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对峙的巩固与鼎立的酝酿

真宗即位之初（至道三年，997），北境形势尚可。太宗端拱二年（989）后，辽有事于其他各方——主要忙于平定西北方的阻卜、党项之叛，一度曾伐高丽——暂时无暇南顾，侵宋之举中断了十年。但宋辽并未解仇，仅仅两年之后的咸平二年（999），辽再次以重兵长驱而南，也算是一次“伐丧”。辽军偏师深入河北中部，被击退于冀州（今河北冀州市）城下，主力则在瀛州获得会战的胜利，擒获宋军方面大员、高阳关路都部署康保裔。但这是一次惩罚性的有限战争，辽军取得一次关键战役的胜利，立即退师，却在接近边境的莫州遭遇一次阻击战，伤损颇众。而此后五年，契丹隔岁入侵，双方互有杀伤，但宋作为防御的一方，河北各州县都可能成为战场，宋之兵、民和物资，在河北被逐渐耗竭，这才是比较可怕的前景。

景德元年（1004），辽军再次大举南下。但此次进攻，似乎改变了策略，主力对瀛州、定州的进攻未获成效，却弃之不顾，继续沿黄河北岸南下，攻大名府又不下，遂绕行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市），迅速逼近宋之心脏地带。这个姿态，就不像是消耗战，而是欲一举灭人之国了。

定州开元寺塔，建于北宋咸平四年（1001），地处宋辽交界边陲，此塔“为国门户”，登之可瞭望契丹，以料敌情，亦名“暸敌塔”。

比起太宗来，长于深宫的真宗，更不是一个勇于承担的君主。敌军南下之际，大臣纷纷扰扰，意见不一，有人甚至提议迁都南方以避契丹锋芒，这也增重了真宗的游移。有赖于宰相的坚持，朝中勉强达成一致意见，由真宗亲征，至黄河以北迎击敌军。景德北征，后人归功于宰相寇准的强悍、毕士安之持重，固然不错。不过，真宗的表现倒也不可一概抹杀。咸平二年辽军南下时，他就曾北上至大名府，虽然离最前沿的战场瀛州尚有距离，但新君没有在宫城中“运筹帷幄”，总算勇气可嘉。此次北行也时常畏畏缩缩，事后也心有余悸，但毕竟还有几分胆魄，能允许寇准“胁持”他北上。

当皇帝到达澶州前两天，两军已在澶州迎头相撞，辽军大将萧挞凛在接战时中伏弩而死，宋方士气大振。当皇帝到达之时，宋军更是士气百倍。决战一触即发。但此时，双方都有理由中止这场战争。

自当年深秋辽军入侵之后，双方可说一直是处在“混战”状态，辽军四面出击，仅攻占了祁州（今河北安国市）、通利军（今河南浚县）等次要的城市，宋军四面迎敌，同时也出偏师至辽境缘边之地骚扰，根本未发生决定性的战役。但是，宋方面临的危机是非常直接的。宋军一旦在决战中失利，随即发生的，很可能就是皇帝被擒、辽军渡河直捣开封。若有选择的话，宋方不会愿意选择在京师旁近进行一场决战。

对于辽方而言，它的危机在于孤军深入，或将无法全身而退。据宋方宣布，辽军在瀛州城下“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张，但频频攻城而不下，军力必然受损严重。萧挞凛死于澶州城下，士气受挫，会战的前景，更不被看好。但是，退却也不容易，归途中的所有重镇都为敌方所据，后路恐被截断。初时进军迅速，导致退军的不便，惯常所表现的进退如风，如今也难逞其技了。故而澶州城下即将发生的战役，对于辽帝，也如王钦若形容宋真宗亲征一般，是“孤注一掷”。

宋真宗封禅玉册。宋真宗曾封禅泰山，祭典时的祝祷文，刻在玉册上秘不示人。1931年出土的宋真宗玉册，有十六简，用金线串连，简上刻楷体文字涂上金漆，显示一派帝王之气。

据宋方记载，闰九月辽军攻入宋境不久，即已通过被辽军擒获并获重用的前宋方将领王继忠，向宋提出和谈建议。这说明其此次南下，早有彻底解决两国争端的想法。但同时又继续进军，以期在和谈中更有利于己方。反观宋方，也是如此，闰九月底收到王继忠书信，十月初即已派出曹利用赴契丹军前商洽和议之事，同时又不改亲征之议，同样是希望向对方制造压力。双方都相当谨慎，从契丹出师之初，直到澶州城下，都可以说是寓和于战。真宗到达澶州之后十天，如双方所希望的那样，和议顺利达成了。

抛开景德元年即时的战况不谈，和议对两个政权的发展，也都有长期的利益。它符合宋这个以农立国的政权转向文治、稳固内政的趋势，更是减轻了解决西北问题的难度。而对辽这个大帝国来说，阻卜、党项、女真这些部族，以及渤海这个有亡国之痛的民族，时常给政权带来内部危机，平息南方的争端，使它立即可以转身向其他方向寻求解决之道。在澶渊之盟以后，它果然全力经营蒙古高原，此后百余年，将这个惯常给农耕者带来危害的地区，置于其直接管控之下。这一努力，不仅使辽政权自身免受来自西北方向的侵害，欧亚大陆诸种农业文明，皆蒙其惠。

澶渊之战示意图

关键的战役没有发生，一方使另一方覆亡的可能性也没有变成事实。澶渊之盟结束了由五代延续下来的契丹与中原时断时续的战争，双方开始了长达一百十八年的和平时期。但是，这种和平状态的长期维持，意味着宋放弃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打算。这块兵家重地落入北方政权之后，就使得后者长期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中原皇朝则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这种形势，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在北宋当朝，幽云地区仍是一个心结，收复幽云似乎成为证明本朝是“盛世”的重要标志，这个心结最终导致了北宋末年的对辽战争，间接导致北宋覆亡。

后世对澶渊之盟及其所保证的和平所作的诸多抨击未见得公正。盟约规定，宋每岁与辽银、绢共三十万，被诮为资敌，宋、辽兄弟相称，被视为辱国。不得不说，类似的说法未免过于偏激。岁币之数额，在宋的岁入中所占比例，在百分之一以下，相比战争费用，几可忽略。而宋帝为辽帝之兄，正如石敬瑭认耶律德光为父，是借用“认亲”的方式拉近双方的距离，但双方既是平辈，更无从看出辱国的迹象。后人立足于中原皇朝的立场看待澶渊之盟，是无法持公正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