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东亚的出现

除了对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的新政策之外，唐代中国的外交关系还受到其他一些国家的影响，他们汲取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位处东方、南方和西南，以定居农业为主。朝鲜、日本和南诏（云南）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尽管中国与后来的越南地区也有重要交流。

这些国家的出现是次生国家形成的典型例子，即政治的发展部分是通过向已存在国家学习而完成的，作为学习对象的国家既是挑战，也是典范。中国周边的国家通过一个册封仪式而建立，在仪式过程中，特定的地方首领会向中央朝廷进贡礼物，为此他们接受了王或公的头衔以及适当的官职。虽然中国皇帝宣称是世界的统治者，且仅将邻国看作属国，但重要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邻居也积极地寻求认可，希望成为中华世界秩序中的一员。

占据着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于公元32年向汉王朝进献贡品，其统治者从而获得了王的头衔。朝鲜半岛南部一个较晚出现的国家百济，372年与晋朝建立关系，在386年它的统治者接受了来自中央朝廷一个将军号和郡王爵。在3世纪，一个日本岛的女祭司酋长卑弥呼要求魏朝廷授予称号，5世纪有抱负的日本朝廷派遣了超过10个的进贡使团，希望从中国南方朝廷那里获得头衔和支持。这些头衔将雄心勃勃的地方酋长与他们的竞争者区分开来，从中华帝国那里得到的认可给了他们威望和影响。虽然这些外国统治者的称臣纯粹是礼仪性的，接受册封者常常会积极地反抗中国的影响和军队，但无论如何，东亚国家治国之道的文字和实践是源于中国的。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分别由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统治（地图3）。对高句丽几次不成功军事行动的巨大支出导致了隋朝的衰亡，不过唐朝建立时这三个国家对新朝廷都进献了贡品。随着622年所有的战俘都返回中国，高祖同意承认朝鲜各政权的独立，只是在名义上仍是中国的附庸国。640年朝鲜的王族子弟与来自高昌（现新疆）、日本和吐蕃的王族子弟一起，在长安的国子监学习。

然而，642年一位高句丽大臣渊盖苏文叛乱，推翻了曾经在长安学习的国君荣留王，并分尸，立其侄登上王位。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太宗分别于645、647和648年率领军队远征高句丽，但就如同之前隋朝的攻势一样，这些军队陷入辽东泥泞的道路而无所收获。下一任皇帝高宗在位时，唐联合了采用中国文字系统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新罗攻占了百济，并且利用他们在朝鲜半岛的新基地发动了一场对高句丽的战争。666年高句丽统治者的死亡导致了内乱，668年中国终于攻占并且俘获了超过20万名的战俘并带去长安。7世纪70年代，刚刚进行了中国化的新罗成功地兼并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领土，唐朝则专注于抑制新崛起的吐蕃的威胁，不能继续占领半岛。新罗仍旧是制度上仿效中国的唐朝名义上的附庸国。

630年，日本派遣第一批遣唐使来唐，尽管日本太过遥远以至于未能引起唐朝的关注，但其领导者中的改革派渴望采纳中国文化和政治的模式。649年日本朝廷发动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改革，将日本重建成一个在法律、军事制度、土地所有形态和课税制度上都和唐朝相似的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国家。日本政府还在所有官方和文学活动中采用了汉文书写系统，尽管他们需要改良汉字以适应完全不同的日本语言。中国精英文化中的其他因素，例如服装、诗词和音乐，也在日本平安一朝成为典范。随着佛教在日本成为主导性的知识和宗教力量，唐代中国也变为成千上万日本朝圣者的目的地，这些朝圣者在寺院修习，并且将雕像和经文的抄本带回日本。他们和日本贡使团成为许多中国城市常见的景象。

264年，在汉代被称为岭南的东南大部分地区被永久地划分为广州和交州两个区域，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和越南北部。在分立的时期，以红河流域为中心的交州分裂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自治的区域，并于541年正式宣告独立。隋朝重新将其收复，但隋亡时该地区复又独立。唐朝征服了现在越南的大部分地区，并于679年建立了安南都护府来统治这个地区，直到9世纪末。唐代的大多数情况下，交州仍旧是帝国一个有秩序的地区，但是它的首府交趾（河内）随着贸易中心番禺（现广州）的崛起，持续不断地丧失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当唐王朝在10世纪初期崩溃的时候，交州成了血腥权力斗争的现场，于938年终结。一个叫作吴权的人建立了一个最终成为越南的独立国家。然而，这个国家继续采用唐的书写文字、度量衡和货币制度。仿效中国，儒家文化也在那里繁荣兴旺。

后来成为云南省的西南地区逐渐地并入一个叫作南诏的统一国家。这个出现于7世纪中期的王国，在唐朝对吐蕃的战争中左右逢源，它令每一方都视其为盟友，然后在8世纪中期开始支持吐蕃，但在这个世纪渐近结束时彻底转变并与唐朝结盟。它早期的国王们从唐朝廷处获得印绶和头衔，采纳唐的官僚体系和科举制度，但也吸收了吐蕃政治实践中的要素，例如禁穿虎皮这种反对奢侈的规定。

尽管这些国家主要通过对唐代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模仿而相互联系，他们都信仰佛教（虽然南诏到9世纪晚期才正式改变信仰），共同拥有一个非字母书写体系。佛教与来自印度和中亚的佛教商人一起进入中国，再从中国传播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地区，于是新兴的东亚文化圈以大乘佛教为共同信仰。这种共同的信仰促进了人们大规模的迁移，以寻求教育和圣物。东亚文化圈的另一个特点是使用中文。非字母书写体系曾经帮助第一个中华帝国统一了语言互相不通的人们，同样，中国文字成为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可以阅读和理解相同文本的通用语言，即便他们以根本不同的方式发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文字符携带着固定的语义元素，引进书写体系的同时也带来了特定的词汇以及相关的概念。由此共享的书写体系推动了某些核心概念或价值观在东亚圈的传播。

中华帝国总是通过一种人为的、基于宫廷的文化来定义自己，这一文化超越了国别，吸引了各独立国家中的精英。这一通过文学语言及文本来定义的跨区域文化，反过来提供了一种文明生活的模式，其价值在唐代传遍了东亚。以礼来规范社会行为，确定家庭的中心地位，重视等级制度，辨别性别角色，强调基于文本的学习的重要性，这个想法连同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被传到了朝鲜、日本和其他东亚新兴国家。它的重要性达到了这种程度：当代关于“东亚价值观”的宣传中的任何内容，都起源于这一时期传播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