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解读——东京梦华



开封龙亭

经过北宋九帝一百六十八年的营建，开封终于在11世纪至12世纪初成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人口超过百万，“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商业贸易极度繁荣、人气一路攀升的开封，也吸引了当时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出现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高丽、印度、越南、日本等地的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城市生活。犹太人是流浪的，也是最难同化的，他们能在此地停留下来，并长期地定居下去，宋都开封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东京的繁华。汴京郊外，疏林薄雾，掩映着几家茅舍，一队驮炭的毛驴由远而至。柳林初绿，阡陌纵横，透出大地回春的消息，一支踏青扫墓的队伍迤逦归来，点出清明时节特有的风俗。

汴河之上，船只相连。有的满载货物、溯河而上，有的泊岸卸货，有的空船待归，一派繁忙景象。一座宛如飞虹的拱桥横跨汴河，桥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进入高大巍峨的城楼，街市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观、公廨，令人目不暇接。罗锦匹帛、沉檀楝香、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生意兴隆。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官吏、商贾、小贩、行脚僧人、听书小儿、贵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无所不备。轿子、驼队、牛马车、人力车，各色交通运载工具样样俱全。

《清明上河图》（局部）

外乡人初入此城，乱花迷眼，寻人问路，答者遥指远处，画面戛然而止，留给人们无尽的想象……

这是北宋末年宫廷画家张择端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景致。作者以手卷的形式，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如随摄影机镜头移动，步移景异，把北宋都城的繁华热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欣赏此画，我们不难想象“宋家汴都全盛时，万方玉帛梯航随”的盛况，也不免发出“兴废相寻何代无”“至今荒草遍长衢”的慨叹。

历史上的开封有“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美誉，金代诗人李汾的《汴梁杂诗》称之为“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

开封铁塔

这座北宋都城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南端，周围一马平川，地势坦荡，无险可守，从军事角度来看犯了兵家大忌，是不适宜作为一个王朝的首都的。

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建都的天然优势。自南朝历经隋、唐，中国南方经济一直呈上升的态势。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通济渠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总干线，公家漕运、私家商旅都依靠此渠，唐朝廷的主要收入也来自江、淮地区。唐朝建都关中，漕运有三门砥柱的险阻，从洛阳运米到长安，漕船在三门峡多有覆没，一石能送到八斗，就算是最好的成绩。如果改走陆路，运送两石粮食要花费千文左右。民间苦于漕运，因而有“斗钱运斗米”的谣谚。唐高宗以后，朝廷每每想开凿砥柱、畅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时期，除后唐定都洛阳以显示自己跟唐王朝的特殊渊源之外，其余各朝均定都开封，此后也不再有建都关中的朝代。究其原因，漕运不畅，当属首要，也是北方愈益依赖南方的明证。

经过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特别是后周世宗时期修筑开封外城，令王朴经营规划城内，拓宽道路，疏浚河道，又许临街开店，取消坊市分离制度，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至宋取代后周前夕，开封已经初步具备了帝都的风范。而洛阳则因战火频仍，面目已非往日。

宋朝取代后周时，赵匡胤再三告诫兵将不得擅劫府库，一改以往兵变恶习，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民心的政策，不仅稳定了政局和社会生活，而且对开封的发展也起了有益的作用。所以后来当赵匡胤一度想西迁洛阳时，晋王赵光义敢于提出“在德不在险”的定都方略。同时，那些追随赵宋起家的将相也多为后周旧臣，不少人已在开封安家多年，安土重迁的意识很浓，定都开封更符合他们的群体利益，容易得到他们的支持。

唐宋时期都城选址的东迁，反映了对经济因素的考量已超越于军事。在开封建都虽然有较大的缺憾，而且也并非宋太祖本意，但却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积累的必然选择。

宋太宗赵光义像

北宋东京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皇城四周。最外围是外城，也叫罗城，周长约二十九公里。罗城东、西、南三面均有三门，北面有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十座。

水路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当时有“四水贯都”的说法。四水指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城墙外又各有护城河一道，四水通过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可将各地粮食和物资源源输入城内。其中尤以汴河最为重要，据《宋史?河渠志》记载：“（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汴河不但是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纽带，是赵宋王朝的生命线。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

与唐朝长安相比，东京的城市格局和内部管理已完成由坊市制到厢坊制的转变，具备了近代开放型城市的基本特征，这与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

在宋代以前，都市实行“坊市制度”，商业区（市）被局限在固定区域内，面积很小，管理严格。随着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宋代政府逐渐放宽了对商业的干预，商业活动不但突破了区域的限制，而且也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坊市制度、宵禁制度开始崩溃。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可以证明，东京城内店铺林立，显然已无商业区与非商业区的界限，亦无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城市重要的街道出现了不少的商业街，这是唐代以前所未有的。《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形。

北宋东京因袭后周，从开始即没有封闭的里坊。以坊巷为骨架的城市面貌颇具特色。一是主要街道成为繁华商业街，皇城正南的御路两旁有御廊，允许商人交易，州桥以东、以西和御街店铺林立，潘楼街也是繁华街区。二是住宅与商店分段布置，如州桥以北为住宅，州桥以南为店铺。三是街道、住宅与商店混杂。四是集中的市与商业街并存，如大相国寺，“中庭、两庑可容万人”，“每一交易，动计千万”。五是一些街区夜市活跃，如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许多餐饮、娱乐场所通宵营业，“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

当时的东京居民五方杂处，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京城之内还出现了一批富商大贾，“资产百万者居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官僚、贵族也纷纷开店，过去官场以商为耻的思想，被冲荡得干干净净。

靖康之难，大批臣民纷纷南渡，在颠沛流离之间，曾长年定居东京的孟元老，常忆京城之繁华，于是撰成《东京梦华录》，他在序中记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从产业角度来看，唐代以前城市的文娱活动通常是特权者的享受，很少作为市场交易行为。商业性的休闲娱乐活动虽然自中晚唐时开始出现，但当时并不普遍。宋代坊市制度崩坏后，不仅商品交易日趋活跃，娱乐活动也迅速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之一。东京汴梁首次出现了专门的娱乐休闲场所——“瓦舍”（又称“瓦肆”“瓦市”“瓦子”）。据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每个瓦舍内设有数量不等的专供表演的“看棚”（又称“勾栏”），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等。瓦舍、勾栏的演出内容有说书、小唱、杂剧、皮影、散乐、舞蹈、角抵、杂技等。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东角楼一带是瓦舍、勾栏最集中的地方，“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这些场所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艺人的表演都是以赚钱为目的，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瓦市中还同时经营各种小型买卖，如《东京梦华录》中载：“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商业气息极为浓厚。

《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宣德楼是北宋皇宫的南门，前面即御街，北宋皇宫每年都要在楼前举行隆重的驯象活动，烘托歌舞升平气氛。图中一丝不苟地描绘出七头大象的形貌、饰物和整个活动场面。此图疑为清人所作。

西湖繁盛。南宋只剩半壁江山，尽管朝廷上下不乏岳飞、辛弃疾、陆游这样的爱国志士，念念不忘收复河山，统一疆土，但朝廷决策者的苟且偏安，使志士们每每空怀悲切，壮志难酬。“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作成为南宋社会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写照。不过，这些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南宋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无是处，其在偏安局势下所获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日益为世人瞩目。

《蚕织图卷》（局部），反映了宋代“男耕女织”的情景。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已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南宋以后，南方经济领先于北方的格局完全奠定，南方最发达的江浙地区也长期稳定地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由于复种制度的推广、新耕地的开辟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江淮、两浙、福建、四川等地区一年亩产可达二至三石。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之称。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种麻的地区也在增加。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糖也已经被广泛食用。

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四川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起，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北宋时，各路由家庭成员充当劳力、专以纺织为生的“机户”约有十万，数量可观。两浙和川蜀地区成为全国的丝织业中心，朝廷在这些地区设立了织锦院。从事“收丝放贷”“机户赊账”等业务的包买商也遍布江西、两浙、四川等地。南宋时，广东雷州半岛和广南西路又发展成棉纺织业的中心。

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有二十多个对外贸易港口，设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五个市舶司，市舶司下有的还设有市舶务、市舶场等下属机构。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颁行“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适用于各市舶司。北宋中期以后，海外贸易的收入一直占宋朝全年收入的15％左右。对此，宋高宗感叹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南宋晚期，泉州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现在广州、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蕃客墓，是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宋室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杭州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新都市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和机遇。

在南迁的过程中，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富绅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种行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大大促进了杭州商业形态的发展。

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据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

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城市呈南北狭长的不规则长方形，宫殿独占南部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整座城市与优美的园林风景区巧妙结合，充满独特而诱人的魅力。

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是最繁华的区域。御街全长约十里，从和宁门外至景宁宫前，一路店肆林立，商铺栉比。御街南段为衙署区，紧邻皇宫，是朝廷中枢机关所在地和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集中居住的区域。因而这段街上商铺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都城纪胜》说：“珠宝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此处早在唐末五代及北宋已是杭城唯一的市场。南宋定都之后，诸行百市，大小店铺，样样齐全。“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凡衣食住行与日常生活所需，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据《梦粱录》记载，这里名店、老店云集，有名可查的多达一百二十多家。北段是商贸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街段。临安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此地，内有勾栏十三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多种戏艺，每日有数千市民在北瓦游乐与休闲。从《梦粱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书的记载来看，南宋的休闲娱乐已经蔚然成风，上自宫廷、士大夫阶层，下至一般文人和市井民众，其休闲活动与方式之丰富，为历代所不及。朝廷礼部的贡院也在此附近，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中心场所。每逢科考，成千上万的举子在此云集，参加考试。受其影响，棚桥一带形成了临安最大的书市，刻版作坊也在棚桥附近，四周充斥着酒楼饭馆和茶肆，夜市十分热闹。

御街之外，还有四条与御街走向相似的南北向道路和四条东西向干道。全城因地制宜，形成大小不一的网格，并以“坊”命名。城内河道有四条，其中盐桥河为主要运输河道，沿河两岸多为闹市，“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城外有多条河流，与大运河相连。这些纵横相交的河湖构成了一张发达的水运网，维系着临安的繁荣。

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行业细分，种类大增，“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商业性质的谓之团、行、市，手工业类或称“作分”，或也称“行”（“行当”之意），仅《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粗略所举，就有四百一十四行。《梦粱录》也说：“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其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林坊、招贤坊一带。瓷器官窑在城南凤凰山下，称内窑。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前店后作、亦工亦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南宋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临安也成为12至13世纪最为繁华的世界大都会，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宋度宗年间，临安府的人口已达一百二十四万多人。临安不但出现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的大交流，形成了多元文化和谐交融的局面，而且这种文化深深融入临安人的生活之中，使杭州一向以农业生产精耕细作、工艺产品精美绝伦、饮食菜肴细腻味美、园林建筑巧夺天工而著称于世。今日杭州之所以能成为“人间天堂”，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宋定都临安和南宋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

宋代的“经济革命”。宋朝虽然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商业、货币、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国外的汉学家常把宋代经济出现的巨大进步称为“宋代经济革命”，并归纳为农业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革命等方面。历史学家漆侠也认为：“社会生产力在唐宋特别是两宋时期高度发展……正是这个高度发展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而宋代经济的商业化，是其最重要的发展动力。

宋代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唐末五代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唐中期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不仅官僚富豪在大量积聚土地，就连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也在急速地扩展田产。宋朝适应土地制度的发展变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立国之初就实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放任土地的兼并和自由买卖，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土地转移的频率，形成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局面。土地私有制不但得到国家的承认，而且呈现出不断增强和深化的趋势。

与土地制度的变化相适应，租佃关系兴盛起来，并成为主要的剥削方式。在租佃制下，地主与客户的关系，主要是租佃契约关系，佃户按照契约规定的方式、品种和数量向地主缴纳地租，契约期满后有退佃起移的权利，并受到政府的法律保护。按照宋朝的户籍制度，客户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不再是地主的“私属”，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有的客户在农闲时还兼营商贩。

同时，在宋代官私手工业中也普遍实行了有利于提高手工业者生产积极性的雇值制度。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劳役制被招募制取代，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工匠的报酬（即雇值）按照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来计算，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已经大大松弛。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宋代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得以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迅速发展。

从政治方面看，宋朝相对开明，并且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鼓励经商的王朝。宋朝建立后，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如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所说的：“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宋朝统治者自立国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商业发展的惠商、恤商措施，如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严禁非法滞留和搜查商人，严禁官吏对商贾横征暴敛，限制官府垄断经营等，尽量减少过去针对商业而设置的种种限制和障碍，“一切弛放，任令通商”。这些政策措施扩大了商品在全国的流通范围，对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的利益，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农业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多种经营和商业化生产程度发达，专业化农业区域日益出现，农副产品进入商业渠道的数量、规模超过以前任何朝代，比西欧各国农业生产商品化要早二三百年。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可以有剩余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不少农民脱离农业生产，来到城市、矿山、茶园、盐场，或独立经营，或往来贩货于城乡之间。

宋朝实现了煤炭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北宋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为了和原先的木炭（当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来专指煤炭。在其推动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业等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民营手工业的主导地位开始确立，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行业内部还产生了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和包买商惯例，这表明，宋代手工业已经进入了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为新的生产方式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即所谓前近代化时期。

从城市发展来看，除了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大。北宋元丰年间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多个，崇宁年间上升到五十多个，而在唐代只有十余个。城市职能更多地向经济职能转变，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商业促进了城市前所未有的发展，城市不再只是行政中心，同时也成为商业和社会生活的中心。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成为新型港口城市，泉州“以蕃舶为命”，“生齿无虑五十万”。

同时，中小市镇及农村集市贸易也日渐繁盛。环绕着城市的近郊，规模可观的新型商业区“草市”纷纷涌现，其贸易兴盛程度不亚于内城。景德年间（1004—1007年），开封已是“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不少中小市镇的税收收入甚至超过了所属州县治所。即使在边远的广西地区，农村的集市也已经定期化、固定化，有的五天一圩，有的三天一圩，有的隔一天一圩。农村集市上的商品不仅在本地销售，还远销外地。在宋代，商业繁荣已经不是大城市的专利，高低大小搭配、由点及面的区域性市场网络已经开始形成。

随着城市人口的飙升和商业人口的比重增加，市民阶层初步形成。为了适应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宋代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坊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名列籍定等。《宋史?食货志》将“城郭之赋”与“民田之赋”并列，就是将城镇居民所缴纳的房地产税与乡村居民所缴纳的土地税区别开来，成为两税之外的特有税目。这当然都跟宋代城市经济发达、城市私有房屋产权的逐步确立相联系，标志着市民阶层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平江图碑。南宋李寿明主持刻绘，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城市碑刻地图。图中绘出宋代平江城（苏州）的平面轮廓和街巷布局，包括城墙、建筑、街道、城河、桥梁、寺观、园林等，展现了苏州城的繁荣景象和水乡风情。

商税收入在宋代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已成为重要的独立税收之一。商业的发展，从当时政府的商税收入也可以体现出来。宋代以前，国家政权一般仅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影响较大的盐、铁生产和销售采取垄断经营，实行官产官销，完全排斥私商的参与。宋以前各代官方文献中也并无全国性商税收入的统计，说明商税收入在当时的国家财政中尚不占重要地位。唐玄宗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开始对少地或无地的商人按户等高下征收地税。唐代宗大历年间的户税改制，对有邸店、行铺、炉冶者，进一步规定加等征收户税。到两税法时，又将商税与地税、户税区别开来。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对征收商税都很重视。宋太祖颁布《商税则例》，表明宋朝从建立伊始就有了正式的商税法规。同时，政府的商业管理机构也日趋完善，对商税的征收进一步程序化和制度化，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

宋代的工商业税，如过税（商品流通税）、住税（商品交易税）、力胜钱（水路流通税）以及矿冶收入等都有大幅度的上升。工商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日见重要，成为田税、禁榷收入之外对宋代财政影响巨大的税项之一。据《文献通考》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以前，各州商税的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三，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十万贯以上者十九，五万贯以上者三十，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五千贯以下者七十三，共计三百一十一处。这还只是以州为单位，可见当时商业繁盛的情况。

从商税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来看，北宋时期，商税收入约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南宋由于缺乏商税收入的全面统计，其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难以确定，但无疑比北宋时期有所提高。

宋朝还建立和发展了极为严密而完备的专卖制度，不仅是盐、铁，连酒、茶、矾等也列入国家专卖，政府不仅严格控制专卖品的私售，对允许贩运的专卖品也实行严格管理，例如，商人贩盐必须持禁榷机构给发的交引，到指定的地点取货，对盐价也进行限制。专卖制度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却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宋朝来自禁榷和商税的收入远远超过了田税。

商业的巨大进步也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民以食为天”不再是唯一的金科玉律，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的思想得到发展。如李靓提倡富民思想，主张自由通商，自由经营，反对盐铁专卖政策，主张由私商经营，既可以使商人获利，也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苏轼说“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值，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商人辛苦经营、勤劳致富的图画。苏辙进而认为：“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因此主张官府要对他们“稍加宽恕，使行休息”，否则，“非民之利也”。南宋思想家叶适更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不仅主张从经济上重视商业，而且主张在政治上使工商业者得到参政的机会，让有才能的工商业者通过甄拔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将农商皆利的思想大大推进了一步。

所谓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具体到仍处在农业社会的宋代，就是如何更好地配置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让其发挥更大潜力的过程。

宋代继承唐代两税法“以资产为宗”的税收制度，从税制上较以前更明确地承认和界定了土地私人占有权，表明无论国家政府还是个人，都在私有产权的合法性方面达成了共识，从而激发了土地产权拥有者利用土地资源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对宋代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按资产征税，对劳动者来说也意味着赋税的减轻与公平。宋代还从制度上规定了各类徭役都以产权多少来摊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者的负担。王安石变法后实行以钱代役，使农民逐步摆脱了劳役的束缚，人身相对自由，这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具有一定的制度创新的特点。宋代赋役制度的变迁，提供了进一步发挥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潜力的激励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与赋役制度变迁的激励作用是密切相连的。

根据著名经济史家全汉昇先生的研究，宋代的户数与人口，按《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在大观四年（1110年）户约二千万，口约四千六百万。前一个数字没有多大问题，后一个数字很可能由于人民为逃避丁税的负担，而少申报口数，以致过分偏低。如果按“五口之家”计算，中国在12世纪初约有一亿多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北宋每年的财政收入也远较唐代为多：唐代最高的岁入总额（天宝八年，749年）不过五千二百三十余万，而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的岁入总额已增至一亿五千余万，约为唐代的三倍。尽管唐宋岁入数字中的物品种类和计算单位不一定相同，这种比较不见得准确，但大体来说，宋朝的岁入总额已远远超过了唐代。

宋朝经济的内在矛盾——从纸币说起。宋代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北宋中期之后每年的铸币量超过唐朝几十年的铸币量之和。宋太宗于端拱三年改元淳化，淳化元年（990年）五月改铸发行淳化元宝钱。宋太宗亲书隶、行、草三体钱文，成为皇帝亲书钱文之始，也是行、草入钱之始。两宋历时三百二十年，凡十八帝，改年号五十七次，铸年号宝文钱四十三种（不包括大小和书法等版别变化）之多。

北宋交子

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铁钱始于汉铸五铢钱，至两宋达到鼎盛。四川铜少铁多，历来铁钱铸量颇丰，陕西等地铜铁钱并用。行用时，一般小额交易用铁钱，大额交易用铜钱。

因钱币需求量巨大，而铜、铁钱笨重不便交易，宋朝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至1661年才开始发行，在时间上要比中国晚六百多年。宋代纸币的种类有交子、钱引、会子等。

除铜、铁钱和纸币外，南宋还铸行铜、铅两类钱牌，铜牌面值分别为贰佰文、叁佰文、伍百文；铅牌面值为壹拾文、贰拾文、肆拾文。就其性质而言，仍是南宋地方政府发行的一种金属会子。

两宋货币，金银并提。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诏伪作黄金者弃市，这是两汉以来政府第一次视黄金为法定货币。白银的货币地位也后来居上。宋代金银开采都具有一定规模，政府常以金银铸钱。此外，宋朝的盐钞、茶引及僧、道度牒等在一定程度上也行使货币职能。

宋代商品流通和大额交易的增加使得贱金属货币流通的局限性日益突出：一是钱币需求量巨大，而金属币材短缺；二是铜、铁钱值小量重，以此为交易（特别是大宗交易）媒介很不方便，需要更为轻便的货币；三是北宋前中期出现较为严重的钱荒，为了限制铜铁钱外流，行用纸币遂成为合理的选项。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是铁钱专用区，大铁钱每千枚重二十五斤，小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商民以车辆装载铁钱进行大额交易殊感不便。四川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发达，具有印制纸质货币的独特条件，所以纸币首先产生于四川。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代替钱铁流通的楮纸券称为交子。因为是私人发行，所以又称为私交子。

《宋史?食货志》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类似于唐代的飞钱和现代的汇票。经过逐步发展，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宋真宗景德年间，益州知州张詠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获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种官交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交子按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首界交子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发行1,256,340贯。后来因供应军需超额发行，交子严重贬值。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停用交子，改发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他诸路均改用钱引。后来四川也于大观元年（1107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因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所以纸券价值大跌，实质沦为政府的敛财工具。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会子是两宋时期发行量最大的纸币，因主要行用于东南地区，又称“东南会子”。会子起源于民间的便钱会子。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钱端礼任临安太守，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归官办，“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同年七月，钱端礼升为户部侍郎，会子也由户部接办，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后来又改名为行在会子库。会子起初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十万缗，很快就出现膨胀贬值的现象。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规定发行会子以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经过这番整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小异。

但由于财政困难，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兑界和界额。到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会子恶性膨胀，造新换旧已不可能，货币职能也难以保持。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当国，又曾经发行“见钱关子”，取代贬值过甚的会子。元兵南下后，会子与关子皆被钞所取代。

此外，还有湖广会子，仅限于湖北、京西路流通，为湖广总领所印发。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又将四川钱引改为会子，岁额定为五百万贯。

从起源上看，宋朝最初的纸币只是一种替代性货币，后来很快向信用货币转化。但从其后期演变看，又有重新向替代性货币回归的倾向。

以东南会子为例，它是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铜钱不便交换之矛盾的产物，直接来源于民间的便钱会子。由于铜钱缺乏，东南会子行用后，贬值严重。为了保证它的有效流通，南宋朝廷创立了“钱会中半”制度，规定百姓向官府缴纳税赋时，采用铜钱与会子搭配的办法，使会子的币值一度回升。这正是纸币信用低下，无法与铜钱抗衡时，必须以政治手段维系的见证。在纸币行用过程中，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将发行纸币作为榨取财富的工具，使纸币履行了过多的政治职能，必然导致滥发滥用，因而随时可能夭折。

宋朝一方面被盛赞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巅峰，另一方面又被斥为“积贫、积弱”的朝代，如何理解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呢？

宋朝把募兵制作为国家的主要兵制，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制度，军队走上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国家成为承担军需开支的主体。

军队职业化，使生产者免除了兵役负担，并化解了不少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隐患，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然而，由国家养兵并承担一切军需开支，必然要求社会经济达到足够高的发展水平，使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够满足军事需要。尽管宋代社会经济有了高度发展，但因为以军费为主的各项开支庞大，政府一直摆脱不了财政上举步维艰的困境。

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宋朝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不但在手工业、农业、商业等领域进行超经济的强制性盘剥，而且政府也将自身变成了一个大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导致官营经济膨胀，最终危害经济的健康发展。军队也卷入商品经济浪潮，参与各种营利性经营活动，必然从各方面影响军队本身职责的履行，导致军纪败坏，军备废弛，战斗力下降。“积贫、积弱”也就成了当时的一大社会特征，与宋代经济和社会文明的高度发达相伴始终。二者看似矛盾，其实是统一的，体现了宋代社会经济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

仍以纸币为例，纸币的创行使中国荣膺了世界最早行用纸币的国家的美誉，在当时也确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便利，但宋朝纸币的大量发行是以政府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背景的。特别是南宋，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巧立名目、增加百姓税收外，进而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

会子在形式上和当时多数人的观念上，仍是一种金属货币的代替者，却又跟近代严格意义上的本位币不同。发行之初，会价就与面额存在差异，而且在某些时间和地区差异更大，这表明会子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种能依面额兑换的纸币。虽然政府也试图通过用金属钱币收兑贬值纸币的“称提之法”来稳定纸币信用和物价，但因为官方根本拿不出足够的准备金用于兑换，所以无法有效控制纸币的贬值。为了稳定会价，南宋君臣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办法。除用钱币收兑外，还通过盐引、度牒等有价证券收兑跌价纸币，用新钞收换旧钞，在税收上实行铜钱、纸币的按成搭配，限制铜钱外流，以及其他纯行政措施，使会价和物价之间维持相对稳定。但这些举措都收效甚微，有的甚至又转化为新的盘剥之法。

这表明，宋代纸币的行用并不全是商品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和空前浩大的财政支出双重作用下货币税超前发展的结果，远远超过了货币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不仅给纳税人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也制约了商品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