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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夏金元史——驱口

历史大观园 宋元文明 2020-07-15 09:20:41 0


元朝统治下,乡村生活最受直接影响的方面,是整个地方人口中被征服者军队的将领们占有的、有时人数可达几千或几万的那一部分人,也包括这部分人经营的农田。蒙古人的做法是将军事行动中俘虏来的被征服民族的人口作为战利品奖给黄金家族的成员或者功臣,这些人口不在正常的户计之内,而处于类似于农奴或奴隶的地位。这类人被称作“驱口”(义近俘虏)。在征服早期,这一做法在中国北部相当广泛,而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得以一定程度的继续,并扩展到南方各省。

1235年,即征服金朝后不久,蒙古人便开始进行户口统计与登记,目的是核定军事将领投下的户数,并确定对整个人口统一实施的赋役额。当时登记在册的大致为200万户,而在此之外的投下所占有的户数,据查为76万多。为了从驱口户得到部分赋税,朝廷想将投下置于指定的官员管辖之下,但是投下主人将这些驱口看作他们的私有财产,隐瞒实际数字,以最大限度剥削他们的生产能力。在北方也有一些汉人投下封地,属于有世袭权的汉军将领,与蒙古人、色目人占有投下的情形一样。在对被征服的汉人进行剥削的问题上,中央政府与军事贵族的利益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在整个元代一直存在着。在这一利益冲突中,一般人除了离家逃走变为流民或流徙户以外,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因此,在1215年至1260年之间中国北方在册人口的剧减,可以用国内大规模迁徙来解释。

忽必烈和他的谋士们看到了与贵族争夺驱口控制权以及对驱口过度剥削造成农村生活的混乱等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力图采取广泛措施限制这种过度剥削,使农村安定。如上所述,通过设立负责劝农的社和负责税收、治安的基层组织,忽必烈政府力图减少或直接管辖属于投下名下的农村人户,使他们承担与自由农户类似的赋役。但是忽必烈汗不能够取消蒙古投下制及其驱口与匠户。一个折中的办法是指定行政官员去监督投下,并且从每年税收中拿出一部分来奖励投下领主。这并没有完全消除隐瞒、盘剥和其他一些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在忽必烈统治的这个较长时期内,约有15%的人口仍是驱口,而隐瞒的数目有可能与此相当。有元一代,在基本的财源以及对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工匠方面存在的弊病一直没有克服。

在管理农村人口方面,元朝政府在北方一直使用1260年以前采用的赋役形式,在南方则实行宋朝的两税制。这既说明政府能够实际地采取灵活措施,又暴露了其行政管理的弱点。这种弱点十分明显,助长了全国范围的流徙以及地主所有制的滥行,这在富庶一些的南方省份尤为厉害。中国农村的经济条件依旧很恶劣。忽必烈时期农业曾有一些恢复,但是在其不得力的继承者时期又都丧失了。很多方面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当时文献中记载了大量流民的许多材料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可以说明元史中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有关元末民间宗教及与之相关的造反运动的大量记载。与摩尼教有遥远的渊源关系的明教教义预言弥勒佛会在世界最黑暗、人民最苦难的时候出世。其大多数来自长江以北的几百万中国农民相信了14世纪中叶的元代中国世界就要接近黑暗的尽头,很快就会转人金色的、极乐的光明之中,天堂会在人间实现。

这个教义成功应用的原因之一是农村生活确实极端艰难,容易让人产生否极泰来的幻觉。这种思想使得普通民众的大多数易于追随声称与弥勒佛有一些关系的领导人物,而很多领导者都这样树立自己的形象。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的儒家学者虽然在群众中仍享有原有的声望,却只能起到已无号召力的地方领袖的作用,普通人中的大多数已不大受到精英们传统式的影响。元末起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儒士们一般都在政府徒劳地镇压各派起义中与政府站在一边。其他没有宗教性质纯粹是贫苦农民走投无路的起义也为数不少,其中很多只不过是以村社的自卫运动开始的,政府无力镇压强盗,村社就自己武装起来。近年研究14世纪的起义有很大进展,很快就会有能够较充分反映农村社会轮廓、描述日常生活实际状况的总结问世。

我们要再回到本章开始的那一点上来:我们还处于这样的窘境,在可以允许的最大误差范围内仍不能说出元代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对我们得到的令人费解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人口剧减情况作出说明。只要对这个基础性的重要问题拿不出答案来,我们就最多只能提出一些从宏观上加以阐述的历史问题,只能对与此有关的新近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只能提出一些有限的、暂时有用的总结意见。元史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在那个重要的时间断限内,一定存在着引起社会变化的各种潮流或各种影响的某种联系,这对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可能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


改建国号诏书的译文及改建国号意义的讨论,见[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前言”,第3—21页。

[165]查理斯·J.哈柏林在《钦察汗国与俄罗斯:蒙古对俄罗斯中世纪史的影响》一书中,没有提出这里所说的俄罗斯“历史的根本性变化和转向”的说法,不过是强调了由“蒙古影响”促成的文化延续及对俄罗斯社会的有益推动。俄国史学家始终否定蒙古在俄罗斯的统治起过好的作用,哈柏林意在纠正这种观点。相反,中国史学家尽管对其亦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强调外来统治对中国的破坏,而是强调文化的延续性,不过这种延续性是因为对中国文化输入了“积极”的因素,而不是外族影响。

[653]《元史》,卷58,第1346页。

[184]何炳棣:《1368—1953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10—12页。

[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

关于元代漏报户口的情况,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28—135页。

1207年的数字来自脱脱等编的[646]《金史》,卷24,第572—578页;卷25,第599—616页;卷26,第627—629页,缺少后来隶于江苏的三个州和隶于河南的七个府州的人口数字。1290年的数字,来自[653]《元史》,卷58,第1347—1383页。1393年的数字来自[184]何炳棣:《1368—1953年的中国人口研究》,表3,第10页。

邱树森、王颋在[775]《元代户口问题刍议》中,对有关元代人口问题的历史资料作了全面分析。这一研究引用了元代的统计数字,估计有20%的人口没有登记。他们估计从1290年括户后到1340年的几十年中,元代实际户口最高曾达到1990万户,近9000万人。因为元末的战乱,人口再次减少,到1368年元朝灭亡时,只有1300万户,6000余万人。这一结论有两个问题,它提出了人口大幅度增减,却没有分析1290年至1340年间人口的年增长率。而这对估算1340年的最高人口数是很必要的;该文亦没有解释为什么1368年后的数年间没有再次出现大幅度人口增加。此外,还需注意两次灾难性的人口锐减,人口减少了30%至50%,一次在1215年之后达到高峰,一次在1340年之后。因此,这一研究值得认真推敲。

[86]戴仁柱:《史学观和杨维桢的〈正统辩〉》。关于“正统辩”的背景,见[48]陈学霖:《中华帝国的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1234年)的讨论》。

[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当代中国学者李则芬将此称为中国元史学的三弊之一,见[762]李则芬:《元史新讲》前言,第1卷第2页。当代的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缺陷,但是还没有克服它。

[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第221—225页。

萧启庆在对元代蒙古人的开创性研究中,分析了78位掌握汉学和汉文化技巧并在元代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蒙古人。他的结论是到了元代末期,出自精英家族的蒙古人大多已经“儒化”,他们未必是蒙古人中的主流,但采用汉文化的趋势却在不断加强。见[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

对宋代的最精辟的描述,见[433]佐伯富、竺沙雅章:《宋代的新文化》。

[854]见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

[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62页。

[13]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46—248页。亦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28—135页。

[13]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畏兀儿人的首领早在1204年就已得到蒙古人的宠信。

本章前面已提到1207年金朝在籍人口超过5000万。其中不少于一半的人口在元朝初年的户口统计中被计入户籍。

[67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第205—206页。“汉人八种”,指在汉人下包括8个种族集团。

[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3—18页。

[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97—216页。

[874]蒙思明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发表在50年前,但至今还未被新成果取代。它还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中的评述,第43—44页注25。

[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下同。

下文的叙述引自[854]萧启庆:《元代的儒户》。

耶律楚材先服务于成吉思汗,但在窝阔台在位时影响更大,见[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为大致计算,可以采用忽必烈朝汉人为6000万的较低数字。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计算出出身精英家庭的总人数:假如占总人口的5%,或300万人,属于精英家庭,以每家平均6口人计算,假如每6人中有一个是成年男子,精英集团中计有50万成年男子。这只是大略的推算,没有任何史料依据。

[279]劳延煊:《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

[453]史仲文:《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第3—19页;[80] 詹 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时期的中国戏剧》,第3—30页。

[558]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第72—241页;郑清茂汉译本,第44—162页。

[206]威尔特·L.艾德玛、斯蒂芬·H.韦斯特:《1100—1450年间的中国戏剧史料》,第1—94页等。

[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799]邵循正:《元代的文学与社会》,邵的观点对许多当代学者颇有启示。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287页。

但是应注意萧启庆对早期蒙古人儒化的研究,[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参看)。

傅海波和吉川幸次郎都强调了这一点,见[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

蒙古人离开后如何在草原重组他们的社会还不清楚;虽然不是有秩序地全部撤退.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显然返回了草原。见[417]司律思:《洪武朝中国的蒙古人》,第5、6章等。

详细的分析见[793]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

对探马赤军已有不少考释。近来发表的成果有[752]杨志玖:《元史三论》,第1—66页;[838]贾敬颜:《探马赤军考》。

[195]萧启庆:《元代军事制度》。这是研究元代军事组织的杰出著作,下文叙述中多处引用了该书的论点。

[653]《元史》,卷98,第2507—2522页,尤其是第2510页;陈高华在[793]《论元代的军户》中已引用,见第73页,注9。

[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1—5页。

陈高华在分析军户的论文中写道:“元朝政府的一条基本方针.便是推行民族歧视,制造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蒙古军、探马赤军和汉军尽管都是它的统治工具,但在待遇、使用上.厚薄亲疏是很鲜明的。元朝政府竭力保持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的特殊地位。”见[793]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第78页。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第132—146页。

[447]司律思:《洪武朝中国的蒙古人》。

[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81—83页。

鞠清远:《元代系官工匠》,载[89]《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第234—246页。

[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66—74页。

[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66—67页。

灶户也是世袭职业群体,其特殊生产技能对明代税收和财务制度都极其重要。见[197]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第189—224页。但是,应该注意到明初曾采用超过80种户计的户籍制度。显然是受了元代模式的影响,王毓铨即将发表的成果已研究了这一问题。

[479]南希·S.斯坦哈特:《忽必烈的都城规划》。

[431]吉尔伯特·罗兹曼:《金代中国和幕府日木的城市网》,第30—36页。该书对中国和日本历史中的城市化作了制度方面的论述。

[452]斯波义信:《宋代对外贸易:范围与组织》;亦见[451]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或其英译本。

引自[511]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第63页。

在准备写此章时,发表了两篇研究斡脱的论文。见[10]托马斯·T.爱尔森:《1200—1260年间的蒙古诸王与斡脱》;[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

谢和耐在[156]《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年》中对杭州有神奇的描述,该书先以法文出版,后又有英文译本。

见[180]乔治·A.海登:《中 世纪中国戏剧中的罪与罚:三出包公戏》。这是展示社会评判观念的公案戏。许多元杂剧现在还没有译本。

关于《元典章》的研究情况,见本书山我写的“元史传统史料”。

见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为本书写的政府一章和她在[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中的研究,第119—122页等。

关于“驱口”和其他被奴役的人的基本史料,见[759]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第38—58页。

忽必烈汗时的例子,见李则芬:《元代的社会》,载[762]《元史新讲》第5卷,第348—528页,特别是第506—511页。

见[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所列表格,第1卷,第222页,以及相关的论述。

[775]邱树森、王颋:《元代户口问题刍议》,第116—118页。

见本书第七章和我在[323]《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明朝的兴起,1330—1350年”里关于民众起义对明朝建立的作用的论述,第11—57页,特别是第1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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