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递嬗与农民反抗斗争

天祏四年（公元907年）四月，朱全忠废唐哀帝自立为帝，国号梁，史称后梁。此后，在北部中国黄河流域相继递嬗了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至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灭后周建立宋朝，凡五十三年，是为五代。

五代时，皇帝多出身军阀，刺史也多以军功拜，王朝更迭犹如走马灯，统治残暴，刑法苛酷，军阀为争夺地盘连年混战，农民所受兵役、徭役和赋税的负担特别沉重。北方契丹奴隶主贵族与中原地区一些军阀拐勾结，不断南侵。北部中国广大农民既受本朝封建统治者的残醋压榨。又受西北少数民族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乃至野蛮抢掠和杀戮，加上唐末以来长期战乱造成的水利失修，水旱灾害肆虑，特别是朱全忠父子为与李克用父子争霸而多次扒开黄河大堤，造成滔滔浊水横流、黄河改道，使其中、下游一带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生产大体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农民生活极为痛苦。总之，五代时，除个别王朝的统治者实施过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出措施，个别地区和较短时期内社会生产有所起色外，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因而农民的反抗斗争比较普遍、激烈，在后粱、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都有一些农民起义，有的农民起义规模还相当可观，斗争矛头直指五代统治者，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同时，这个历史时期的农民反抗斗争，还带有浓厚的反民族压迫的时代特征，有些则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交织在一起。五代农民起义，是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继续和发展。

不过，由于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农民反抗力量遭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摧残，元气大伤，力量比较薄弱。而五代统治者的军事力量比较强大。如果说，在镇压农民反抗斗争时，唐统治者一贯使用武力镇压为主，并辅以政治诱降的手腕；那末，五代统治者则除个别执政者继续使用这种办法外，大多数执政者主要使用屠刀，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围剿。因此五代时期农民起义一般不易发动，势力较小，当其尚未进一步发展，壮大，就在较短时间内被扼杀了。

（一）后梁（公元907—923年）

后粱创建者朱全忠（公元852—912年），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原名朱温。据《旧五代史》卷一《太祖本纪二》云：朱温“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携养寄于萧县人刘崇之家。帝（朱温）既壮，不事生产，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谴杖”。唐末参加黄巢义军，后降唐。黄巢起义失败后，朱全忠以汴州（今河南开封）为基地，先后消灭了秦宗权、王师范、朱瑾、朱瑄等军阀，占据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军阀。天祏元年（公元904年），朱全忠杀唐昭宗，立其子李祝为傀儡皇帝，三年后自立为帝，改名晃，建后梁，定都汴州。

朱全忠为与其他军阀争夺地盘，掠夺财富，特别是与宿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父子争霸中原的战争，长达四十余年，兵燹造成的破坏极为惨烈，战祸殃及今山西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北部及河南西北部等广大地区。朱全忠又用脸上刺字等酷法，逼使大批农民当兵，担负沉重赋役，河南之民“因于辇运”，激化了阶级矛盾。除诸道、尤其是河朔、青（今山东益都）、齐（今山东济南）一带农民用“截指割股”、“自残肌肤”的方式进行反抗外，广大农民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史称“梁、晋兵争山东，群盗充斥道路”。许多逃亡士卒，“聚山泽为盗，大为州县之患”。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底，尽管朱晃下诏“自今虽文面亦听还乡里”，但仍有一些人继续坚持斗争。李虔领导的汝州（今河南临汝）起义军，被刺史蔡从训击败，李虔牺牲。张率领的义军，战斗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四月，这支义军在蔡州西平县界，被叶县镇遏使冯德武击败，张等被俘。

乾化元年（公元911年）正月，朱晃在与李存勖的柏乡（今河北柏乡）之战大败后，为泄其愤，竟惨无人道地将深（今河北深县）、冀（今河北冀县）“二州之人，悉为奴掳，老弱者皆坑（杀）”。乾化二年（公元912年），朱晃亲率大军围攻枣强（今河北枣强东）、蓨县（今河北景县），为报复枣强守军顽强抵御、杀伤数以万计的梁军，攻破枣强后，“无问老幼皆杀之，流血盈城”。他的这些暴行，激怒了这一带百姓，因此，当朱晃的军队被晋忻州（今山西忻县）刺史李存审等出奇兵夜袭其营，复误信断臂者所云“晋军大至”的谎言，惊慌失措的朱晃烧营逃至冀州时，当地百姓乘机奋起报仇，“蓨（县）之耕者，皆荷铅奋梃逐之，委弃军资器械不可胜计”。事后才知晋军仅为少数游骑，朱晃“不胜慙愤”，驰归贝州（今河北南宫东南）杀丧师之将张正言、许纵实和朱产柔，而他本人，“先抱痼疾，因是愈甚。”

同年六月，朱晃为其次子郢王朱友珪谋杀，朱友珪自称皇帝。翌年二月，均王朱友贞利用禁军发动宫廷政变，杀朱友珪，称帝，是为后粱末帝。他在位期间，皇族争夺帝位不已，诸将之间矛盾重重，特别是继续与李存勖在今河北、山东和河南一带的激烈争战，弄得“食储已竭，飞輓不充”、“肺无宿饱之馈，家无担石之储，而又水潦为灾，虫蝗作沴”，而地主豪绅又乘机进行“纳利及一倍已上”的盘剥，民不聊生，奋起反抗。徐州（今江苏徐州）属邑几乎全为农民起义军“所剽”。贞明元年（公元920年），爆发了规模很大的著名的陈州（今河南淮阳）母乙、董乙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导火线是陈州刺史朱友能倚仗他是皇族惠王，“动多不法”，恣意欺压民众。摩尼教则是发动这次起义的工具。《佛祖统纪》卷四二《法运通塞志》云：“陈州末尼聚众反，……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末尼”，即摩尼。“夜聚”是指摩尼教夜间进行秘密活动。所谓“夜聚淫秽”，是封建统治者污蔑参加起义的男女群众一起活动。“佛为洗足”之类，则是摩尼教中渗入佛教思想的反映。当母乙等在农民中进行宣传时，农民“望风影附”，很快聚集上千人。同年六月，每乙正式发难，“攻掠乡社，长吏不能诘。是岁秋，其众益盛”，义军声势遍及陈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和蔡州（今河南汝南）等地，并“南通淮夷”，建立起以母乙为天子，“其余豪首，各有树置”的农民政权。朝廷屡发州兵讨捕，反为义军击败。十月，后梁统治者搬出皇帝的御林军，并正数郡大兵配合下，才将起义镇压下去，母乙等首领八十余人被俘牺牲。这次起义摇撼了腐朽的后梁统治。其后不久，这一王朝就灭亡了。

（二）后唐（公元923—936年）

后唐创建者李存勖（公元885—926年），沙陀族人。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其父李克用死后继任河东节度使，袭晋王爵。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四月，李存勖称帝，是为庄宗。因曾受李唐赐姓，故国号仍曰唐，史称后唐。十月，李存勖亲率大军袭击汴州，灭后梁，定都洛阳。他骄横昏，宠信宦官、优伶，沉缅酒色，所重用的租庸使孔谦，“滥承委寄，专掌重权，侵剥万端，奸欺百变”，将搜括来的大量民脂民膏，供其挥霍，并进行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史称：“是时，庄宗失政，四方饥馑，军士匮乏，有卖儿贴妇者，道路怨咨”，“民多流亡”，而李存勖仍“游数不息”。闪光四年（公元926年）三月，又诏河南府预借今年秋夏租税。当时年饥民困，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议者以为刘盆子复生矣”。刘盆子是西汉末年赤眉起义军拥立的皇帝。所谓“议者以为刘盆子复生”，就是认为后唐将亡，农民起义军将兴。实际上，当时的邺都（今河北大名）一带，农民起义军已经“蜂起”。镇守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的魏博军，因踰年代归，朝廷惧其至邺都作乱，遂命其留屯贝州，他们愤而发动兵变。李存勖犹不愿拿出内府金帛抚慰诸军。后见事态愈趋严重，才被迫拿出一些金帛赐给诸军，但为时己晚。军士们背着赐物大骂道：“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为”。四月，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利用军士们不满情绪，在洛阳发动叛乱，李存勖中流失而死。权臣李克用养子李嗣源乘机率军至洛阳，号监国，旋称帝，改元天成，是为后唐明宗。

后唐明宗革除李存勖的弊政，政治比较清明，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但是，他姑息藩镇，滥赏军士，用人不当，安重诲、任圜等奸佞之辈受到重用，因而农民反抗斗争仍不断发生。天成年间（公元926—930年），深州（今河北深县）农民聚众起义，属邑豪绅惊恐不安，刺史陆思铎亲领骑兵讨捕。安远节度副使范延策上奏朝廷，“请于山林要害置军镇，以绝寇盗”。

后唐时，契丹统治者南下骚扰更加频繁。契丹铁骑所至之处，烧杀抢掠，数以万计的边民被掳为奴隶，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深受其害的河北一带农民十分愤怒。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四月，定州（今河北定县）义武节度使王都勾结契丹南下骚扰，遭到后唐军打击。八月，当契丹残部狼狈逃至幽州（今北京）散投村落时，“村民以白梃击之，其得脱归国者，不过数十人。自是契丹沮气，不敢轻犯塞”。

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东川节度使董璋等在蜀中发动叛乱，后唐明宗命天雄节度石敬瑭率军征讨。川路险阻，关右之民疲于转饷，往往逃匿山谷，聚众起义。而后唐明宗又命宰臣安重诲督战，他“日驰数里百，远近惊骇，督趣粮运，日夜不绝”，农民苦于输送，“毙踣道路者，不可胜数”，激起更大反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或有亡命山泽，及为事关连逃避人等，并放归乡”的诏令，就是这种写照。

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十一月，后唐明宗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朝政益趋腐败。翌年三月，潞王李从珂举兵驱逐闵帝，旋称帝，是为后唐末帝。由于他以重赏换取悍将骄兵支持，百般搜括民脂民膏，怨声载道。清泰元年（公元934年），蚕麦不熟，天雄军管辖地区农民起义军活动频繁，“剽劫坊市乡村”。翌年，后唐末帝却以防御契丹需要而诏令“借河东人有蓄积者菽粟”，镇州（今河北正定）输绢五万匹籴军粮，镇冀人车千五百乘运粮于代州（今山西代县）。又诏令魏博市籴。当时水早民饥，石敬瑭遣使“督趣严急，山东之民流散，乱始兆矣”。清泰末（公元934—936年），濮阳（今河南濮阳）义军攻入郡城，被刺史孙彦韬击破。从当时一些文臣武将认为“严刑条法则无盗”，并向朝廷上表建议：“今后捕盗，权行重条，俾其知惧，易为禁止”，法令规定“窃盗不计赃多少，并纵火强盗，并行极法”来看，后唐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反抗斗争激烈。

（三）后晋（公元936—947年）

后晋创建者石敬瑭（公元892—942年），沙陀人，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为了取代后唐称帝，他不惜以割让幽（今北京市）、儒（今北京延庆）、顺（今北京顺义）、檀（今北京密云）、沄（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蔚（今河北蔚县）、涿（今河北涿县）、武（今河北宣化）、妫（今河北怀来）、蓟（今河北蓟县）、新（今河北涿鹿）、应（今山西应县）、云（今山西大同）、寰（今山西朔县东）和朔（今山西朔县）等十六州，即今河北和山西的北部、北京市一带，每年输帛三十万匹的高昂代价，认比自己小九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的卖身投靠，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十分高兴。亲率五万骑兵帮助石敬瑭。同年十一月，后唐末帝兵败自焚。契丹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建都汴州。

用这样特殊方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必然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开始就相当尖锐。因为广大人民痛恨石敬瑭的卑劣行径；而后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然加强对前者的控制，实行高压政策。为了向契丹纳贡，岁时赠遗，乃至贿赂契丹权贵，石敬瑭加紧掠夺人民，聚敛频繁，徭役重叠，天下州县，无不凋残。而契丹统治者得到幽云十六州和丰厚贡品后，不仅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胃口更大了；而且扫除了进一步南扰中原的地理障碍。因此经常出兵南扰，肆无忌惮地抢掠人口和财物，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再加上后晋政治腐败？官吏贪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不已，故在石敬瑭统治时期，农民反抗斗争一直不断。

天福元年（公元936年），慈州（今山西吉县）起义军“攻城，三日而退”。翌年，由于后晋王朝搜罗“官健”，抓民为乡兵，引起天下诸道州府农民的震惊，乡村骚动，许多农民被逼弃家结伴逃入山林。石敬瑭一再发布诏令，要这些逃亡者限期还乡复业，并威胁道：“如限内不来者，其物业许邻近人请射承佃”，“当务绪集者，委逐处差兵掩杀”。但是，招诱和屠杀都难以遏止农民的反抗。宋州（今河南商丘）仍出现农民起义军。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十月，金州（今陕西安康）起义军在度从谠等率领下，进攻洵阳（今陕西旬阳北）。翌年正月，后蜀出兵攻打后晋，起义军张达、任康等“劫清水、德铁之城以应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六月，石敬瑭死，新继位的后晋出帝石重贵，对契丹不象其叔父那样唯命是从，“与契丹绝好，契丹主连年伐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后晋统治者不仅不予赈济，反而派出使者六十余人，搜刮诸道农民粮食。开运元年（公元944年）三月，契丹主自澶州（今河南濮阳县南）北分为两军，“一出沧、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后晋出帝又命借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遣使三十六人于诸州搜括。这些使者在大批吏卒簇拥下，携刀杖、锁械，直入百姓家，掠夺钱财，“州县吏复因缘为奸”，中饱私囊。不堪沉重赋役的农民纷起反抗。

开运二年（公元945年）正月，契丹南掠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水年）、磁（今河北磁县）三州，兵锋及子安阳河，千里之内，焚掠将尽。后晋出帝又下令刮籴民粟赡军。成德军节度使杜重威，不仅不积极抗击契丹骚扰，“部内城邑相继破陷，一境生灵受屠戮”，甚至契丹数名骑兵驱使千百汉人从其城下经过，杜重威也“但瞋目延颈望之，无意邀取”；而且在其辖区内，“刮借钱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以境内凋弊，十室九空。杜重威还与归德军节度使李守贞纵容麾下兵将，“行营所至，居民豢圉一空，至于草木皆尽”。开运三年（公元946年），河南、河北先是大旱，继而霖雨不止，川泽汛涨泛滥，损害秋稼，“秦州雨，两旬不止，邺都雨水一丈，洛京、郑州、贝州大水，邺都夏津、临清两县，饿死民凡三千三百”，曹州饿死三千人，河南、河北诸州郡饿死者数万人。饱受人祸天灾摧残的广大农民，掀起新的斗争风暴。四月，沂（今山东临沂）、密（今山东诸城）、兖（今山东兖州）、郓（今山东郓城）等州义军竞起，“所在屯聚，剽劫县邑，吏不能禁”，兖州节度使安审琦出兵讨捕，反为义军击败。五月，定州“部民相次掳杀流移，约五千余户”。六月，“大饥，群盗起”。七月，河南、河北诸州义军“蜂起，剽略县镇”。八月，农民起义军攻入临濮（今山东鄄城南）、费县（今山东费县）。定州孙方简兄弟，用佛教组织民众，以该州西北的狼山为据点，进行反抗斗争。他们还经常率军出击契丹兵，颇获其甲兵、牛马和军资，有时甚至深入契丹境内袭击，多有杀获。同年底，杜重威和李守贞向契丹届膝，并随契丹攻后晋，入据东京时，“出入扬扬，市人诟之，略无惭色”，京东诸州义军竟相兴起。义军急攻宋州，契丹主遣大将高行周前去镇压。后晋原置乡兵罢废时，令七户输钱十千，铠仗交官府，有些农民遂逃亡山林起义。

开运四年（公元947年）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废后晋出帝为负义侯，后晋亡。耶律德光称帝，同号辽。他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又刮率京城钱帛，“都下士庶，若在涂炭”。复遣使诸州，进行搜刮，“胡兵人马不给粮草，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草谷’。东西二、三千里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这就使得原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也增添了反民族压迫的时代特色。

当时，“所在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死官吏和地主豪绅，没收其财物。宋、徐二州义军风起云涌。“东方群盗大起，陷宋、亳、密三州”，耶律德光急遣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等归镇，并以契丹兵护送。符彦卿至桶桥（在今安徽宿县），正值李仁恕率数万义军急攻徐州，符彦卿与数十骑至城下，企图招降义军，李仁恕乘机欲劫持其为人质以取徐州，但未成功。磁州滏阳人梁晖，在契丹入汴时，率领数百义军先入磁州，义军纪律严明，无所侵犯。他侦知相州（今河南安阳）兵仗储存甚多，又无守备，遂率义军于三月二十一日深夜，逾城攻入相州，杀契丹数十人，夺器甲数万件，占领该城，守将逃走。澶州节度使契丹人耶律朗五，性贪虐，吏民苦之。王琼率千余义军夜袭澶州城，占领其南城，围耶律朗五于子城，并断浮桥。耶律德光派兵驰援，义军退屯近郊，被契丹兵打败，王琼牺牲。河南嵩山张遇率义军万余攻打郑州（今河南郑州），契丹所署遥领洋州节度使充洛京巡检方太，和前洺州团练使李琼率兵拒战，义军流矢射杀李琼。义军攻打洛阳，契丹留守刘曦弃城逃往许州（今河南许昌），方太与巡检使潘环击退义军。伊阙（今河南洛阳南）义军领袖自称天子，领众万余将入洛阳城，誓众于郊坛，也被方太击溃。此外，还有一支由四十岁左右妇人“白项鸦”领导的数千人义军。

广大农民如火如荼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契丹统治者，耶律德光派到州县搜括钱谷的爪牙，有些被当地农民捉住杀死。如晋州（今山西临汾）的刮钱使、谏议大夫赵熙，被晋州百姓杀弹。委任的武官，有的也被谋害。如屯驻陕州（今河南陕县）的将领刘愿，被奉国小校王晏等处斩。冀州（今河北冀县）刺史何行通，被当地民众打死。耶律德光对左右侍臣说，“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遂命契丹诸帅各归本镇。他本人也不得不撤出中原地区，狼狈北归。在北撤途中，耶律德光一方面供认自己“有三失：杀上国兵士，打草谷，一失也；天下括钱，二失也；不寻遣节度使归藩，三失也”。另一方面，为发泄其不甘失败的仇恨，极其野蛮地屠杀农民起义军将士，乃至普通百姓。如他亲自率兵攻打梁晖据守的相州，“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仅七百余人幸免，遇难者“十余万”。耶律德光的兽行，激起广大人民更加猛烈的反抗。不久，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暴君，在惊悸中病死于栾城杀胡林。

（四）后汉（公元947—950年）

后汉创建者刘知远（公元895—948年），沙陀人，原为后晋河东节度使。开运四年三月，他乘耶律德光北撤之机，于太原称帝。同年六月，迁都汴州，国号汉，史称后汉。

后汉建立初，面临的是一副经过后晋以来长期人祸天灾所造成的乱摊子：广大中原地区田园荒芜，人烟断绝，满目疮痍。后汉统治者不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除弊兴利，招抚流亡，以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家富强，反而变本加厉地压榨农民，朝政又日趋腐败。掌禁卫兵权的侍卫亲军骑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出兵警察，务行杀戮，罪无大小皆死。是的，太白（星）昼见，民有仰观者，辄腰斩于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斩之。又为断舌、决口、斮筋、折足之刑。”掌财权的三司使王章，搜括农民特别厉害。旧制：夏秋苗租，农民交税一斛，另加二升，称为“鼠雀耗”。乾祏年间（公元948—950年），王章不仅恢复以前就有的每斛更输一斗的“省耗”，而且加倍征收，即每斛更输二斗，“百姓苦之”。原先官库出纳缗钱，均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如旧，官络者以七十七为陌”，因而一陌钱中农民就亏损三文钱。民间发生土地诉讼时，“虽无十数户，（王）章必命全州覆视，幸其广有苗额”，以增税收，致使“民力大困”。“民有犯盐、矾、酒之令，虽丝毫滴沥，尽处极刑。吏缘为奸，民不堪命。”地方长吏也千方百计榨取民脂民膏。如青州节度使刘铢，“擅行赋敛，每秋苗一亩，率钱三千；夏苗一亩，钱二千”，“部内（百姓）畏之，胁肩重迹”。西京留守王守恩，“丧车非输钱不得出城。下至抒厕，行乞之人，不免课率，或纵麾下，令盗人财”。

因此，后汉立国不久，阶级矛盾就非常尖锐，农民起义遍及四面八方，“朝廷患之。”后汉高祖用严刑峻法镇压起义群众，诏令规定：“贼盗捕获，不计赃物多少，按验不虚，并宜处死”，并分命使者逐捕。“喜为杀戮”的宰相苏逢吉，草拟诏书，规定凡是参加农民起义军者，“所居本家及邻保皆族诛”。有人对他说，族诛已非王法，而邻保同罪，岂不太过分了。苏逢古不以为然，“但去族诛而已”。于是郓州捕贼使臣张令柔，尽杀乎阴县十七村民数百人。对于卫州（今河南汲县）境内义军，刺史叶仁鲁“每亲自擒捕，随意杀戮，滥死者众”。而苏逢吉却以叶仁鲁这样的刽子手为“能干”，由是天下“因盗杀人滋滥”。但是，高压并不能吓倒反抗者，斗争仍在各地继续进行，甚至天子眼皮底下的“京畿，多盗，中牟尤甚”。权判开封府李谷，“诱邑人发其巢穴”，发兵数千，协助中牟主簿刘德舆，将义军镇压下去。

后汉隐帝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复杂、尖锐，朝政更加腐败。从乾祏二年（公元949年）制书所说各地农民起义军“抛弃耕农，聚集林薮，昼伏夜动，害物残人”来看，义军仍在坚持斗争，活动方式更加灵活。鉴于武力镇压行不通，后汉统治者同时“继行招谕”，表示在“边烽少弭，国患渐除”后，逐渐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淮北一带的义军不相信这些诺言，而寄希望于南唐：“多送款于（李）景，景遣皇甫晖出海、泗诸州招纳之。”其实，这时的南唐朝政也已趋腐败，义军即使被其招纳，依然摆脱不了受压榨的命运。

（五）后周（公元951—960年）

后周创建者郭威（公元904—954年），原为后汉天雄军节度使，邺都留守。因后汉隐帝厌为大臣所制，将史弘肇、王章和掌机要的枢密使杨邠三大臣杀死，又密令谋害郭威。乾祏三年（公元950年）十一月，郭威抢先发动叛乱，率军进攻汴州，后汉隐帝亲自出战，为乱兵所杀。适值契丹进扰，河北诸州告急，太后命郭威领兵抵御。十二月初，在澶州发生兵变，“或有裂黄旗以被帝（郭威）体”。拥其为帝，仍都汴州。

郭威所建后周，是在后汉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基础上脱胎而来，故农民起义军仍在各地活动。郭威在即位赦文中就向义军进行诱降：“诸处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咸许自新，一切不问，各还乡里，自务营生，仍仰所在切加安恤，所繇节级不得衷私妄有恐动，如赦到后一月不归本业者，复罪如初。”义军置之不理。广顺元年（公元951年）正月，忠于后汉皇室，反对郭威篡位的原徐州教练使杨温等，在徐州曾“招唤草贼同力守把”。从“朕以村墅小民，倜被煽诱，念其庸贱，特与含容，其招入城草贼，并放归农”来看，这些所谓“草贼”，乃是被杨温等利用的农民起义军。广顺二年（公元952年），登州（今山东蓬莱）的农民起义军攻打地主豪绅。郓州巨野（今山东巨野）的义军众至千余人。庆州（今甘肃庆阳）刺史郭彦钦，对州北党项野鸡族，“扰之以求赂”，又擅加榷盐钱，引起该族怨恨反抗。同年十月，郭威命环、宁二州合兵征讨。十一月，又徙保义节度使折从阮为静难节度使，加紧对野鸡族的镇压。郭威并特别指令折从阮“野鸡族能改过者，拜官赐锦；不则进兵讨之”。对后周统治者的这种手腕，除酋长李万全等受诏立誓外，群众犹不服。起初，党项杀牛族与野鸡族有隙，听说官军围剿野鸡族，馈饷迎奉官军，而“官军利其财畜而掠之”，杀牛族大失所望，遂反与野鸡族联合抗击官军，败宁州刺史张建武于包山。郭威怒黜郭彦钦于家，贬张建武为右司御副率。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郭威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他在郭威改革朝政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励精图治，朝政比较清明，国内阶级矛盾较为缓和，但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依然存在，农民反抗斗争不绝于史乘。

显德元年十月，鉴于累朝分命使臣巡检，藩侯守令皆不尽力镇压，故“诸道盗贼颇多，讨捕终不能绝”。柴荣将其全部召回，“专委节镇、州县，责其清肃”。出于消除农民反抗斗争和加强禁军战斗力的双重政治目的，柴荣在整顿官军时，“诏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之为强人。帝以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群盗中，故令所在招纳有应命者，即贷其罪，以禁卫处之”。

但是，柴荣只能将一部分义军招纳进官军，更多的义军则继续进行斗争。显德初（公元954—956年），卫州（今河南汲县）、赵州（今河北赵县）、邢州（今河北邢台）和馅州（今河北永年）等地之间，有许多逃亡者，“以汲郡依山带河，易为出没，伺间椎剽，吏捕之，辄遁去，故累岁不能绝其党类”。卫州谰史郭进根据逃亡者的上述活动特点，“因设计发擿之”，将他们瓦解。活跃在济州（今山东巨野南）灌莽萑蒲之中的义军，也被刺史任汉权在当地地主武装配合下，用严令和收买义军叛徒相结合的手腕镇压。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彰武留侯李彦颧，“性贪虐，部民与羌胡作乱，攻之”，柴荣被迫将其召还朝廷，以息民愤。显德四年（公元957年）九月，中书舍人窦俨上疏献所谓“止盗”术：“令盗贼自相纠告，以其所告赀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则盗不能聚矣”，他还以新郑乡村组织地主武装，并用连坐法镇压农民反抗的事例，“请令他县皆效之”，得到柴荣的赞赏，也反映了当时还有不少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