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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夏金元史——结论:元朝为什么灭亡?

历史大观园 宋元文明 2020-07-15 09:14:25 0


元廷在1368年退回草原后的一些年间,仍旧声明自己是中国的朝廷,但他们一直陷于想入非非之中,而不能使头脑冷静下来,去弄明白造成自己统治灾难性垮台的原因是什么。相反,在明朝创建者的头脑中,这个垮台仍然历历在目,他们认真思考元朝垮台的原因,以此作为反面教训,胸有成竹地构筑起他们的明王朝。简单地讲,他们的药方是缩减官僚机构的规模,坚决打击任何自私现象与腐化行为;由皇帝自己直接负责处理政务,行动中不能顾虑重重和宠信偏爱(妥欢贴睦尔在这点上最糟糕)。这样,这一统治体系就能真正使儒家的基本道德原则得到加强,就能保证千秋万代的和平与繁荣。

明朝的这些方针政策是否基于对元朝缺点的正确的公允的评价之上呢?元朝的垮台是不是因为妥欢贴睦尔没有尽到责任,允许官僚机构中的派系斗争加剧、腐化日增而没有加以抑制?或许是这样。至少可以以14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一个庞大的特权统治阶层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时所可能发生的事件为例作出明白无误的解释:因地方自治而形成的全国四分五裂的局面,确实给了那些地方大员们更接近财源的机会。

要将妥欢贴睦尔说成是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是很困难的。脱脱曾积极地设法维持中央对全国资源及人事的控制权,当然部分地是通过印制越来越多的没有任何财源为后盾的纸钞这样一种毫无前途的权宜办法,但这种通货膨胀政策不能无限期地实行下去(事实上1356年纸钞已毫不值钱并停止了流通)。我们还可以说,由于脱脱杰出的个人才能,元朝才完整地存在了这样长时间;脱脱的解职极不合时宜,在他离开后,中央集权的元朝统治也就不复存在了。明朝开创者们从元末混乱局面中吸取的教训确实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然而,还应该回想一下14世纪到处发生灾害这个事实。在各个蒙古汗国内外,从欧亚大陆一端的冰岛和英国,到另一端的日本,各国都苦于瘟疫、饥荒、农业减产、人口下降以及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免遭其中的某些灾害。中国则无一幸免。在14世纪中,至少有36个冬天异常严寒,比有记载的任何一个世纪都多。在黄河流域地区,水灾与旱灾在14世纪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生得都要频繁。 14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瘟疫。妥欢贴睦尔朝几乎年年有饥荒的记载,这些饥荒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政府要花大量钱财进行赈济。 自然灾害使众多的百姓背井离乡,陷于贫困,酿成了14世纪50年代破坏全国的起义运动。

元末的各届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从这些灾难中解脱出来,他们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从各方面来看,元朝在医药和食物的赈济上所作的努力都是认真负责的、富有经验的。事实上,妥欢贴睦尔朝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面临这样反反复复的大规模的灾难时,还有哪一个朝代能比元朝做得更好?如此反复的自然灾害长期积累的后果,很有可能使任何一个政府都束手无策。如果中国正常的年景多一些,元朝有可能比它实际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

对于元朝垮台的主要因素及一系列原因,将来肯定还要有长时间的研究与争论。但我们也要记住,从任何意义上说,元朝在历史上都不是盲目力量的牺牲者。1368年,元朝是被一个意识上极端、道德上激进的革命运动赶出中国的。反抗者们以坚定不移的决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利用14世纪五六十年代元政府一切明显的弱点,从而使自己看到了一个和平安定的中国的前景。元朝政府本身也曾有机会去获得这种远见,但它却令人不解地没有这么做。如此看来,元朝的最终倒台是因为明朝的开创者决意要它如此。


妥欢贴睦尔被明朝追封为顺帝。妥欢贴睦尔的小传,见傅海波:《妥欢贴睦尔》,载[159]《明人传记辞典》,第1289—1293页。

[617]黄溍(1277—1357年):《黄文献集》,卷7,71b—72b页。

[626]胡助(1276—约1353年):《纯白斋类稿》,卷2,5a。

[819]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第61—95页。

[759]李干:《元代经济史稿》,第229—243页;[364]大岛立子:《元代的匠户》。

[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机构》一文中论述了这一问题。

[199]黄时鉴:《元代中国的波斯语》。

[643]王士点编:《秘书监志》。

[653]《元史》,卷87,第2187—2188页。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9—44页;亦见[856]《元代史新探》,第141—230页。

[620]宋褧(1294—1346年):《燕石集》,卷15,13a。

[855]萧启庆在《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中有全面的考证。

[624]余阙(1303—1358年):《青阳先生文集》。

有高岩在[17]《元代农民的生活》一文中列举了有关资料;亦见[773]昊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

[625]杨维桢(1296—1370年):《东维子文集》,卷4,9b—10b。

有关元代财政的最主要论著还是[127]傅海波的《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亦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11页 ;[653]《元史》,卷181,第4180页。

[666]万斯同(1638—1702年)在《庚申君遗事》中引用了这一说法。

[653]《元史》,卷138,第3337页。

[653]《元史》,卷138,第3335页。

[653]《元史》,卷38。第830页。

[620]宋褧:《燕石集》,卷8,13—15页;[653]《元史》,卷143,3420—3421页。

[653]《元史》,卷142,第3403—3406页。

[648]杨瑀(1285—1361年):《山居新话》,17a。该书被傅海波译成了德文,见[115]《杨瑀〈山居新话〉》。

[657]危素(1303—1372年):《危太朴集》,卷8,8a—9b。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79—80页。

关于三史的修撰,见[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详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80—81页。

[656]宋濂(1310—1381年):《宋文宪公集》,卷49,6b—11a。[648]杨瑀:《山居新话》,35a—36b。[653]《元史》,卷51,第1100页;卷138,第3366页。

见[621]苏天爵(1294—1352年):《滋溪文稿》,12a—15a;[625]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4,9a—10a。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88—89页。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87页。

[652]权衡:《庚申外史》,19a—b。这段文字有完全不同的译文,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96—97页;[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德译本《庚申外史》,第56页。

关于脱脱第二任期的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95—118页。

元代钱币是个重要课题,西方文字的研究力作还是[127]傅海波的《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近年的研究成果有[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

[653]《元史》,卷66,第1646—1654页。据我所知,这篇文字还没有译文,但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有简略的介绍,见第325、344页。亦见[551]杨联陞:《汉学综览》,第222—223页。

见牟复礼与崔瑞德在[323]《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撰写的章节。

如萧启庆就持这一观点,见[195]《元代的军事制度》,第63页。

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04页等。

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帝在脱脱第一次任职期间(1340—1344年)对朝政的兴趣达到顶峰,见[150]藤岛建树:《元顺帝时代》。

[343]李约瑟:《计时器:中世纪中国的大型天文钟》,第140页。

[656]宋濂:《宋文宪公集》,卷49,6b—11a。

关于高丽对此事的记述,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231—262页。

关于这一问题的新研究成果,有[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86]詹尼弗·霍姆格伦:《尤重于财产转移的早期蒙古与元代社会的婚姻和继承关系研究》;[276]兰德彰:《蒙古统治卞金华学派的政治思想》。

[83]窦德士:《1342—1359年元代末年浙江的儒学、地方改革和集权》。

[82]窦德士:《儒学与独裁统治:建立明朝的精英》。

见[274] H. H.拉姆:《气候:过去、现在和未来》,第2卷,第447页。关于妥欢贴睦尔在位期间严寒气候的详情,见[653]《元史》,卷51,第1097—1098页。

[57]赵冈:《经济分析:中国历史中的人与土地》,第203页。

[653]《元史》,卷51。第1111页。

[653]《元史》,卷51,第1109—1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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