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白莲教的传播

一、开河、变钞激化了阶级矛盾

元朝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趋激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陶宗仪《南村辗耕录》中收有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这首小令不知为何人所作，但流传很广，“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以其有关于世教也，今此数语，切中时病。”掏宗仪为元末明初人，他亲眼看到了元朝的社会状况，认为小令所写“切中时病”。考之史实，也确实如此，引起元末社会矛盾走向激化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开河”与“变钞”两项。

元朝时，奸佞专权，政治腐败，不注意水利的兴修，因此，经常发生水灾，特别是黄河，为害最大。至正四年（1344年）5月，大雨连下二十多天，由于河堤失修，黄河暴溢决口，平地水深两丈多，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6月，又北决金堤，造成特大水灾，沿河郡邑，如济宁路（今山东巨野），单州（今山东单县）、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砀山（今属安徽）、金乡（今属山东）、鱼台（今属山东）、丰县（今属江苏）、沛县（今属江苏）、定陶（今屑山东）、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成武（今属山东），以至于曹州（今山东菏泽市）、东明（今山东东明南）、巨野（今属山东）、郓城（今属山东）、嘉祥（今属山东）、汶上（今属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等处皆受水灾，“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溢出的河水北入会通运河，又使运河决口，济南路（今山东济南市）、河间路（今河北河间）

的一些州县遭受水患。大水过后，农田颗粒不收，8月，山东已经“民饥相食”；随后又发生旱灾、蝗灾、瘟疫。余阙说：

“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田莱尽荒，蒿荛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严重的灾害，使人民大量死亡，土地荒芜，饥民数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

黄河决口，不仅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同时，由于运河淤塞，也影响了漕运，江南粮食不能北运大都（今北京市），京师出现粮荒。再者，河决不修，也“坏两漕司盐场，妨国计甚重”，漕运、盐场遭到破坏，使元政府的收入大为减少，财政发生危机，元廷深以为患，至正九年（1349年）冬，脱脱再任丞相，力主治河，顺帝集百官廷议，都漕运使贾鲁亦言当治，并提出具体修治方案。至正十一年（1351年）乃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十三路民工十五万人，以庐州（今安徽合肥市）等十八翼两万多军队进行监督，调往河上，进行大规模治河。贾鲁的治河方案是“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即开齿黄陵岗一带白茅新河，堵塞决口，使河水经徐州东会淮河入海。

连年的黄水泛滥和各种自然灾害，已给黄河沿岸人民带来灾难，现在又被强迫征发去开河，这等于火上加油，人民怨声载道。民工到达工地之后，他们的粮食和工钱又受到治河官吏的克扣，处在半饥饿状态中的河工，在军队的皮鞭下，从事极沉重的劳动，人民愤怒极了。

元顺帝统治时期，由于皇室、贵族、官僚们竞相奢侈浪费和皇帝滥行赏赐，终于造成了国库空虚，出现财政危机，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元朝统治者便企图通过变更钞法，用嫁祸于劳动人民的办法解决，至正十年（1350年）11月，元顺帝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对变更钞法，当时也曾有人反对，但无济于事。在权臣右丞相脱脱的主持下，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10月，设宝泉提举司，鼓铸至正通宝钱，并印造至正交钞，令民间通用。但实际上鼓铸铜钱甚少，主要印造交钞，竟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交钞、宝钞并行，比值不同，交钞为宝钞的一倍，因此，变更钞法，人民以“钞买钞”，宝钞贬值一半，政府发行交钞，实际上成为从人民手中搜刮宝钞的一种手段。更由于发行交钞数量太多，“行之未久，物价腾贵，价逾十倍”，造成物价飞涨，京师交钞十锭（五百贯），竟买不到一斗粟，人民视交钞如废纸，“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总之，变钞使人民受到一次空前的浩劫，而“因用遂乏”，元朝政府的财政走向崩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根本原因，虽然是元朝的社会矛盾，但开河变钞却是促使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线，直接导致了元末红巾大起义的爆发。

二、白莲教的传播

白莲教，又称白莲宗，其渊源为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东晋庐山东林寺僧慧远所建的白莲社。南宋绍兴（1131—1162年）年间，昆山（今届江苏）僧人茅子元（法号慈照）创立了白莲宗，即白莲教。

白莲教崇信阿弥陀佛，其教义比较简单，认为信徒只要不断地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还要求信徒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由于它的教义。戒律简单易懂，因而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为了发展巩固白莲教组织，茅子元建立了一套师徒关系，宗门关系，他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作为白莲教的中心，自称导师，坐受众拜，其徒众以“普、觉、妙、道”四字排辈命名，这样就建立了密切的师徒关系。从此，白莲教就不再象白莲社那样松散，而形成了打较为严密组织的教门。另外，白莲教为了更广泛地吸收信徒，它还改变了僧人必须出家的旧传统，接纳有妻室的人为僧，这些人木穿僧衣，不剃发，可以娶妻生子，专靠传教吃饭，成为一种职业僧人，当时被称为“在家出家”，或称“有发僧”。这样，就大大便利了白莲教的传播，许多人因为它的教义通俗易懂，又不必出家而入白莲教门，僧徒逐年增多。

白莲教在南宋时已传到北方，元朝统一后，对各种宗教采取保护政策，白莲教因而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时“南北混一，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白莲教的发祥地庐山东林寺也受到保护，元贞元年（1295年），元成宗还封其住持祖訚为白莲宗主，茅子元创建的淀山白莲堂也扩建为普光王寺。十三世纪末，白莲教进入其发展的全盛时期，东林寺、普光王寺是它的两个中心。

元至十七年（1280年）4月，在江西都昌爆发了白莲教徒杜万一领导的反元武装起义。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广西柳州爆发了高仙道的起义。稍前几年，在彰德（今河南安阳）还爆发了朱帧宝领导的起义，他们均以白莲教的名义发动起义。白莲教的一连串起义，使元政府大为震惊，至大元年（1308年）5月，武宗下诏、以白莲教徒“夜聚明散”，“煽惑人众”，娶妻生子，身子不净等为由，下令取缔，“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许多白莲道人因此而家破人散，白莲教受到沉重打击。随后，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武宗死，仁宗即位，当年7月，曾解除白莲教之禁，但至治二年（1322年）又下令禁止白莲教。经过这两次打击，白莲教徒人数减少，并被迫转入秘密状态。

元末北方白莲教的首领是韩山童，他出身于白莲教世家，其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今属河北）”，遂为永年人。韩山童继承祖业为北方白莲教主，他宣传天下将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世间就太平了。这些宣传大大超出了“往生净土”的教义，赋予了积极的政治内容，它使处于元朝黑暗统治下的苦难人民看到了光明，有了希望。过去幻想到西方净土去参拜弥勒佛，现在佛的化身明王就要来到人间，人民将会过上幸福的日子。韩山童的这一口号，争取了群众，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当时“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白莲教秘密广泛传播开来，信奉者越来越多，教徒布满中原。

南方白莲教的首领是彭莹玉，他原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慈化寺东村庄民家子，十岁入慈化寺为僧，十五岁开始以南泉山泉水为人治病，“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他以行医疗病为手段，秘密传播白莲教。至元四年（1338年）他与徒弟周子旺曾在袁州起义，起义者背心皆书佛字，以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伤，有众五千多入，周子旺自称周王。这次起义，很快遭到元兵的镇压，周子旺及其母亲、儿子天生、地生皆被杀害。彭莹玉脱身逃往淮西，在民间隐藏下来，有司虽严加搜捕，但当地人民多方掩护，“卒不能获”。在群众的保护下，彭莹玉继续在淮西一带秘密传播白莲教，为了逃避官方的追捕，他多次改名，故有彭翼、彭国玉，彭和尚等称号。为了传播白莲教，彭莹玉跑遍淮西各州县，江西、湖南、湖北许多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大江南北的白莲教徒都尊他为彭祖。他是南方白莲教的首领。在传教过程中，彭莹玉提出了“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的口号，这—口号对发动长江中游地区的农民参加武装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山童、彭莹玉经过十几年的宣传活动和艰苦细微的秘密组织工作，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的广大贫苦农民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并且培养出了一大批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为元末农民大起义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