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宋夏战争

仁宗即位十几年间，境内外无大事。但是，危机在西北方积聚。由于这是几十年的老问题，事先论及这一危机者，不在少数，但它的烈度，不一定有人能预先忖度得到。

仁宗朝的西北危机，是太宗朝的遗留问题。若说太宗北伐幽云之失败，是因敌方实力太强，以及种种偶然因素，那么，此后在直面另一片很有可能“收复”的疆域之时，他的处理手法，就可以直接体现他的政治手段和军事能力。那就是定难军节度使（驻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李氏的领地，夏、银（今陕西米脂县西北）、绥（今陕西绥德县）、宥（今内蒙鄂托克前旗东南）四州。

当节度使李继捧主动内附时，太宗急于求成，令李氏一族内迁，从而造成族人分裂，李继捧族弟继迁率割据势力以武力抵抗。此其失策之一。李氏对于定难军管内党项羌的控制，是因俗而治，与汉地割据政权的控制力有所不同。正如李继捧所说，“戎人狡狠，臣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长期以来，定难军节度使艰苦维持着羌人部落之间以及他们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关系，太宗将十国的经验照搬到羌人地区，拔除了这位平衡者，遂毁灭旧有的政治生态，促成了当地的混乱，朝廷要控制这块新得之地，也遇到抵制。

李继捧归朝之后，又受命出镇夏州，以致被李继迁利用，演变为继迁、继捧与朝廷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后在继迁袭击继捧之时，宋将复擒继捧，押回京师，促使羌人进一步离心，官军又毁夏州城而去，令继迁得以据有其地。此其失策之二。

而最失策之处，莫过于剿抚不恒，首鼠两端，定难军之扰乱，遂终太宗一朝而不能平。而真宗继位以后，北面契丹的威胁已令他觉得疲于应付，竟授继迁以定难军节度使，相当于承认其割据。至此，太宗十余年的努力，结果是将一个有心内附的半独立政权，化为一个决心割据扩张的敌对政权，尚不如他着手处理之前。

夏州失陷，其西面的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便成“孤悬”之地。灵州也是蕃落众多之处，向来靠朔方节度使冯氏折冲尊俎之间，才得以留在中原政权疆域之内。然而太祖朝冯氏来朝，留而不遣，此后便由朝廷新遣的文武官员，恩威兼施地维持着。这种状态的好处，便是改间接控制为直接控制，但比较不利之处在于，当地蕃部的力量较难用上，须靠朝廷投入大量兵力与物资。一旦夏州为敌对力量所据，灵州压力陡增，时常被李继迁攻击围困，屡有失陷之虞。时人形容说：“逆寇滔天，灵州闭垒，披猖之众，蹂践四郊，田畴日荒，樵苏绝路，负户而汲，易子而食，备御理尽，飞走望断。”且刍粟不继，需朝廷不断供给。一旦解围，朝廷便“召发甲兵，裹送粮草，未逾终岁，辇运复兴。乃是以日系时，而转输无已，驱秦、雍之百姓，供灵武之一方，使无辜之民，膏涂原野”。而供给方面的绝大难题是，供给之途，是经由环州（今甘肃环县）、盐州（今宁夏定边）一带的狭窄通道，李继迁极易从夏州出兵，抄掠粮道。围攻、抄掠交互进行，灵州终于在咸平五年被李继迁攻陷。而考虑到此前守卫灵州的种种困难，真宗实在下不了决心再去收复它。后人清楚地看到，宋代疆域的一个重大特点便是西面与河西走廊隔断，缺乏由陆上“走向世界”的通道，这就是由夏州失陷，引发灵州失陷的直接后果。

西夏文“敕燃马牌”青铜敕牌。此为西夏使者传递紧急文书、命令时的身份凭证。敕牌由两片圆形青铜牌组成，可相扣校验。

真宗朝的退让政策确实换来了长期的和平。李继迁坐拥河套的富庶之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西面。他率军攻打河西走廊重镇西凉府（唐以前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兵败受伤，宋景德元年不治身亡。其子德明继位，对东、南两面的强敌表示恭顺，受宋封为西平王，受辽封为大夏王，在位二十七年间，西向攻取了西凉府和甘州。天圣九年（1031）德明卒，其子元昊继位，即刻西向略地。宋景祐二年（1035）克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今甘肃瓜州县）、沙州（今甘肃敦煌），至此，以国都所在的兴州（今宁夏银川）为基地，国境东西逾三千里，由河西走廊东端的西凉府扩张至走廊西端的沙州，对它的力量来说，沙州实在是有些远了，至此已是强弩之末。元昊的创业告一段落，他准备保守已有成果。他立制度、创文字，于宋宝元元年（1038）称帝，建国号大夏，并向宋要求，册封他为“南面之君”，即同为一国之君，但宋、夏有高下之分。

宋之所以忍痛接受李德明实际上的独立，是因德明长期入贡、称臣，勉强维持着表面上的君臣关系。而李元昊此举打破了宋默许其割据、但要求他必须称臣的底限，宋于是在边界悬榜募其首级，夺其官爵、禁互市，相当于宣战。元昊立即转向，背北朝南，向宋攻击。

宋康定元年（1040），夏军大举入侵陕西，直指重镇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待各处宋军来援，于延州西面三川口设伏，宋军步骑近万人战死，主将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平等被执。所幸天降大雪，夏军遭遇补给困难，无奈退兵，延州得以保全。

西夏王陵

庆历元年（1041），宋得知元昊即将攻击渭州（今甘肃平凉），事先遣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率军向西北迂回包抄，在元昊退路设伏，计划在其退兵时予以重击。但任福中敌诈败之计，孤军深入，弃辎重追袭，被诱至渭州以西好水川，已三日未饮食，西夏十万伏兵合击，任福军战殁者万人。此为宋军第二次大败。

庆历二年（1042），元昊再次大规模举兵，这一次，直冲渭州而来，宋军葛怀敏部积极迎战，北进至边境镇戎军定川寨，被元昊亲率十万军队围困，断绝水源，怀敏率军突围，万余人覆没。夏军直抵渭州以东，大掠而回。

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宋方在这三次战事中损失兵力最巨，各约万余，其他历次战役中，被杀俘以千计的，也不在少数。据说庆历二年之后，陕西大震，有大臣请防御潼关——如此提法，相当于做好丢失陕西的准备。宋确实是再无余力在西北进行大规模战争，但西夏也已尽其全力，它比宋更经不起人员的损耗，杀伤敌方大量兵员之后，己方也伤损颇多，且并未取得重要地区或城市，在战略上未获得明显的新优势。故而取得较好形势之后，不再展开大规模的攻击。所以，宋固然一意求和，西夏方面，也在寻找下台阶的机会，只是双方开出的条件，无法一致。最后宋方竟邀请辽介入此事，以第三方的压力来结束不战不和的局面，这是当时宋、辽、夏三边关系中非常奇特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