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体制化的国家经营

忽必烈的 新国家建设事业

忽必烈从确立帝位的1264年开始，不断制定出新的政策，推进新国家建设的大业。在位三十五年之间所进行的国家建设，虽说由于蒙古帝室的骨肉相争等事件而不得已有所偏离当初的设想，但他毕竟是想按照前所未有的综合设计和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规模，创造一个新型的世界国家和横跨东西的交流圈。在世界史上，还不曾看到以如此庞大规模和周到设计来实施国家建设的范例。

忽必烈首先将目标置于建立一个在草原世界和农耕世界两方面都具有基础的国家上。至蒙哥朝为止，蒙古还是一个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游牧帝国型的霸权国家。对于华北、东西土耳其斯坦、伊朗等地区，也仅限于将其作为“占领地”期望从中获得税收而已。但是忽必烈却打算把拥有广阔耕地和众多从业人口的中华世界全部纳入进来，建立一个兼具蒙古高原游牧军事力量和中华本土经济力量的超地域政权。为此，他将政权的中心迁往连接两个地域的内蒙古草原和中都一带，创造出一种朝廷和军队按夏冬季节在其间移动履行职责、既能保持军事力量又能掌握经济力量的新模式。

忽必烈改开平府为“上都”作为夏都，在中都东北郊外的空地上营造了“大都”，作为冬都。大都正是今天北京的直接前身。都市的规模，上都只停留在中型城市的水平，实际上巨大城市即大都才是“帝都”。这样，始于安禄山的范阳·幽州的兴起，经历契丹之副都南京、金国之首都中都，到欧亚大陆帝国蒙古时，成了世界的帝都“大都”。通向巨大中国之首都北京的道路，基本上就是在那时确定的。

在这两都之外，还沿着移动路线分散设置了各种城镇、聚落和设施。包括一些仅供工匠们集中居住的官营作坊城镇、由帝室斡耳朵管理者们经营的宫城、皇帝直属游牧系诸军团的各种军事基地、以及附属的汉人部队的屯营聚落等。用于各种目的和作用的这些设施，星罗棋布地存在于大都和上都之间方圆约三百五十公里的竖椭圆形的移动圈内。

忽必烈是想把这一区域整体以一种“首都圈”的形式来作为政权的核心地区，集中军事、统治、物流等功能，从这里向帝国各地铺展开水、陆两种方式的运输和通讯的驿传网络。

在忽必烈政权建立之际，形成主力的左翼东方三王家、五投下、汪古部、阔端王家的各根据地，以忽必烈个人的驻牧地上都地区为中心，在东北起大兴安岭、热河，西至阴山、甘肃的内蒙古草原上呈数珠状地连成一串。各个部分的首领家族，以忽必烈家族为中心相互通婚，而且还以上都、大都之两京制为样板，在领地内新建小型的夏都和冬都，在其间随季节移动。拥有这样小型“首都圈”的十多个集团，构成了忽必烈朝的最高统治层，他们的所有领地和属民发挥了连接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骨干作用。

46 忽必烈朝的主要诸王家族及首都圈

在此基础上，忽必烈在建立政权后首先封嫡长子（排序为次子）真金为燕王，不久又封为皇太子，将“腹里”（由原本的“腹部”之义转指中心、中央部，为蒙古语γol的译语）即现在成为内地的中国北部的统治权交给了他，让他直接管理在大都的军事、行政两府（枢密院和中书省），这是牧农复合的中央地区。对成吉思汗以来一直作为“本土”的戈壁蒙古高原，封第四子那木罕为北平王（或北安王），统率传统的千户，守卫以哈剌和林为中心的“国家根本之地”，这里是纯游牧国家的部分。又进一步封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驻守忽必烈即位前的藩邸京兆—六盘山地区，忙哥剌以京兆为冬都，在六盘山修建了夏都开城，完全按照大都、上都的系统运作，以这个小型的“首都圈”为中心展开对陕西、甘肃、四川、吐蕃等地的统管。这里是牧农并存的地区。这“三大王国”各自拥有强大的军力。

在嫡生的三个儿子所领有的“三大王国”之外，在云南大理方面安排了忽哥赤、吐蕃方面安排了奥鲁赤，将江南收入版图之后在江南、安南方面安排了镇南王脱欢和其他庶子们，按照由忽必烈家族完全掌握帝国东方之军事力量的设计进行了调整。这些儿子们成了忽必烈的分身。其结果，使得各地拥有领地和采邑的帝室诸王、贵族、土著首领等各种各样的分权势力，全部被编入忽必烈某个儿子的统辖之内。这种由忽必烈家族独控军权的体制，一直维持了很长时期，从忽必烈自身开始，以后忽必烈系的历代皇帝都高居于忽必烈家族权力集团之上。

中华的装束

忽必烈在推进蒙古国大改造的同时，以引进“中统”、“至元”等年号为开端，宣布定上都和中都为首都、接着在中都的东北郊建设大都、创制新国字八思巴字、采用冠以“大元”之语的新国号、引入立后和立太子的制度，进行了一连串看似中华式的国制整顿。

在这种所谓的“汉化”政策当中，最为明显的是采用了中华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机构和统治形式。在中央，继续分设中书省（行政）、枢密院（军事）、御史台（监察）等三个体系，六部隶于中书省。地方统治方面，引入新的方式，即在中央的中书省所直辖的“腹里”之外，将各地划分为十一个或十二个大区，在其地设置行中书省（行省）这一派出机关。尽管如此，在行省以下按路、府、州、县排序的行政体系中，除了“路”之外还是保留了原来的体制。

47 永乐宫的三清殿　以三清殿（无极殿）为首的气宇恢弘的建筑群，可倾倒来访之人。悠然而雄浑、颇具意境的格局，是中国建筑的精髓，从中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蒙古时代的气息

这样的形式，大致上沿袭了至宋、金时代为止的中华王朝的基本路线。如果仅从表面现象来看，也可以把忽必烈王朝看做是中华王朝之一。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其内容，在于其真正的含义。

例如，就中书省来说，在右丞相之下任命有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政等带有中华式头衔的不少官员。但是却无定数，人员随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而大幅变动或增减。长期任职的人员当中，首席的右丞相安童出自札剌亦儿国王家族，又是忽必烈的外甥，属于最高权力圈中的人，还握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而且在其位下从平章政事到参政的重要职位，都录用了具有实干和指挥能力的蒙古、畏吾儿、契丹、唐兀、穆斯林、汉人等权势家族的成员以及忽必烈个人的谋臣。即使在枢密院和御史台，这一点在长官和次官的等级上也是同样的情况，尤其是担任长官职务的人与中华式官制的不同，通常分别由统领部族军和私家兵的势力强盛的族长、军人出任。

更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些高级官僚大多出身忽必烈的怯薛（近卫、宿卫），必要时经常会临时从怯薛中挑出合适的人选进入中华式的部门任职，完成任期后再返回到怯薛中。

对于涉及国家根本的重大事务，就会打破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框框，召开以忽必烈为中心的御前会议，四怯薛长为首的蒙古握有实权的人物直接参加，会上当场决定一切事务。就这一点来说，中华式的官僚机构在其下级组织中还是沿袭原来的模式发挥职能，但是在其上层部分可以说只是徒具形式，其实质说到底是一种蒙古政权的传统“御前政治”的延续。在地方的组织建设方面，贯彻的也是这种二重结构。

这一系列的国制整顿措施，可以看出是在将中华传统引入蒙古的同时对其进行改造。这种种的“汉化”政策，是根据忽必烈的谋臣刘秉忠、姚枢等人的建言而实施的，遭到了尊重成吉思汗以来游牧国家之传统的蒙古诸王们的批评，甚至成为引起他们反抗的原因之一。

忽必烈之所以大胆引入可以称为二重结构的中华帝国的系统，原因还在于到那时为止的蒙古帝国的行政、官僚组织，尽管对帝国国家的治理是足够的，但是对于真正全面统治包括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华本土乃至欧亚大陆的广阔领土，就无论如何也显得力不从心了。外表上的中华帝国、本质上的蒙古军事国家这一国制所具有的两面性，也是欧亚大陆草原史和中华王朝史这两个世界史的洪流最终的一个汇合点。

穆斯林商业网与物流通商之管理

大元兀鲁思政权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反映出它既是一个以原有游牧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军事政权，同时又是以经济统治作为国家运作主要手段的政权。而构成其核心的主要是伊朗系穆斯林商团以及出身于此的经济官僚们。忽必烈政权很大程度上是以和穆斯林商业势力的共生关系为主要动力的财政国家或通商国家。

蒙古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就与伊朗系穆斯林商人有了联系。从窝阔台朝到蒙哥朝，也曾将占领地的征税机构托管给穆斯林商业势力。自古以来西亚至中亚地区都是银结算经济。蒙古在统治中国北部时实行以银纳税，就是因为当时是由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亚以西的商业势力把持了财政部门。

他们建立了突厥语称作ortaq（“同伴”之义，波斯语称作ortāk，汉字音写为“斡脱”）的行会或商行组织，凭借共同集资产生的巨大资本能力，开展各种商业活动，并承揽征税、向纳税人放高利贷等事务。这样的穆斯林商业势力，也为蒙古的扩张提供了资金来源和信息来源。较之以往的蒙古政权，忽必烈将这些以穆斯林商业势力为主力形成的国际贸易网及其运营能力更加有力地纳入了自己的政权当中。

忽必烈政权在期望通过穆斯林官僚来实现财务管理和经济振兴的同时，以世界帝都的目标所建的大都为中心，创建了陆路、水路、海路连通的庞大的物流体系。在大都的中心地带建有名为积水潭的大型城市内港，在直沽（今天津）被转卸到河船上的海运物资，可以从通州沿拥有闸门式入口的运河通惠河直抵忽必烈的脚下。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曾广泛活动着穆斯林海洋商人，随着忽必烈政权统一中华本土，与蒙古并存的内陆穆斯林商业网最终与直通中国南部的海上航线连接在了一起。

大都从陆路方面来说，与汇聚哈剌和林、上都一线的内陆通道连接，从水路方面来说，与汇聚通州的金代华北水运系统、中国南北统一后再度活跃的大运河以及抵达中国南部的印度洋航线相连接。不仅是中华全土，就是环绕欧亚大陆的交通线路，也全都设计得能够连通大都，依靠蒙古的政府权力，其运输机构大多前所未有地有机会获得了设置和维持的条件。

国家的本质，原本就应该是控制国家力量所集中的首都以及版图内的据点城市，然而只有掌握将它们连接起来的交通、运输、流通等环节，国家才能得以存在。总之，交通即国家。就是要对已有的交通系统进行全面掌控、尽可能创建和配置以自己为中心的交通系统、并由自己直接进行管理。紧紧抓住沟通和牵动人群的纽带，就能把握住人和社会，这一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没有什么不同。

况且，越接近称得上帝国的复合型扩展，交通所具有的意义就会变得越发重要。蒙古乃世界帝国。作为当时的交通工具，除了可以利用水路的地区外，在陆地实际上可以利用的就几乎只有马和骆驼。因此蒙古帝国从建立之始就一直加强交通是很自然的事。莫如说是把象征为交通的事务作为立国的根本，将其落实于连通陆路、水路、海路的庞大的欧亚大陆系统，是忽必烈的创举。

总之，与蒙古王权勾结的斡脱商人们利用上述的流通网络，以蒙古的武力为后盾，不断活动于欧亚大陆各地，半带强买强卖的意味，把利润的一部分返还出资人蒙古诸王家族，最后利用政府的运输机构把物资运往大都。大都的官营市场的模式，是由蒙古王权的总管忽必烈对其实施管理并进行收税。忽必烈把这种方式收罗来的银两（银）以赐予帝室诸王的名义散发出去，还不时做一些游牧经济能力根本不允许的经济援助，以巩固他们与忽必烈政权的关系。

忽必烈政权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明显的重商主义。其管控是针对各个点和点进行的，不过在各地的据点城市以及交通和物流的重地肯定配备了穆斯林的经济官员，反倒与中央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忽必烈政权的管控方式以据点管控和物流通商的全面管理为主要特征，蒙古的军事力量和穆斯林的商业力量正是支撑忽必烈新国家的两大支柱。

以地域为单位实施统治

除此之外，其统治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为了控制空前广阔的版图，对蒙古时代以前的原金国领地、原西夏领地、原南宋领地等大块的地区单位分别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进一步在其地设立行省这一此前不曾有过的超大型地方机构，并通过行省来引入分而治之的新措施。

在大元兀鲁思的中央政府内，针对版图内主要地区、种族、语言培养了与之相应的各类官员，形成能够处理帝国内任何问题的机制。不过对于各地方社会，中央政府并不有意直接介入，而是尊重那里已有的统治方式和惯例，即使在税制和法律方面也基本上沿袭了原政权的做法。这样一来，大元兀鲁思的统治范围内虽然接受的是统一的主权，但是实际上已经成为多个社会体系并存的多元世界。

忽必烈政权重视对流通和征税之经济要地的监督管理，为此从中央的财政部门（起初为尚书省，后来与执行机构中书省合并）直接派财政官员前往其地，以与中央保持直线联系，并使其形成制度。这一派出机构就是前面所说的行省，一般设置于政治、经济发达的主要城市，如辽阳、杭州、京兆、开封、鄂州、成都、昆明、泉州、广州等地。

行省以军力为后援，替中央代行征税和财政职能，不过实际上也得兼及一般行政事务。因此最终不得不转为管理广阔辖区之常设的地方合署机构。与此步调一致，“行省”一语也超出仅指官署本身的意义，而逐渐指代整个所辖区域，成为后世中国省级建制的起源。

庞大的多部族复合国家

这样形成的忽必烈的新国家，成为不同种族、社会、宗教、文化和价值观混合并存的多种族复合国家。这当中，在作为统治者的蒙古王族、贵族以及与之相关的特定人群之外，不太看得出有什么种族的差别。

因蒙古的统治而突显的现象，反映了其以蒙古帝室为核心聚合欧亚大陆各地种种“王权”而产生的巨大联合权力这一本质，在必然重视帝国创建以来形成的人际关系和门第的同时，又与之正相反地主要根据个人实力和能力选用人才，从整体上不太看得出有什么种族主义。尤其是忽必烈从即位之前就拥有由畏吾儿、契丹、汉人、女真人等多种族混合而成的智囊团和执行团队，取得政权后又不分种族地提拔他们担任高官和要职。进而，在财政部门主要任用穆斯林；在与宗教、文化相关的部门主要任用吐蕃人以及印度、尼波罗、怯失迷儿出身的人；在与学术、信息和科学技术相关的部门主要任用包括欧洲人在内的各地区出身的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和能力予以选用。

48《世祖出猎图》中的忽必烈（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出于刘道贯笔下的名画。与祖父成吉思汗不同，几幅绘画所绘忽必烈相互一致，形象都是身高体胖的。从猎之人当中亦可见黑人，说明他拥有多种族出身的近侍

以往一直存在一种高谈阔论，说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华本土严格执行着所谓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级身份制度。然而事实是，这种现象仅限于后来所恢复的科举应试的极小范围。正如战前某个日本学者将其应用于整个中国社会那样，基本上就是一种“有意的”说法，因为它符合蒙古的“野蛮印象”，所以也受到了世界上其他学者的认可。可这不一定是清楚真相后才认可的。总之，这属于世上常说的肆意“虚构”和随意“迎合”。现实当中，突破种族、语言和文化的框架、如实认同优秀事物的重实力、重本质的时代已经到来。

经过忽必烈朝，建立起了世界史上罕见的这一新型的世界国家，其结果促进了包括欧亚大陆和非洲在内的前所未有的国际通商以及人员和“物资”的交流。进入14世纪，蒙古帝国内一经实现和平，空前规模的超地域和平共处和跨国大交流的新时代就造访了非欧、欧亚大陆的东西方。非欧、欧亚大陆世界，在此首次与称得上“世界史”的、可以视为一个真切的整体形象的时代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