛亮所作的诗（实为后世伪作）也见于书中。不过它描写的是春秋时代的贤者晏子设计用两个桃杀三勇士的故事。《演义》作者大概觉得这个内容与三顾茅庐时诸葛亮身上那种逍遥的隐士风格不符，所以把原来的《梁甫吟》改成了一篇毫无关系的咏梅诗。

《演义》里还有一个场面是，赤壁之战前，诸葛亮为了激将周瑜，故意说曹操南征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听说孙策、周瑜夫人大乔、小乔姊妹漂亮美丽，所以想把姊妹俩抢占到手，带回邺都铜雀台，供晚年享乐。诸葛亮还当场背诵曹植的《铜雀台赋》。其中有“揽二乔兮东南，乐朝夕兮与共”两句，周瑜听了果然大怒，遂决心联蜀抗曹，《演义》的情节如此。

85 铜雀台旧址　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与金虎台、冰井台同时兴建。上有楼阁，屋顶装饰有巨大铜雀。河北省临漳县

这里的《铜雀台赋》，正确的名称应该叫《登台赋》，的确是曹植为铜雀台写的一篇作品。只不过上述的两句在曹植的原作里并不存在。《演义》作者是从唐代杜牧《赤壁》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受到了启发，才杜撰出原文里不存在的那两句来。又让诸葛亮背诵它们去激怒周瑜，安排得确实很巧妙。而且在《演义》的早期文本中，这两句为“挟二桥于东南兮，若长空之螮蝀”，表面上说的是“桥”，实际上是暗喻“二乔”，在后来的修订版里，毛宗岗为了简单易懂把“二桥”干脆改成了“二乔”。《演义》的作者和修订者在表现技巧上都很下工夫。

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曹操筑铜雀台是在赤壁之战两年后的建安十五年（210）。《演义》也在赤壁之战后的第五十六回里写“曹操大宴铜雀台”，这时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王粲还到场作了诗（诗没有被引用）。所以说，赤壁之战以前不可能有曹植的《铜雀台赋》。如果《演义》从开头到结尾都是由一个作者构思的话，这样的矛盾也就不可能出现。诸葛亮背诵《铜雀台赋》的情节，很有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

这些且不多说，在《演义》引用的诗赋中，真正属于故事人物所作的作品只有曹操的诗和曹植的赋。诸葛亮的《出师表》当然是被选用了，据说为他所作的《梁甫吟》却只用了题目，诗的内容是莫名顶替的。像这样，在提及三国时代的文学作品时，存在着只列举魏国文人作品的倾向，只不过是因为新的文学运动发生在以曹操为中心的魏，而在吴、蜀几乎没有可称之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如果把新文学作为开拓新时代的一个象征性现象的话，这个现象只有在魏才能看到。

竹林七贤

以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这七人为成员的“竹林七贤”，活动在魏正始年间以后，也就是司马氏篡权剧愈演愈烈的时期。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从这一点来说，竹林七贤基本上可看作是建安七子的后辈。说起“竹林七贤”，给人的印象是一些终日聚在竹林中饮酒清谈的隐者或超凡脱俗的奇人。但这都是后世的想象。他们实际生存的那个时代，是司马氏和反司马氏两派展开残酷政治斗争的黑暗时代，是稍不留心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的恐怖时代。而且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本来就与曹家关系紧密。他们的豪饮放纵，其实可以看作是为了在黑暗恐怖时代求生存的一个隐身自晦的手段。下面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逸话，司马昭想给儿子司马炎娶阮籍之女，阮籍为了躲避，每次见面都喝得醉醺醺的，使司马昭找不到机会提这门亲事。嵇康则是遭司马氏近臣钟会的陷害而被杀。

86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拓本，南京博物院藏）　南京市近郊西善桥宫山墓出土。绘有竹林七贤加上春秋时代的荣启期等八人的墓砖。为最早竹林七贤绘图

相对于建安文学的悲凉之中渗透着慷慨激昂的风格即所谓的“建安风骨”而言，七贤的文学则散发着一种更加深刻的悲哀和沉痛的孤独感，与当时的时代面貌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也正因此，他们的作品才放射出更加强烈的个性光芒。其代表作品为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首：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里没有曹操诗中描写的那种白骨遍野的战争惨相，取而代之的是孤鸟离兽的无人旷野。这里所描写的与其说是实际的景色，还不如说是作者孤独的内心世界。没有能够交心的知己，只能通过自言自语来消除内心的郁闷。

与直截了当痛斥讨董同盟背叛瓦解的曹操相比，阮籍的身上则充满了更加沉闷、更加扭曲的情绪。这种近乎绝望的孤独贯穿《咏怀诗》的全篇，读者能从中体会到作者忍受孤独的顽强意志。正因为如此，《咏怀诗》被视为中国诗中格调最高的个性诗作之一。至此，五言诗开始逐渐从自己所起源的民谣风格的乐府诗中分流出来，形成了一股独立的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文学潮流。

文豪鲁迅的评价

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一文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里所说的文章不仅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还是一个包括历史、哲学在内的更广义的概念。他还在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用以强调文学中的个人之气，也就是个性的重要性。近代文豪鲁迅在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这个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

有关阮籍的不拘礼法，传说很多，比如他对自己喜欢的人用正眼看，对自己讨厌的人就翻白眼看，在母亲的葬仪上他竟喝酒吃肉等。阮籍的这些行为，是对儒教礼节假面下统治者疯狂争夺权力的那个虚伪时代的一个讽刺，是忠实于内心真实感情的一种思想表白，同时也是在乱世隐身求生的一种智慧。这种在不稳的时局中产生的紧张感使他的孤独感变得更加深刻敏锐，从而创作出众多的优秀作品。这点与嵇康、刘伶非常相似。比如嵇康，山涛推荐他做官，他不但以自己性情懒惰不宜做官为由固辞，还写信给山涛提出绝交。写有《酒德颂》的刘伶更是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他给家仆嘱咐哪天如果自己醉死在哪儿就埋在哪儿。他们的这些肆意放达的言行，被收录在后人编写的人物言谈轶事集《世说新语》里。

竹林七贤之称，是进入东晋时代以后才出现的，当时七贤像常常被人们作为绘画的题材，超凡脱俗的隐者形象也逐渐形成。南京发掘的六朝陵墓的画像砖上，就有竹林七贤以及春秋时代的隐者荣启期这八个人的画像，可以从这里看到当时人们对七贤的认识。

卖鬼的故事

曹操非常多才，他的儿子曹植则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比他的父亲更加多才多艺。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叫邯郸淳的文士前来拜访曹植，曹植非常高兴，他先是脱光了膀子跳起西域舞蹈，又是表演杂耍舞剑，然后还朗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最后他更衣整容，与邯郸淳从开天辟地以来的历史说到人物优劣，又评说古今文章、时政的是非，最后甚至大讲兵法，使邯郸淳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里所说的小说，与现在的小说不同，基本上不涉及政治、哲学等严肃话题，只不过是一些轻松有趣的小故事而已。这些小说自战国时代以来就已经出现，到了这个时代因为社会及价值观的多样化，生死观的变化，道教、佛教的影响等，有关鬼怪以及阴间的怪谈非常流行。曹植给邯郸淳朗读的小说，可能属于这类故事吧。

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收集怪谈的作品里有一本曹丕的《列异传》。这本书并不是曹丕的个人著作，估计是把当时在他的沙龙里说的故事编辑而成的。这本书虽然已经散失，但是其中的几篇被引用在后世的书籍里。其中宋定伯卖鬼的故事广为人知。

一天，宋定伯独自夜行遇到了鬼，就说自己也是鬼，与鬼同行。半路上他们决定轮流背对方赶路，鬼没有重量，而宋定伯却很重，过河时鬼没有一点儿声响，而宋定伯却搅得水声很大。鬼觉得奇怪，就问怎么回事儿，宋定伯就推说自己是新鬼，还不习惯。最后宋定伯问鬼最怕什么，鬼回答说最怕人的唾沫。宋定伯就向鬼吐唾沫，鬼于是变成了羊。宋定伯把羊拉到市场上卖了，小赚了一把。这简直就是一个捉弄人的，不对，应该是捉弄鬼的故事。这种把鬼说得低人一等的写法，代表了当时由生死观变化带来的以人为中心、以现世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不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卖鬼这种新奇的构思和那种傻乎乎的憨厚幽默。

再来看一个拿仙人取笑的故事。有一天，仙女麻姑下凡蔡经家。麻姑指甲很长，蔡经看了不由地说，这么长的指甲给我挠挠脊背肯定很舒服。麻姑听了火冒三丈，一怒之下杀了蔡经。挠脊背用的小竹耙子在日本叫“孙子手”，实际上就是从“麻姑手^[1]”的发音转变来的。这个故事虽然给人们讲了一个因冒渎神仙而受罚的可怕故事，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让神仙给自己挠背这种想法的奇拔和幽默。在这点上与上述宋定伯的故事是共通的。

笑话与怪谈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时代的人们非常重视会话的机智。孙权爱开玩笑是很出名的，刘备也有用俏皮话逗人的记载。幽默是一种笼罩于当时整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专门供人逗笑取乐的笑话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也许越是战乱的岁月，人们也越是追求以一笑来发散内心的痛苦。前面我们提到的邯郸淳，据说为他所编的《笑林》，是中国最早的笑话集。下边我们来介绍几篇。

有一个北方人来到南方的吴国，吴人做竹笋招待他。没吃过竹笋的北方人问这是什么，吴人回答说是竹子。北方人回去后，马上把家里的竹席放到锅里去煮，可是怎么也煮不成竹笋那么软。北方人很生气，骂道：“吴人太狡猾，竟然骗我。”下一个故事是吴人到北方的事，北方人拿出酸奶招待吴人，吴人不知酸奶为何物，硬着头皮都吃了。回到旅馆恶心得全吐了。吴人怀疑被人下了毒，便嘱咐儿子说：“那个难吃的东西是被下了毒，不过北方人也跟我一起吃了，我死他也得死。你可得小心，千万别上当。”这些以南北饮食文化以及对抗意识为笑料编出来的笑话，给来往于魏吴之间的使者们肯定带来不少宴会上的快乐。

三国时代盛行的怪谈，后被称为志怪小说，《世说新语》中的那些人物逸话被称作志人小说。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在没有明确的创作概念这一点上与后世小说不同。可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近世小说，却是把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作为它的一个源流发展起来的。

另外，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学性很强的书信，像曹丕写给吴质的书信以及陆机、陆云兄弟之间的往复书简等，也作为散文文学出现。这与当时书信的广泛普及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