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家庭与居家布置

在中古时期的东亚社会中，社会等级制盛行，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不论私人还是公共的）大多要遵守严格的规范。而在中国，宋代儒家学说的复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统。宋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其社会地位的不一样而受到不同的限制和调整，这个现实也影响到了——并规定了——他们在居住、交通、个人仪表、娱乐和卫生方面的选择。

宋代社会享有很高的自由度，这使它有别于同时期的中国以外的国家。这种经济自由度使市场高度自由，商品在生产和分配上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与儒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是，宋代的商人即使很富有，他们在家庭状况、个人声望、享有的特权和社会地位方面，还是比士大夫们要低很多。

宋代的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其居所根据地方风俗用本地材料建造，房子狭小无窗。这些拥有一间或两间房的住宅阴暗而漏风，地面经常很潮湿，屋门破旧，屋顶漏水。唐宋时期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如富裕家庭中的奴仆——通常几个人挤在一起睡，甚至要和家畜一同睡。乡村和城市普通百姓的住宅，其大门不能超过规定的宽度，家居外观不得使用图画或其他装饰。

有钱的地主和官员的住宅相当宽敞、舒适，甚至很豪华。然而他们住房的大小和类型根据其品级，也受到严格限制。房屋使用的椽、梁和支撑结构的数量、房屋装修中使用的色彩、图案、装修的构件等都要根据房主所处的社会地位，遵从相应的规定。

有钱人家的家宅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祠堂，如朱熹在其《家礼》（1305年首次出版）中所说：“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是祭祀男性祖先的地方，祭台上摆放列祖列宗的牌位，它是上层社会家庭的精神中心。另外，大多数上流社会的宅第都包含有客厅、主人房间、家庭成员的私人空间和仆人住房。带有池塘和亭子的园林营造了一种沉思的氛围，而这种氛围被认为是对士大夫的生活来说必不可少的。在北宋京城开封，高官们都拥有一座由围墙圈起来的3亩（1700平方米）大小带有瓦房的院子，如我们从苏轼在1084年写给王安石的诗中所了解到的，大多数私人住宅都由平房构成。在南宋的杭州，尽管人口稠密，私人住宅多是二层的建筑，这种建筑空间更大，在闷热的夏季通风性能更好。这样的房屋分布在大街两旁。

甚至皇帝们都不得不应付宋太祖所定下的有关建筑方面的规定。太祖规定皇宫除了紫色和白色外禁止使用其他颜色，历代的宋朝皇帝一般都遵守太祖的意愿。不管有什么规定，有钱有势者总能把其宅邸建得富丽堂皇，仅一个厅堂就可以花费20万钱，甚至更多。宋初，太祖很重要的一位谋臣赵普修建自己的府邸时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赵韩王治第，麻捣钱一千二百余贯……盖屋皆以板为笪。”

1202年，行为古怪的贵族子弟政客张镃（1153—1211）描述了他位于杭州北郊的宅邸。他自夸拥有的厅堂、厢房、亭、桥和花园数量超过80，北宋时期有名的洛阳宅第在其豪宅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

淳熙丁未（1187）秋，余舍所居为梵刹……逮庆元庚申（1200），历十有四年之久。匠生于心，指随景变，移徙更葺……东寺为报上严先之地，西宅为安身携幼之所，南湖则管领风月，北园则娱燕宾亲；亦庵晨居，植福以资净业也；约斋画处，观书以助老学也……区区安恬嗜静之志，造物亦不相负矣。

张镃的同时代人王迈（1184—1248）就不赞成他的奢华。王迈认为，建造这么高大豪华的宅邸太过于挥霍无度了，所用的一些物品是违反规定的。

9世纪时，房间的大小取决于垫席的数量。垫席铺展在清扫干净的地板上，上流社会的成员喜欢坐卧于用竹子编织的垫席上，端坐于地被认为是有身份者的正确坐姿。200年后在像司马光这样的传统家庭里，家庭生活仍然是围绕着铺设在地砖上的垫席而展开的。司马光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坐椅子的风气，特别反对女性坐椅子。12世纪晚期，陆游记载说，在过去，有教养的家庭的女性如果举止失当，比如坐在椅子上，就会遭人笑话，但现在各种高低不同、带有凳子和屏风的桌子在人们生活中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大多数上流社会家庭坐的方式已经从席地而坐转为坐有靠背的木椅子了。

富人用有图案的丝绢帘子、各种幌子和镶边的墙饰来装饰其宅第，安上一台计时的滴漏。富裕家庭的成员甚至在日常用品的选择上也要显出其高贵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会把带有龙凤图案的精美的竹席与编织粗糙的垫子、藤席混在一起，他们喜欢用五彩藤条或白藤条编织的箱子。他们知道台州出产最好的镶金漆器，广州有龟贝，温州和其他沿海地区出产鲨鱼皮。在女性的房间里，半透明的、镶边的、用薄纱和其他材料做的帘子，狮形的金香炉，犀牛角杯，镶边的丝绵，绯红色的网状穗饰，玉雕龙以及玉镜等，都被视为必需品。

尽管我们现在知道不少宋代金匠的姓名，但相比于唐代，我们能看到的宋代金银器不是很多。在唐代，金银所制的盘、碟、杯、碗、箱、壶、香炉、凤簪、香囊和珠宝，以及镀金的银器，制作极其精美。而在宋朝，上述金银制品不多见，一个原因是黄金制品是皇帝和皇室专享用品，只有皇帝赏赐时，官员们才能享用金杯金碗。但金银制品少见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有教养的儒家精英们的审美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定窑、汝窑、钧窑、官窑、哥窑等宋代五大名窑出产的陶瓷应用了新的制作工艺，质量好，种类多，一般人买得起。这些瓷器代表了追求纯净、造型和材料的新品味。单色釉的瓷器反映了皇家对精美器物的偏好，也符合士大夫的欣赏品位。那些刻画、描绘手法娴熟的花、鸟、鱼、龙和云型主题的作品，其内容来自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的新感受和对美的新理解。

在汝窑、钧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中，瓷器的整个表面都涂上了上好的釉。这种釉有特别效果，尤其是带有裂纹的釉瓷，因其制作精细、表面光滑、釉的手感或凉或暖而出名。宋代日益增长的消费经济推动了陶瓷大规模生产工艺的发展，而陶瓷作品的高度艺术成就也随之出现，社会对高质量陶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今江西省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开始于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几个世纪后景德镇成为世界最著名的陶瓷生产中心。

人们的鉴赏喜好已经从贵金属转到陶瓷了。政府对此很感兴趣，实际上可能也参与到这种转变中了。如果还以唐朝同样的规模来继续使用金银所制的家用物品，政府促进经济进一步依靠金属货币流通的努力及用银钱向异族政权赎买和平的政策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上流社会一直在收藏金属盘子、龙凤簪以及贵金属所制的杯碟。但市场上流行的陶瓷制品的种类日益增多——从一只做工较为粗糙但又有些特色的棕黄色的碗，到适于摆放在书房或用于茶道聚会的、很有收藏价值的、做工精美的杯子——金银制品对人们的吸引力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再也不像唐代那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