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改变城乡生活，唐朝贸易的发展还促使国家建立起了对国内商品交易征税的税关体系。8世纪晚期主要藩镇的官员负责检查商人的货物，收取20‰的税金。9世纪在藩镇掌权的军阀把政府设在陆路和水路的关卡改为税卡。在农村地区出现了非官设市场，一个有权势的当地地主或商人通常奉命替政府收税，成为市场管理人。一些较大的农村市场最终因为收税的目的被置于政府监管之下。这些税收给藩镇提供了财政基础，藩镇逐渐发展成为唐帝国崩溃后分裂的五代十国政权。
伴随着地域间贸易的增长，产生了跨越帝国的金融业务的需求。因此，在唐后期和宋朝之间，有证据表明发生了一场纸币革命，用有信用的纸券以及其他形式的纸质凭证来补充和替代作为现金的沉重的大串铜钱。在唐代初期，用于远距离转移和交换铜钱及货物的票据就已经出现。同时，纸币还被用作冥币，和其他用纸做的东西一起烧掉以送往冥界。
生活中使用的纸币早期最重要的形式是“食券”，府兵可在家乡用粮食交换食券，然后在其服役地用它买食物。在8世纪唐朝政府创造了“飞钱”，商人在京城购买政府发放的凭证，把它们递交给各地方财政部门时，就可以拿到相等数额的钱。国家和商人都可借此避免携带大量铜钱的风险。唐朝后期的私营部门中也出现了大量票据工具，例如柜坊收取一定费用帮人存放钱币和金银，存钱的人可以凭借柜坊开具的凭证领取他们的钱财。这些货币兑换商，还有金匠和银匠，发行有信用承诺的票据，这些票据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像后来的纸币。
在10世纪，在中国分裂成很多独立政权后，地区经济的专门化迫使相互竞争的商人们继续在“国际化”的必需品贸易中合作。因为缺乏铜，几个政权用铅、铁甚至陶制币作为法定货币。为了防止其有限的铜供应枯竭，其他政权纷纷效仿，而且禁止铜的出口。这个时代的各个国家同时与其他政权展开贸易和战争，和17及18世纪的欧洲一样，出于战略目的以及为了防止贵金属和铜的净流出，君主们制定了重商主义和重视贵金属的政策。
取代铜钱的铅钱、铁钱和陶钱可以被当作原始的信托货币，意味着它们以协定和信任为基础，而不是铸币所用金属本身固有的价值。换句话说，它们的功能如同纸币，只不过它们是由常见金属和黏土制成。因此，纸币由宋朝政府于1024年在四川地区采用就不足为奇了。虽然铜继续作为基本的货币形式，但纸币和银票在中华帝国晚期经济史上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大规模贸易引起中国社会的另一个重要转变是商业交易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随之而来的新商业角色的出现。船商经纪人提供船只运输各种货物，成为主要水运线上的重要角色。商人或投资者雇用船长和船员来运货，大运河沿岸的船夫逐渐组成一个个大的社团，发展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随着储存水上运输的商品成为独立的行业，货栈管理者和他们手下的看守成了私人货栈的监管者，他们也负责管理沿运河建立的大型国家粮仓，这些粮仓在某些季节里储存着因为河水太浅而无法运出的粮食。
官方认可的经纪人（以前仅限于地产中介，负责记录和税收业务），成为每个市场的主要代理人，他们协调行商坐贾的活动。很多富有的商人雇用长期经纪人，他们有时像雇主的仆人，负责处理广泛的金融事务。随着对商业经纪人的需求增长，他们有时能够积累大量属于自己的财富。虽然大多数商业上的新变化要到宋朝才全部完成，但它们首先出现在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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