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帝国的抱负

契丹南进

尧骨得到兄长突欲的密报，认为这是实现父亲阿保机进入中华之夙愿的良机，决定介入沙陀政权的内讧，于是立即亲自率军出发。以骑兵为主力的契丹机动部队一路奔驰，沿黄土高原而下，于936年九月击破了围太原城布阵的后唐各部队，实际上只此一战即一举击垮了后唐政权。

同年十一月，石敬瑭因契丹皇帝尧骨的册立而即帝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傀儡皇帝。闰十一月，尧骨援父亲阿保机和李存勖的旧例，直接签订了以年少的自己为“父”、以年长的石敬瑭为“子”的协约。契丹和沙陀的缘分还持续着。

同月，李从珂带着上文提到过的“传国宝”在洛阳自刎而死。之前，他曾召唤东丹王，打算让他一同赴死。尽管李从珂称“帝”，但是仍然沉浸在希望之梦当中的突欲，是不会和李从珂这类人一起自杀的，东丹王自然拒绝了他。

因绝望而发狂的李从珂，派自己的“铁炮玉”李彦绅前往开封的东丹王府邸刺杀突欲。那是最后的礼物。曾经活跃于契丹、渤海和中华的东丹王突欲，就这样走完了他奇特而波澜起伏的一生，年仅三十八岁。

不过突欲死后也很热闹。某个和尚在开封发现他的遗体，暂且埋葬起来。接着，当时在契丹的庇护下当上“中华”之主的石敬瑭，身着丧服临哭，依王礼举行了临时的葬仪。后来，名副其实的东亚唯一的真皇帝耶律尧骨迎回兄长的遗体，重新将兄长安葬于和他有缘的医巫闾山，上其谥号为“文武元皇帝”。石敬瑭和尧骨虽立场不同，但在有意识地向周围做出姿态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东丹王太过富于戏剧性的一生，由此渐渐变成了传说。

沙陀之属国化

石敬瑭的政权，是继承李存勖的政权和李嗣源家族的政权，实际上应该称为沙陀第三王朝。也可以说是沙陀军阀搞的轮流坐庄。由于是以沙陀军阀起初的根据地山西太原即晋阳为基地，所以按中华习惯定国号为“晋”，史称“后晋”。据此视这一政权为“中华”，究竟是否合适呢？石敬瑭原本是李存勖麾下的一员部将，宿将李嗣源手下擅长密集阵突袭的骑兵队队长。作为粗暴野蛮的沙陀头目之一，石敬瑭同李嗣源及其亲生儿子或养子们毫无区别。

这里最关键的是，沙陀政权变成了契丹国的属国或者是说卫星国。对于这一点，如果从契丹的角度看，就会认为与渤海国改为东丹国是一样的。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最好不要按照“中华”、“夷狄”那样的模式去考虑问题。另外，尽管李嗣源在位时期曾设立“三司使”这一财务机构、建立了皇帝的卫队“侍卫亲军”，但是这些举措只不过成了北宋朝制度方面的渊源而已，最终并没有进行像样的“建国”，只是在同伙之间无休止地展开徒劳的夺权斗争而已。

937年，石敬瑭把首都从洛阳迁回了开封。可是几乎就在同时，连本应是政权之基地的华北各地也不断发生有实力的军阀间的叛乱和独立，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可称得上“统一政权”的局面。本来就是拼凑起来的沙陀军阀，又从几个恢复到十个左右。

况且，吴、南唐等江南的中小王国明显地蔑视混乱中的华北。总之，中华地域的实际情况，从哪个方面讲，都离统一差得太远。在亚洲的东方，只有契丹像个领土广袤的国家。这就是事实。

大同之梦

徒有“皇帝”之名的可怜的石敬瑭，在即帝位仅五年半后，于942年五月病逝。宰相冯道和实权派人物景延广无视石敬瑭指名幼子重睿为继承人的遗嘱，拥立石敬瑭哥哥的儿子重贵为帝。因景延广的灌输，他们谋划脱离契丹而独立。契丹皇帝尧骨对此给予了强有力的打击。先是于944年两次出兵，扫荡了沙陀的北半部地区，接着于946年七月决定亲自大举南伐，为此在国内广泛征兵。

八月，从进入秋季的契丹本土出发，到达已是契丹南部中心城市的幽州即新的南京析津府休整，然后于十一月全面南下河北平原。衰弱的后晋军基本上无力抵抗。华北各地有实力的军阀们只图自保，无人愿意援助后晋政府，拿出一副见死不救的态度。黄河成了唯一的依赖。然而防御薄弱的滑州白马津被契丹军攻克，开封很快就于十二月无条件投降了。手握实权、自负的景延广，是推行不切实际的愚蠢的强硬路线的罪魁祸首，他在被押解上京临潢府的途中自杀了。仅坚持了一个多月就溃散而去的后晋政府的官员们，转而为契丹效劳。

947年的正月初一，尧骨整驾进入开封城，接受百官之贺。命运比叔父更悲惨的皇帝石重贵，被送往阿保机的去世之地扶余府即新的黄龙府。二月一日，尧骨改国号为“大辽”，大赦天下，改元“大同”。将固有的国名“大契丹国”改为中华式的“大辽”，是主动宣告涵盖中华世界的大帝国已经出现。而年号“大同”包含使草原和中华的土地和人民实现大同的寓意。阿保机以来契丹帝国的梦想似乎就要实现了。尧骨不禁得意洋洋。

单纯素朴、天生武者性格的尧骨，其缺点在关键时刻显露了出来。他完全不具备对占领区实施行政管理所必需的慎重、周到和关怀之心。后晋过于短促的自灭，反而带来了副作用。尧骨因史无前例的成功而心潮澎湃、飘飘然起来。后晋政府本身没有彻底平服华北的后果，现在落到了契丹占领军的身上。事态的发展就像征讨渤海国时的光和影再现、扩大了一样。

在改国名为“大辽”的同一个月，沙陀军阀的首领之一、以山西为属地的刘知远自立为“帝”，建国号为“汉”。假如到此为止，实际上什么样的事也不会发生。但是，契丹骑兵粮草供应不足，尧骨允许部下随意劫取。他不只放任契丹兵征收粮草，还对他们的暴行、强夺和杀戮视而不见。“打草谷”士兵们的这些野蛮行径，引起了华北民众的激烈反抗和反叛。

为了妥善应对各种事务，开封政府清理了冗员，但是无能到家的官员们全然不能胜任职守。调集各地军阀的举措也有失考虑，军事上的平稳过渡也未能成功。而且，契丹国内本来就有母亲月里朵等人主张南进应慎重，在远征军内部，随着驻留时间的延长，质疑和要求回国的声音也高涨起来。

军事上出色、治理上柔弱、即便达到了成功的顶点，可还是栽得非常狠，或许可以说尧骨在这一点上有些像李存勖。孤军留守中华本土中心地区的尧骨麾下的契丹军，在占领其地三个月后，于947年四月一日撤离开封北还。不料尧骨在途中突然病倒，死于栾城。时年四十六岁。他头脑中所描绘的大同美梦，随着转瞬间的辉煌消失了。

东丹王之血脉

皇帝尧骨意外死去，远征军遂拥立军中随行的东丹王突欲的长子兀欲。包括尧骨的神秘死亡，这基本上就是一场政变。兀欲在视己如子、疼爱自己有加的叔父尧骨的灵柩前即位。有了“新帝”的远征军，这回转向契丹本土进攻。

尧骨去世、兀欲即位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契丹本土，月里朵一听大怒。她就在那个四月内令爱子李胡率兵南下迎击兀欲的“叛军”，却为经南京析津府北上而来的兀欲军所败。已是六十八岁的月里朵，精神不减当年，亲自整兵和李胡一同赶到西拉木伦河的渡口等候来兵。两军相持数日，终因耶律屋质的冒死斡旋而避免了骨肉相残的最坏局面。根本原因是月里朵的士兵战斗力远不及兀欲麾下的部队。

18 契丹皇帝图表

这样，契丹的帝位转到了东丹王突欲一系。月里朵怒气未消，暗地策划扶李胡即帝位。但无奈被孙子即新帝兀欲下令迁居亡夫阿保机长眠的祖陵之奉陵邑祖州。她在那里过了七年，于953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葬于亡夫的祖陵之侧。对于契丹帝国，一个时代终结了。

后来，契丹的王统因兀欲遭政变被杀，曾一度回到尧骨的长子述律身上，可是述律又遭暗杀，兀欲的次子明扆即位。其后，东丹王突欲的血脉连传六代，迎来了契丹帝国的稳定期。

澶渊之盟

契丹军撤退之后，山西军阀刘知远拣了个便宜，轻松进入已成空城的开封城，建立了史称“后汉”的政权，也可以称为沙陀第四王朝。不过其自身很不稳固。才过了一年，刘知远就死了。后来几经周折，碰巧由汉人军阀郭威掌了权，于950年发动政变即位。史称“后周”。统治系谱仍属沙陀军阀一系。

自称承续“后汉”正统的刘崇，也于太原自行即位，与后周相争。其政权史称“北汉”。这个山西政权以契丹为靠山，实际上成为其前沿阵地或是卫星国。后周在郭威之后，由其养子、又是皇后外甥的柴荣即位，即威名赫赫的世宗。很想就他的事迹多说几句，无奈篇幅有限。柴荣霸业未果，于959年离世，享年三十九岁。他刚去世，又发生了常见的近卫军政变，960年赵匡胤登基。包括北宋在内，这期间的任何政权，都完全不具备权力的正统性。

即使从其建立的情形来说，北宋也只不过是沙陀军阀序列上的一个成员。像个政权的样子稳定下来，不过是在980年左右。北宋之所以没有像先前的那几个政权一样超短命，首先在于柴荣所打下的基础，还有赵普那样国家建设和政权建设的杰出设计师。假如没有他，凭赵匡胤及其追随者们那样粗暴的军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把握政权方向、国家建设。

与此相比，契丹帝国其实已经先于北宋具有国家的形式，早已建立和巩固。作为国家，二者在历史、传统、经验和设置方面都没有可比之处。况且，赵普所进行的“国家建设”不也是以契丹为实例学习了很多吗？总之，北宋是个后进国。如果无视这一简单事实，就会看不到真相。

北宋的真正确立，是1004年与契丹帝国签订“澶渊之盟”以后的事情。摆脱了自父亲明扆以来内讧状态的契丹帝国的第六代皇帝文殊奴（汉式的名字为隆绪，中华式的庙号为圣宗），为了谋求契丹帝国的更大发展，提出了正式南进的策略。文殊奴率契丹骑兵南下河北平原，北宋守军采取惯用的紧闭城门的做法，任他们通过。契丹军一直进至黄河北岸。庙号为真宗的北宋第三代皇帝赵恒，是个胆小却好声张的人，听到契丹军来袭，顿时惊慌失措。北宋朝廷内，来自各方的南迁奏言也很多。此时如果南退，北宋政权也许就烟消云散了。

然而，强硬派寇准力主出击，他怂恿内心不情愿的真宗到黄河渡口的军事重地澶州，抵达黄河的双子要塞。真宗打算驻于南岸上的南城，却被他强拉至北岸上的北城。寇准达到了目的，尽管真宗吓得直打哆嗦，但是他“渡河”的举动还是鼓舞了北宋军队的士气。

形势真的很奇妙。基本上不战而抵黄河北岸的契丹军，没想到后方出现了情况。自阿保机时代以来一直以基本不带辎重、快速前进为宗旨的契丹军，也必然会避免长时期的对阵。另一方面，可能契丹根本看不起北宋，没想到北宋皇帝会像当年尧骨一举收服“后晋”一样，御驾亲征。虽然各有各的理由，可是都无心再战的双方终因北宋一方的求和建议而坐下来谈判。

双方订立的盟约称为“澶渊之盟”。其要点为，北宋每年送给契丹丝绸二十万匹、白银十万两；维持两国国境现状、不建军事设施等。由两位皇帝签订的这份和平共处的条约，后来在大金国兴起之时，被势利的北宋单方面撕毁，其间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为世界史上所罕见。

在军事上也处于弱势的北宋，借此保全了自身。北宋文化发展的最大原因，首先应归功于这个条约。可以称为“澶渊”模式的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方式，即使对于将要谈到的后来的西夏和北宋以及再后来的金、宋、西夏，也是适用的。

南北共存的一百年

真宗是个贪图现实利益的人。见安全问题已经解决，就彻底放了心，头脑很快发起昏来。在“澶渊之盟”四年后的1008年，他热衷于把自己比作中华历代大帝王的“表演”，而导演是宰相王钦若。其时，都城开封的城门上落下“天书”，真宗为纪念此事而大赦天下，年号也改为“大中祥符”（中大祥符之义），还举国大办东岳泰山的“祭天”封禅仪式，那是自秦始皇以来时常举行的盛事。

有意思的是，真宗曾请求契丹皇帝耶律文殊奴允准此事。说此回自己将举行大祭，望默许。真是个卑贱又可笑的人。这就是当时契丹和北宋之间“国际关系”的事实。如果没有契丹方面的许可，北宋连国家祭典都办不成。之后，真宗又到山西西南部的汾阴举行了“祭地”仪式。还是一样地热闹。北宋和真宗都相当高兴。

北宋在真宗朝发展水平还是很低。仗着与契丹的和平共处，士大夫官僚们能高谈阔论，还是稍后的事情。北宋这个王朝国家是建立在文化或文化意识基础上的一个统一体，这一点在其鼎盛期十分典型。进一步说就是以汉文为共同点的统治阶层人们的统一体。其中的人们，如果综合具备汉文、以汉文为基础的文化意识和某种教养，就不管他是来自穷乡僻壤、还是出身蛮族或异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种和民族），都是一个统一体。这一点，唐朝和宋朝没有多大不同。

即便是在中华的中心，受统治的人们也不被视为这个统一体中的一员。如果不识字，那就是民。文化是由统治阶层的人支配的。他们自然就成了中华文化的宣传者。受统治的人们只有被动地接受。“教化”这种说教和强力兜售现象，在北宋和南宋时期非常显著。这大概和本与汉文化缘浅的“蛮地”江南乃至岭南的正式开发、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都不得不热心于“汉化”有关。不过，这些地区的人们变成“汉族”，是更后来的事情了。

契丹方面在“澶渊之盟”以后，形势完全稳定下来。由北宋和契丹政府达成的南北共存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悠闲的时代。但是如后所述，北宋方面不断为西夏所苦，而契丹帝国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一百多年间一直享受着美梦般的生活。

另外，即使从文化和美术方面，例如耶律羽之墓和吐尔基山等处近年涌现的出土文物，也可以看出契丹是生活在较建国初期高得多的文化水平上，与来自欧亚大陆各地的多样文化进行着交流。一味推崇北宋的程式化观念，有必要通过现在这些丰富的实物本身，做一个根本的修正。总之，亚洲东方的10至12世纪是契丹所主导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