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社会矛盾和农民反抗斗争

与五代大约同时，先后在南部中国建立的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亦称荆南），以及山西的北汉，史称十国。

十国时期，尽管诸国林立，处于分裂割据局面，但各国之间并非闭关自守，互相隔绝，而是经济交流，与北部中国中原王朝的商业贸易也相当密切。由于十国创建者大多在本国采取一系列招抚流亡、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减轻赋役、发展商业和海外贸易，推行保境息民政策等措施，社会比较安定，战乱比五代少。此外，黄巢大起义时，一大批北方农民徙至南方。此后，为逃避军阀混战和契丹统治者的杀掠，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南方，他们不仅给这里增加了大批劳动人手，而且带来了中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从而使唐中期以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江南一带的社会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吴越、吴、南唐和闽等国，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尤为显著。因此，农民起义除在个别国家较多外，其余各国农民起义较少。但是，至创建者执政后期，他们骄奢淫佚起来，尤其是他们的继位者则更加荒淫腐朽，为满足其无底欲壑，横征暴敛，刑法苛酷，统治集团争权夺利成风，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反抗斗争日益增多。

（一）前蜀（公元907—925年）

前蜀创建者王建（公元847—918年），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乡里称其为“贼王八”。唐木应募从军，从讨王仙芝有功，擢为忠武军八都校之一。唐僖宗逃往蜀中时，王建为随驾五都之一，被大宦官田令孜看中，收为养子，官拜壁州刺史。大顺二年（公元891年），王建攻占成都，为西川节度使，逐渐击败陈敬琐等蜀中大小军阀，尽有两川之地。天复三年（公元p03年），被封为蜀王。朱全忠以后梁代唐，王建也称帝于成都，史称前蜀。前蜀辖有今四川、鄂西、陕南及甘肃东南地区，僻处西南一隅，受中原战乱波及较少，土肥物丰。王建又实施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政治经挤措施，故前蜀经济发展，社会比较安定。但是，由于王建在争夺两川过程中，征战多年，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建前蜀后，尤其是他晚年，信用宦官，贪恋女色，猜忌文臣武将，诸子又争权夺利，朝政日趋腐败。因此，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王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晖争夺地盘三年，士卒疲于矢石，百姓困于输轭，义军群起，“多据州县”。武成元年（公元908年）正月，王建发布大赦，命“挟藏军器，亡命山泽”的农民起义军，百日之内向官府自首，否则“复罪如初”。永平三年（公元912年）四月，董琢发动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羌族起义，后被王建派遣的保銮军使赵绰镇压。天汉元年（公元917年），戎州（今四川宜宾北）蛮胡连等起义。

光天元年（公元918年）王初继位后，沉溺酒色，宠信宦官，不理朝政，“衣朱紫音皆盗跖之辈，在郡县者皆虎狼之人，奸谀满朝，贪淫如市”。蜀都表面上繁华，边庭无烽火之警，实际上国内却有“腹心之疾”，“诸州虐理处多，百姓失业欲尽，荒田不少”，农民起义军“成群”。乾德四年（公元922年）五月至九月，天旱，“林木皆枯，千里赤地”，农民实在活不下去，在许多地方掀起反抗浪潮。渠州（今四川渠县）渠江人杜处齐，聚集逃亡者，占据巴王城，后被梁州都指挥使、知州事潘在迎击败。鸡子槽义军，败于武信军节度使王宗寿，义军领袖李茂章被俘杀。

（二）后蜀（公元926—955年）

后蜀创建者孟知祥（公元874—934年），邢州（今河北邢台）龙冈人，李克用侄女婿。同光三年（公元925年）九月，后唐以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率军攻打前蜀。王衍无防御准备，不少地方长吏望风归降，痛恨其腐朽统治的蜀人欢迎后唐军，故后唐击前蜀，犹如摧枯拉朽，“自出师至降（王）衍，凡七十五日”。

两川新定，农民起义军群起，布满山林。郭崇韬怕撤军后义军更盛，命其将任圜、张筠分别率兵招讨。至天成元年（公元926年）三月，蜀中义军犹在活动，“烧劫镇戍”，地主豪绅十分惊恐。万州（今四川达县）杜景温率领的义军，“劫东乡豪，杀县令牟孟”，焚烧地主豪绅的宅舍。新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一方面择廉吏，宽法令，除横赋，安抚流民，以收买人心；另一方面，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张业和补万州管内诸坛点枯指挥使石处温等，将兵分谴义军。张业用五家为小保，五十家为大保的连坐法，隔绝义军与农民的联系，将义军镇压。

应顺元年（公元934年）闰正月，孟知祥称帝于成都，建元明德，史称后蜀。半年后，孟知祥死，子孟昶继位。其执政前期，以王衍亡国为戒，颇勤政事，纳谏，节俭，重农，轻刑，朝政尚好。及至后期，“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广政十八年（公元955年），秦（今甘肃秦安西北）、凤（今陕西风县）等州民，“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请后周世宗发兵解民倒悬之苦。广政十九年（公元956年），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僚民起义，为弓箭库使赵季文镇压。翌年，昌州（今四川大足）僚民起义，杀巡检使赵汉琼等，左界巡检使申彦瑭将其击败。广政二十七年（公元964年）前后，雅州（今四川雅安）夷民张忠乐率义军数千攻占州城，杀永平军节度管内捕盗游奕使曹光实亲属，曹光实勾结宋将王全斌夺回州城。广政二十八年（公元965年）正月，宋灭后蜀，王全斌等专杀降卒，擅开公帑，广纳货财，“竞取民家玉帛子女”，引起蜀民极大不满，纷起抗争，义军遍及各地。

（三）吴（公元892—937年）

吴的创建者杨行密（852—905），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唐末参加农民起义，曾被捕，后应募为军卒，以战功逐渐成为新军阀。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唐昭宗任其为淮南节度使。天复二年（公元902年）进封吴王。据有今江西、安徽以及江苏、河南和湖北等省部分地区。

这个地区自晚唐以降，一直军阀争战不已，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阶级矛盾尖锐，农民反抗斗争始终不绝。杨行密统治时期，实施招抚流亡、劝课农桑，政事宽简，睦邻息民等政策，社会生产得以发展，几复昔日富庶之旧。但是，农民起义仍时有发生。如夏韶领导的淮南义军，“自海入淮，转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间，众至数千人，军势颇盛，郡邑与战，多为所败”。杨行密亲自出马，义军才被打败，夏韶不幸被俘。杨行密又遣卢州冲山指挥使陶雅平定本乡秦定过修已等义军。虔州（今江西赣州）溪洞，有许多农民起义军。江都（今江苏扬州）也有不少义军，法令虽严，难以禁止。后来淮南右厢马步军都虞侯李简，用黥俘者面之法，将义军镇压下去。唐、梁之际，一支数千人的义军攻打抚州（今江西抚州），攻势凌厉，“虽锤传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御”，后为危全讽兄弟等组织的地主武装击溃。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杨行密死后，诸子只知搜刮享乐，军政大权旁落于权臣徐温之手。徐温继行杨行密治国方略，社会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但吴的阶级矛盾仍较尖锐。武义元年（公元919年），“吴禁民私蓄兵器”，企图消饵农民的反抗，而“盗贼益繁”的史载，反映出农民反抗势不可挡。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吴民还用各种方式揭露和打击统治者。如庐州民痛恨横征贪暴的观察使张崇。当他入觐吴王时，州民以为他将改任，喜形于色地说“渠伊（他）不复来矣。”张崇风闻后，就计口征收“渠伊钱”，以为报复。翌年，当张崇再次觐见吴王时，州民遂以目相视，捋髭为庆，表示他们对他的厌恶。张崇回庐州后，又征“捋髭钱”。金陵（今江苏南京）伶人采取更巧妙的手法讽刺张崇：“戏为死获谴者云，当作水族去，阴司遂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獭’”。宣州（今安徽宣城）刺史徐知训，是徐温之子，倚仗父势，聚敛苛暴，州民恨之入骨。当他觐见吴王时，伶人扮作绿衣大面者说，“我宣州土地神，吾主入觐，和地皮掘来，故得至此”。

（四）南唐（公元937—975年）

南唐创造者李升（公元888—943年），徐州人，吴权臣徐温养子，名知诰。顺义七年（公元927年）徐温死，他代为辅政。天祚元年（公元935年），封齐王，置齐国。天祚三年十月，徐知诰废吴王杨溥为让皇，称帝于金陵，建元升元，自称唐玄宗子永王璘之裔，还姓李，改名升，国号大唐，史称南唐。南唐承袭并扩大了吴的势力范围，李升在位七年间，朝政比较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农民起义较少，见于记载者，只有升元年间（公元937—943年）蕲州（今湖北蕲春）诸祏（一说诸佑）起义。他“自言不茹晕者数世，能使贫者富，富者贫，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数，男女揉杂，互易匹耦，谓之忍辱。……行之数年，积数百众，夜行昼息，取资于盗。”黄梅县令陈起，倚靠巡抚之兵将这一起义镇压。

南唐中主李璟执政时期（公元943—961年），虽曾一度击灭闽、楚，但他骄傲，且宠信奸佞之臣陈觉等“五鬼”，赏罚不当，重税，“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征”，又在淮南大兴营田，营田官吏虐用民力，“民甚苦之”。在常州（今江苏常州）和楚州（今江苏淮安）营田的内臣车延规、傅宏，“处事苛细，人不堪命”，逼得营田民群起造反。李璟命祠部郎中徐铉乘传巡抚，捕杀倡首者。虔州（今江西赣州）常有义军出没。其溪洞犷民，凭借险要，攻打地主豪绅宅舍，没收其资财。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南唐大早，饥民涉淮水逃入后周求食者不绝如流。南唐濠、寿二州发兵阻遏，饥民愤怒反抗，冲入后周境内。此后，后周世宗连年发兵进攻南唐，李璟割地、纳贡，以求苟延残喘。而苦于南唐腐败统治的民众，则“争奉牛酒迎劳”周师。然而周师却以战胜者自居，视南唐民众为“奴隶俘虏”、“犹如草芥”，恣意劫掠民财，村无炊烟。民众于失望之余，愤而相聚山泽，义军布满江淮一带。他们糊纸为甲胄，操农具作兵器，利用废弃堡垒，打击周师，时人呼为白甲军（又称“白甲子”、“甲军”），周兵讨之，屡为所败。江州（今江西九江）柴克宏率领诸郡屯田民起义，“周师苦之”。江淮人民的英勇斗争，使南唐统治者得以将后周所占诸州收复，暂避亡国之祸。这表明广大农民不仅不届服于本国的腐朽统治，而且也不允许其他统治者恣意奴役。

上江赵晟、萧荣和彭先等聚众数百，以深山岩穴为依托，反抗朝廷，“郡县捕之，弥年不获”。后来郡将利用曾参加义军，后为官卒的刘茂忠，打入义军，“与捕吏为内应”，经过多次作战，才将赵晟等击败。庐陵（今江西吉安）是义军十分活跃之地。州兵难以征讨。南唐主颇感忧虑，特命赵仲申为奉化军节度判官判吉州事镇抚。吴先领导的一支义军，占据险要鹧鸪洞，四出攻打官军，没收地主豪绅的钱财。刘茂忠使用苦肉计，鞭打两名士卒，使他们伪装有罪逃奔吴先，吴先误信，将他们收留。一个月后，他们谋害吴先，义军溃散。

（五）吴越（公元893—978年）

吴越创造者钱缪（公元852—932年）临安（今浙江临安）人。唐末在军阀董昌麾下为将，其后势力渐强。乾宁二年（公元896年），唐王朝以其为镇东军节度使。六年后封越王，不久更封吴王。朱全忠以梁代唐时，封其为吴越王。在钱镠发迹期间，吴越地区一直是军阀角逐之地，兵燹造成的杀掠、破坏，使农民遭到极大苦难，因此农民起义军不断崛起。

钱谬建吴越后，由于他实施了一系列有利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农民起义较少。见于记载的有发生于唐，梁之际的处州（今浙江丽水）溪洞民起义等。

（六）闽（公元893—945年）

闽的创造者王潮、王审知兄弟，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唐昭宗以王潮为福建观察使。乾宁四年（公元897年）任威武军节度使。同年，王潮死，弟王审知袭位。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尽有泉、汀等五州即今福建。他们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三十年间，一境晏然”。闽国后期，统治者穷奢极侈，诸王及武将争夺王权的宫廷政变迭起，赋敛苛重，力役无节，农民反抗时有发生。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十一月，汀州（今福建长汀）民陈本聚众三万围攻汀州城，闽王王延翰命右军都监柳邕等率军二万征讨。翌年正月，义军失利，陈本牺牲。开运三年（公元945年），南唐攻打建州（今福建建瓯），百姓“争伐木开道以迎之”；但是，南唐攻占建州后，“纵兵大掠，焚宫室庐舍俱尽，是夕寒雨，冻死者相枕，建人失望”。

（七）南汉（公元905—971年）

南汉创建者刘隐（公元874—911年），祖籍上蔡（今河南上蔡），后寓居闽。天祐元年（公元904年）任清海节度使。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后梁太祖封其为大彭王。开平五年初，刘隐死，弟刘岩袭位。贞明三年（公元917年），他自称皇帝，国号大越，建元乾亨。翌年改国号曰汉，史称南汉。

南汉统治者刘氏横征暴敛、骄奢淫佚，作“玉堂珠殿”，以金银为地衣，设“生地狱”，置灌鼻、割舌、水牢、镬汤、烹蒸、支解、剖剔和炮炙等酷刑，民不聊生。“由是山海间盗贼竞起”，岭南地区农民起义军尤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张遇贤领导的农民起义。

大有十五年（公元942年）七月，农民起义军共奉张遇贤为领袖，称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一说长乐），置百官，有众数万，义军均服绛色衣，号“赤军子”。南汉主刘玢以其弟越王洪昌为都统，循王洪呆为副都统率重兵征讨。张迟贤趁洪呆所率官军正进食于钱帛馆之机，发动突然袭击，与洪杲、洪昌之军激战，义军围官军“数重，矢下如雨，军人多死”，“流血满袖”的洪杲等，狼狈逃走，“东方州县多为（张）遇贤所陷”。同年十月，义军攻克循州，杀刺史刘传。光天二年（公元943年）七月，南汉指挥使万景忻败张遇贤于循州。后者遂率义军越过大庾岭进攻南唐的虔州（今江西赣州）。虔州节度使贾匡浩轻视义军，不为设备，被义军打败，张遇贤攻占虔州属县，贾匡浩昼闭城门，不敢山战。张遇贤置宫室于白云洞，命将四出活动。苦于南唐腐朽统治的农民纷纷参加义军，众至十余万（一说十万）。南唐中主李璟命洪州营屯都虞侯严恩、通事舍人边镐将兵救援，同时发布诏令，一方面用“有能斩获茂贤（即张遇贤）、杀戮反党，官赏之制，并越常规”，为其士卒打气；另一方面，又对义军开展政治诱降攻势：张遇贤“若能束身归降，亦与洗涤收录。如闻命之后，因循未宾，即令招抚诸军，分路进讨。如所在百姓，及徒党中有能擒斩茂贤者，不计有官无官，并赐三品，赏钱一万贯、庄一区，并已分产业，并永放苗税差役，传主子孙，此恩不改。若能同心计画，及数内或擒获得称王、称统军军使之属，并次第首级，止于一队一寨头领者，即约此例等降优赏，放免苗税差役。或能自出身归投，有田亩者各令归业，仍放三年赋租；无田者委本道录奏，各与逐便优稳安排，及重加赏赍”。对于不投降的被俘义军，则“不问人数，即便处斩。”边镐又用虔州人白昌裕为谋主，攻打张遇贤，义军多次失利。在白昌裕策划下，南唐军伐木开道，从营后偷袭白云洞，义军溃散，张遇贤投奔别将李台，李台叛变，执遇贤以降，张遇贤就义于金陵。

张遇贤起义是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一年零三个月里，起义由分散逐渐走向统一，并迅速壮大为一支浩荡大军。改元“永乐”或“长乐”，则是广大农民反对南汉统治者的苛赋酷刑、要求生存权利、永远安居乐业的集中表现。张遇贤义军不仅震撼了南汉的黑暗统治，没收了循州等地地主豪绅的财物，而且将斗争烈火引向南唐境内，制书所云“诱惑我黔黎”、“结聚愈忝”，反映了义军对南唐农民的巨大影响，“暴害吏民，攻围县邑”、“肆为剽掠”、“烧毁仓储”，则是对南唐统治阶级沉重打击的真实写照。

南汉末年，宦官当权，朝政更趋腐朽、大宝十二年（公元970年）九月，宋军进攻南汉，南汉主刘以吴怀恩为桂州团练使，命造战舰。吴怀恩“驭下方严，临事精至，每舟成，必自临视，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不如法者，必榜役工，役者多怨之。”在吴怀恩临视新造龙舟时，工匠匡彦希“运斤斩之，首坠船中，左右皆惊走”。翌年二月，宋军攻占广州，刘投降，而农民起义军仍斗争不息，宋王朝以曹光实为岭南诸州都巡检使，将义军镇压下去。

此外，在刘崇（公元895—954年）创建的北汉（公元951—979年），由于“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其民反抗，“逃入（后）周境者甚众”。乾祐七年（公元954年），后周世宗征讨北汉时，“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须，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可是，后周军抢劫钱财，北汉百姓大失所望，遂相聚山谷反抗。

在马殷（公元？—930年）创建的楚（公元896—951年），朗州（今湖南常德）也有农民起义。

尽管五代十国时期农民反抗斗争均被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促使这些王朝一代比一代更快地倒台，这一点，在五代表现得特别明显。后梁兴亡只有十六年，后唐减至十三年，后晋减至十一年，后汉仅及四年就覆灭了。后周太祖郭威及其后继者周世宗柴荣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为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统治而实行的。正是这些改革，使唐末、尤其是后梁以降在刑法、赋役、盐麴、营田、租牛、影占人户和寺院等各方面酌弊病有所革除，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对结束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使中国复归于统一，都有重要作用。

特别应当一提的是，五代农民抗击契丹统治者的英勇斗争，不仅极大地教训了契丹统治者，而且遏止了他们的铁蹄蹂躏江南，使这个广大地区的人民免遭空前浩劫，保障了江南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