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藩镇制的衰落



打算具体指出9世纪中央权威在藩镇开始崩溃的时间，这大概是徒劳的。维持秩序的问题在9世纪中期以前在地方上已经出现，但在王朝最后几十年中央权威的最后和彻底的崩溃则要到黄巢之乱才开始。中央权力的衰落不纯粹是政治现象。它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密切关系，这种危机逐渐影响到淮河和长江流域富饶和高生产力的农业区的农村生活。

这场危机并非经济衰落的产物，而是经济迅速发展的间接结果。自8世纪初期以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和商业已经稳步发展，人口迅速增加，但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趋势因政府在755年后放弃一切徒有其名的土地分配控制，以及因税赋负担不均和贫富差别扩大而随之加剧。到9世纪中叶，地方盗匪横行和人民离乡背井的现象（这些历来是农村苦难的表现）达到了严重的程度，而在京师，中央当局从这个地区取得的收入减少了。政府和它的政策部分地应对这种局面负责，但它们只是次要的因素。政府对根本的变化、迅速的发展和它们的广泛的社会影响是控制不了的。可是朝廷坚持要取得越来越多的岁入，或者至少要维持当时的水平，而根本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就助长了地方官员的陋习。他们知道朝廷对他们成绩的考核只以他们取得的结果来衡量，而不问取得这些结果的手段是什么。随着危机的产生，政府也没有采取帮助苦难者的积极政策。因此，农民虽然可能同样受到私人利益集团的压榨，但政府的公开的征税要求证明是他们不幸的主要原因。地方官员通过对地方有财有势的人提供保护和给予特权以及通过其他的贪污行为，也增加了一般纳税者的负担。长江流域发生的这类事件有最详细的文献记载，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是中央政府最为关注的地方，而且因为它从那里获利的机会更多。可以肯定，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贪污腐化到不可救药；倒不如说年深月久的个人偏私和不法行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此外，一个拥地者不论拥地大小，当他取得免税地位时，往往把它扩大到为他种地的农民身上。由于纳税人的减少而造成当地人民税赋负担的不平衡，再加上其他许多农民干脆出逃和迁往别处，这转过来又成为官员痛苦发愁的根源，因为他们仍一心指望能够凑满应上缴的税额。处于这种压力下，地方官员的对策可从9世纪30年代浙西一个过于热心的刺史的事例中看出：他亲自决定谁该不该纳税，然后派军队到该州各村各乡直接催课。

地方的行政在9世纪经历了相当大的演变，这大大有助于解释帝国约从855年起的事态发展。前面已经谈过，它吸收了地方各类人物，他们的社会出身与那些最正规的官僚的出身明显不同；也谈到了利用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通过财产的假转让来保护逃税的方式。中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一直必须依靠本地的胥吏去完成许多基本任务，所以它们一直受到强大的、来自地方的压力。但在晚唐，地方的行政机构逐渐丧失了它们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的特点，并且日益趋向地方本位主义。它们陷入地方利益集团的网络而不能自拔，但这些地方利益集团总是根本不赞成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结果，节度使和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等朝廷任命的官员同地方政府的本地公职人员（包括军队）之间的一直存在的潜在冲突就变成了现实，因为前者日益被看成是异己的和敌对的利益的代理人。这一局势反映了这一世纪自安禄山之乱以来正式的地方结构已经官僚化的程度，但它又突出地说明了长安的朝廷和帝国重要地区的地方集团之间的鸿沟日趋扩大。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的官僚与这些集团之间缺乏牢固的社会纽带。在理论上，科举制度开辟了入仕之途，但仍只起小规模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私人经济部门的规模扩大和迅速发展。但是，如果说在地方政府的官员或在一般地方民众中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反王朝情绪的暗流，那也未免过分了：他们只希望中央政府少来干预，这不一定与对皇帝的抽象的忠诚有矛盾。

与此同时，各地的军事力量严重削弱。军事预算和驻军的削减大大地减少了能紧急动员应变的军队。长期只习惯于守卫任务的驻军发现要保持他们的战斗技术和斗志必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还有进一步的原因，这种情况只有在9世纪50年代后期才充分表现了出来。宪宗时期所采用、并在他及其以后诸帝所推行的改革使战斗部队的规模变得很小，指挥权又广泛地分散在节度使和刺史的手中。这些改革（虽然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旨在一举解决另一个问题，即藩镇兵力过于集中，但结果在以后的几十年却把地方政府的兵力减少到不能维持地方治安的水平。除了边境的藩镇、东北拒不听命的诸镇和内地一两个特殊的镇——如武宁（从870年起改为感化）——以外，诸镇基本上变成文官性质的政府了。

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这些变化来看待法纪荡然无存和抗拒官府的行为逐渐频繁的情况。845年，诗人兼文学家杜牧从他的长江任所呈上的一份关于江贼的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多达百名的盗匪在沿江袭击和洗劫居民地和市场而不受惩罚的情景。据杜牧所言，这些居民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掠夺和盗匪的蹂躏。值得注意的是，据说盗贼是从淮河区来到长江地区专事抢掠的。这说明，他们在其他地方胡作非为，就能逃避在家乡地区的惩处。他们还需要一个秘密市场以销赃。杜牧断言，他们与江淮地区的居民有广泛的联系，他们还乐于对一些村落公然进行武装保护（但不知他是否看到过其中某些村落）。他还确定这些盗匪贩运私盐，从其他许多史料中，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出现了盐和茶叶的走私活动。后者主要是财政问题，但由于这种人在进行活动时藐视官府，并且不惜为他们的非法活动动用武力，所以他们也造成了一个治安问题。杜牧提出并得到宰相李德裕支持的一个解决办法是，设立一支有50条船的巡逻队在长江作战和保护其居民地。如果它真正实行，问题很可能成功地解决。但总的说来，严重的不法行为不断发生，一个重要的措施是，朝廷在852年下令在各戍军地任命教练使，以便定期进行训练活动。事实上，盗匪活动在859年第一次引起了规模不详的民众起义，但在当时，驻军本身却是朝廷主要关心的对象。

虽然在历来多事之地（东北和武宁）麻烦依然不断发生，但这时地方驻军的兵变和骚乱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兵变和骚乱在原来很少发生的长江诸镇和沿南方和西南边境的驻军中突然出现。后一种困境与9世纪中期以后来自南诏的日趋严重的外来压力（对中国本部和安南）和这些地区的土著部落日益扩大的暴动直接有关。政府感到难以将资源转用来加强南方的防务；办法之一就是抽调内地各地军中的分遣队到那里服役。这个办法和其他临时应急措施造成了后勤安排不当和服役期过长，从而又导致了南方戍军的不满和偶尔出现的暴力行动。

在长江流域动乱的过程中，浙东的观察使在855年被赶出其治地，湖南、江西和宣歙诸观察使也于858年被赶走，其起因部分是相似的。858年朝廷官员张潜禀报皇帝，节度使和观察使们为了取得优良考绩，设法筹集财政结余，当难以增加税收时，唯一可选择的办法是紧缩开支，而军需和军饷就是最易下手之处。所以这类兵变与农村农民的苦难有关，但只是间接的。至少以858年宣歙的兵变而言，一篇近期的研究论文表明它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对当时的观察使郑薰的苛政的反应是一场兵变，它表面上是武将康全泰领导。但真正的领导人物是幕僚李惟真，此人同时又是一个富商，曾利用其地位的庇护作用和特权而积聚了大量财产，而且私下招集了大批人马。此外，他的同谋者之一有大量土地，为了灌溉，此人又把持了原来要使130户得益的水源。这样的利益冲突无疑在各镇辖地很普遍；朝廷官员很想严厉推行不利于这些人的个人私利的法律和中央政策，但这种企图始终有引起反对甚至有力抵制的危险。

859年后期浙东裘甫的起义是一个世纪前袁枢之乱以来这一地区第一次出现的军事大动乱。在整个唐王朝时期，东南一直异常平静，甚至807年浙西李錡之乱也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战斗。裘甫的起义在唐代则是新的事物，新就新在它是一次真正的民间农民起义。裘甫本人是贫民出身的亡命之徒，他纠集了200名追随者以劫掠为生，最后逐渐发展到攻打城镇和乡村。他在初期轻易地取得了几次胜利，攻占了几座县城，并且很快发现他的队伍迅速壮大到了数千人，据我们所知的史料记载，它扩大到了3万人，此数也许有点夸大。他们被描述成无赖亡命之徒，但其中大部分一定是农村受苦难的穷人。运动从一开始就反王朝，也许还是被阶级仇恨所激起的：官员和文人被杀；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了年号，铸造了上有“天平”铭文的印玺。

由于浙东的兵力证明完全不足以平息这次起义，朝廷于是命高级将领王式负责镇压叛乱者，并从邻近诸道和从河南调兵遣将。王式先下手为强，封锁了主要集结在明州和越州的叛军的一切退路。他还开仓济贫，以减少民众对裘甫的支持或潜在的支持。但战役仍持续到860年的夏末，经过了叛乱者的顽强抵抗才告结束。虽然这次叛乱主要是地方性的，但它表明在王朝的生存必不可少的这个区域，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在接近危急的阶段。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作为第一次爆发的民变，这次叛乱常被视为是黄巢叛乱的前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次被民众的愤怒和苦难煽起和支持的叛乱。

人们有兴趣推测，政府可能采取什么行动路线，以防止它在各地的权力和控制进一步削弱。但得益于现状的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可能太多（特别是在各藩镇中），因此不存在支持根本变化的真正基础。总之，在一心寻欢作乐的懿宗治下（860—873年在位），对策根本不存在，而他的大臣也没有表现出什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才能。但如果认为王朝国祚急剧衰落的现象一定到处可见，并以此来描述当时的局势，那也是错误的。裘甫的叛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性事件，而且长江流域经过了若干个别地方驻军的哗变后，秩序已迅速恢复。国内没有明显的重大政治威胁，尽管朝廷已把注意力转移到南方地区的防务问题方面（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但与此有关的措施之一在国内却有重要的意义。

武宁长期以来是帝国的多事之地，其驻军在862年赶走了节度使。朝廷任命在对付安南战争和镇压浙东叛乱中久经沙场的猛将王式以取代其位。虽然朝廷以前曾对徐州的军队进行过几次讨伐，但他们一直长期不听从朝廷指定的节度使。王式率领从各地军队中调来的分遣队进城；朝廷显然同意了他的行动计划，于是他开始大批杀戮武宁的军队，据说达数千人（虽然其规模很不一般，但像这样大批杀戮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几次发生在831年的山南西道、819年的兖海、840年的义武和845年的昭义）。这个行动暂时稳定了武宁的局势，不过许多武宁的士兵设法出逃，转而去干包括当盗匪在内的营生。后来，为了再进一步削弱这支军队，约3000名士兵被派往防务问题又变得非常重要的南方边境值勤。原则上，他们在三年期满后应该返回家乡，但一支已值了两期勤务的800人的分遣队又奉命留在桂州再驻守一年。事实证明，这个因素，再加上不满他们的领导等其他原因，使他们忍无可忍。868年夏驻军哗变，并在他们自己的一名军官庞勋率领下，自行开始了返回家乡的旅程。朝廷事后批准了他们的行动，而只满足于解除哗变部队的武装。但他们又获得了新的武器，继续其返乡路程，在不到两个月里到达徐州。徐州的节度使拒绝他们进城，因为他有充分的根据怀疑他们的忠诚。于是他们转而采用武力，他们的哗变很快就转变为公开的叛乱。叛军这一次又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哗变者是本地人，而该地过去又有经历大风大浪的历史，这两者很可能是促使民众支持的因素。叛乱者夺取了宿州、藩镇所在地徐州、濠州和其他重要的地方。他们又攻入今之山东、江苏、河南和安徽诸省。对邻近区域进行这些袭击的主要目的是为投奔叛军者的大集结取得必要的给养。政府不得不动员大军，对叛乱首先是遏制，然后再镇压，历时达一年多。叛乱最后在868年秋末被平息。在此期间，汴渠的交通当然中断，这就迫使政府使用另一条航道（但它肯定是不够的），以便把货物从南方运往长安。另外，政府的几次决定性的胜利是通过从边境派来的3000名沙陀突厥骑兵的援助取得的，在唐代，这是第一次把外国辅助部队派往黄河以南的行动。

近代有些历史学家从这一事件中看到这样一种民众叛乱的过程：它一方面能够蔓延到广大的范围，但又被叛乱军事领袖的狭隘和自私的目的所出卖。不管情况是否这样，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帝国的心脏地带潜伏着大批叛乱分子，他们是心怀不满的士兵、退役的士兵、原来的谋反者、土匪、走私者和人数最多的那些在农村受压迫和被剥夺生计的人。被这次叛乱波及的区域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一定一直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不是短时期就能在经济上恢复高生产力的。中央的财政遭到沉重的打击，一方面是因为它直接丧失了富饶和高生产力区域的岁入；一方面是因为要支付巨额费用以供养战地的军队。中央政府对诸镇的控制一定变得更加松散，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官员内部对帝国国祚的信心下降了。这样的一次小事件竟被听任发展为一次大的叛乱，这对当时朝廷的领导集团来说，几乎没有材料可为他们辩护。

但当事变和危机发生时政府难以应付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行政和军事机构的虚弱，这时，它作为中央权威的延伸既没有力量，又缺乏反应能力。由于兵权的分散和军费的不足，地方官员在他们所辖地区再也不能保持足够的安全；此外，驻军本身的素质也严重下降。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各地行政中心日益处于地方富人集团的影响之下，内部的分裂使这些中心有发生内部破坏的危险。在此以前的一个世纪，藩镇与中央的对抗是，节度使一般能组织其治地的资源来支持他。这时开始出现的形式是，最初的对抗发生在州镇内部，矛头指向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或刺史）。换句话说，州镇中心成了内部不稳的根源，不过其意义与安禄山之乱以后的不稳根源很不一样，但在9世纪第三个25年的整个时期，这些中心尚未呈现出一种公开反王朝的形式。反王朝的形式只是在黄巢叛乱引起的混乱中和混乱后才出现。州镇中心成了利益集团和土匪盗寇的牺牲品，前者习惯于利用它们，后者像以往那样先夺权，然后要求软弱妥协的朝廷正式批准。有人说，藩镇结构以提供摧毁王朝的手段而告终，但这种情况只是在其领导的组成发生迅速和彻底的改变和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军事化后才出现的。

从755—906年期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转移中，人们会注意到一种来回摆动、甚至是周期性的行动，即往一个方向的运动最后让位于往另一方向的运动，等等。但是在我们的知识足以证明有关的相互作用的因素事实上的确产生一种来回摆动或周期性的形式之前，以上的观念不过提醒我们“人事中的一种时势”这个事实而已。此外，本书各章都清楚地说明，唐朝在这一时期有明显的变化。黄巢之乱时的形势及其后果与安禄山之乱时的形势及中央权威因之而变弱的情况很少有相同之处。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唐朝廷经历755—763年原781—786年的危机后有了明显的恢复，当时叛乱严重地动摇了国基。在它作出的种种努力中，它显然在抓中国历史中中央政体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即我们称之为中国这一广袤领土的团结和凝聚力问题。政府的行动无疑是维持这种团结和凝聚力的先决条件，但如果没有至少大部分民众的默认，它就不能长期保持有效。因此，当我们必须专心研究政府在努力重新集权中采用的方法和政策时，它所发现的对实施程度的反应也绝不能被忽视。确认它为政治中心和接受既存体制的情绪在全国一定十分强烈，否则唐政府在8世纪不得不面临致命的挑战时不可能幸存下来。9世纪中叶以后，在制度要求和当时主导的社会形势之间许多人产生了分歧，这大大地削弱了上述的那些情绪。所以，当不法分子在地方上攫取权力和中央逐渐被混乱所困扰时，像前一个世纪那样对复兴唐中央政府的足够的支持就不可能出现了。显然，对唐朝权力的最后垮台，不应作出简单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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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晚唐及宋的代表性的观点，见《通典》卷148，第1页；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中有译文及论述；《资治通鉴》卷216，第6888—6889页；范祖禹：《唐鉴》（日本，1839年）卷9，第14页；较近期的西方著作有福兰格的《中华帝国史》卷3（柏林，1961年，第437—451页）及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0—72页）。

唯一的例外是张说在722年提出的削减军队的建议（他所根据的军队总数显然是夸大的），载《资治通鉴》卷212，第6753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登，1946年），第774页，注1。

《旧唐书》卷38，第1385—1389页；《资治通鉴》卷215，第6847—6851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786页，注2；参见鲁惟一《汉武帝之征战》中关于西北边防军的较低的估计数字，此文载于F.A.基尔曼、费正清合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年），第93页。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8—69、149—152页，注32；　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16—21页。

但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5页）和其他许多研究这一问题的作者都采纳传统的观点，即宰相李林甫造成了这一变化，以保护他自己在朝廷的地位。

的参考材料。

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载《通报》，25（1927年），第279—286页；　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第13—16页。

见日野开三郎载于《史渊》（87 〔1962年〕，第1—60页及89 〔1962年〕，第1—26页）的关于东北边境史的综合的（但其部分内容是高度理论性的）论述。

关于安禄山的事迹，特别参见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一书（它叙述到752年），又见戴何都的《安禄山史》（巴黎，1962年）和霍华德·列维的《安禄山传》（伯克利，1960年）。

这一观点构成大部分传统记载的理论基础；关于近时对这一观点的修正，见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年），第257—260、264—265页，注8。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1944年，1956年北京再版），第25—48页。

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19（1936年），第197—209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5—81页。

唐代官方历史中关于这些叛乱时和叛乱后青云直上的军人的传记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陈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5页以后收集了这类人物的大量材料。

所列的传记材料。

《旧唐书》卷9，第230页；《资治通鉴》卷217，第6937页。

关于勤王起事的最完整的记载，见彼得森《帝国的分离部分：中唐和晚唐的东北》第1章（在撰写中）；又见谷川道雄《关于安史之乱的性质》，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丛》，8（1954年），第86—91页。

日野开三郎之文（载《史渊》，91 〔1963年〕，第8—17页）仔细地追溯了平卢军的历史。

戴何都：《安禄山史》，第241—255页；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北京，1959年）卷1，第217—218页（他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不去谴责杨国忠，而把攻击的决定全部归咎于玄宗军事上的无知）。

关于长期围攻宋州的情况，见章群《唐史》（香港，1971年），第103—104页；《旧唐书》卷187下，第4899—4900页；《新唐书》卷192，第5534—5541页。

见戴何都《安禄山史》，第290—295页及其参考材料。

关于这一政策的坚持和重申，见《册府元龟》卷87，第13—14、17页。

戴何都：《安禄山史》，第307—321页。

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台北，1963年），第94—101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剑桥，1970年），第34—35页。

《新唐书》卷144，第4720页；《资治通鉴》卷222，第7101—7104页。

见戴何都《安禄山史》，第335—345页以及他的参考材料。

《册府元龟》卷88，第1页；《唐大诏令集》卷8，第9页。

关于回纥插手叛乱的情况，见C.麦克勒斯《唐史记载中的回纥帝国》（堪培拉，1972年），第17—25、55—77页。

C.A.彼得森：《仆固怀恩和唐朝廷：忠诚的局限性》，载《华裔学志》（1970—1971年），第29—33页。

最完整的单独论述叛乱后地方结构的论著（虽然有的观点已经过时）是日野开三郎的《中国中世的军阀》。王寿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1969年）十分有用，特别是它的表列数字，但它绝不能使吴廷燮的旧编《唐方镇年表》（载《二十五史补编》卷6）过时。

岑仲勉的《隋唐史》（第272—273页）论述了道的数字和变动情况。

《旧唐书》卷17下第567页、《新唐书》卷164第5057页和《册府元龟》卷486第21页估计的数字可能偏低，现向上稍作修正。

见《资治通鉴》卷223，第7166—7167页；卷224，第7214页；卷225，第7225、7229页的记载。

《资治通鉴》卷223，第7165、7173页；《全唐文》卷384，第20—22页。

彼得森：《仆固怀恩和唐朝廷》，第423—455页。

这些结论根据吴廷燮的表作出。见彼得森的《763至875年期间官员任命的控制与唐代各道世袭官职的发生率》，这是为1962年芝加哥召开的“唐宋时代传统和变化”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

关于这一事件，见彼得森的《帝国的分离部分》第2章。

《资治通鉴》卷222（应为卷223——译者），第7175页。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页。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41、52—53页。

《唐会要》卷84，第1551页；《册府元龟》卷486，第19页。

见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64—271页；又见本书第九章。

见《唐会要》卷68—69和卷78的有关文献；《新唐书》卷142，第4664—4665页。

关于这一改革的主要特征，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39页以后及它所列的参考材料。

特别见日野开三郎的《两税法的基本四原则》，载《法制史研究》，11（1961年），第40—77页。

叛乱本身及逐步导致叛乱的原因，见崔瑞德的论述《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754—805年）》，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儒家人物》（斯坦福，1962年），第91—103页；彼得森的《帝国的分离部分》第3章有很详细的论述。

《旧唐书》卷141，第3843页。

见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与新法家》，载芮沃寿编《儒家信仰》（斯坦福，1970年），第102—104页。

见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第96—101页。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第206—207页。

见《册府元龟》卷486，第19页；《唐会要》卷84，第1553—1554页；本书地图16。

所列的参考材料。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北京，1957年），第94—95页；关于全面的论述，见小畑龙雄《神策军的发展》，载《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京都，1968年），第105—220页。

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 》，第116—118页；奏议全部译文见S.巴拉兹《唐代经济文集》，载《柏林东方语言学通报》，36（1933年），第168—206页。

主要见矢野主税《唐代监军使制之确立》，载《西日本史学》，14（1953年），第16—32页；《唐末监军使制》，载《社会科学论丛》，7（1957年），第17—25页。

它们通常（但不是普遍地）以旧的名称“道”相称。

关于军事结构最精辟的分析，见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构造》，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0（1960年），第75—149页。

关于这方面最充分的论述，见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跋扈与镇将》，载《东洋学报》，26（1939年），第503—539页；27（1939—1940年），第1—62、153—212、311—350诸页。

陈寅恪：《从唐诗中看官员的俸禄》，载孙任以都和J.德·弗朗西斯合编《中国社会史》（华盛顿，1956年），第192—195页。

《资治通鉴》卷238，第7692—7693页。

《旧唐书》卷156，第4135页；《新唐书》卷158，第4945页。

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视时对贪污腐化的揭露》，载《大亚细亚》，18（1973年），特别是第43—45页。

《资治通鉴》卷237，第7659页；卷238，第7664页；《全唐文》卷646，第2—6页。

本节取材于C.A.彼得森《中兴的完成：宪宗和诸镇》，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151—191页。

《旧唐书》卷147，第3974页；《资治通鉴》卷237，第7627页。

特别见日野开三郎《藩镇时代的州三分税》，载《史学杂志》，65.7（1956年），第650—652、660—662页；松井秀一：《裴垍的税制改制》，载《史学杂志》，76.7（1967年），第1039—1061页。

《全唐文》卷646，第4—6页；尤金·菲费尔：《作为御史的白居易》（海牙，1961年），第117—119页。

关于这次战役，特别在军事方面，见C.A.彼得森《815—817年反对中央政权的淮西之战》，载F.A.基尔曼、费正清合编《中国的兵法》（麻省坎布里奇，1974年），第123—150页。

尤金·菲费尔：《作为御史的白居易》，第125—133、153—154、226—228页。

《资治通鉴》卷241，第7768页；《册府元龟》卷60，第21—22页。

日野开三郎：《藩镇体制下唐朝的振兴和两税上供》，载《东洋学报》，40（1957年），第227—228页。

这些事态发展在彼得森的《帝国的分离部分》第5章中有相当详细的阐述。

关于两份诏令的内容，见《旧唐书》卷16，第486页；《资治通鉴》卷242，第7808、7811页。

关于这些发展，见《资治通鉴》卷242，第7811—7812页；《文献通考》卷51，第1321页；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叛乱”为中心》，载《史学杂志》，66.2（1957年），第95—98页。

关于这些文献，见《旧唐书》（卷157，第4157页）、《新唐书》（卷164，第5057页）和《册府元龟》（卷486，第21页）。

的参考材料；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吉隆坡，1963年），第11—12页。

关于这种种规定，见《唐会要》卷79，第1446—1451页。

《唐会要》卷84，第1551—1552页。

《资治通鉴》卷244，第7874页；《旧唐书》卷172，第4471页。

《资治通鉴》卷248，第8010页。

关于河北约820—874年的发展，见彼得森《帝国的分离部分》第5章。

见彼得森前引著作第5章。

顾炎武：《日知录》卷9（台北，1862年），第220—221页。

赖肖尔：《圆仁游唐记》（纽约，1955年），第205—213页各处及第388页。

这一节取材于以下的研究著作：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94—121页；　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第208—215页；栗原益男：《安史之乱与藩镇制的发展》，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1971年），第173—178页；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第137—209页及各处；堀敏一：《黄巢之叛乱》，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1957年），第1—108页。

《册府元龟》卷698，第17页。

《全唐文》卷751，第16—19页。

《资治通鉴》卷251，第8121页。

《资治通鉴》卷249，第8071页。

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116—117页。

关于这次叛乱的记述，见戴何都《868—869年的庞勋叛乱》，载《通报》，56（1970年），第229—240页。

松井秀一：《唐末的民众叛乱和五代的形成》，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1971年），第246—247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1957年），第52页。

参见《新唐书》卷50，第1324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751、785页），它没有注意到地方行政不时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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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8世纪和9世纪的史料大多数已见于文人著作中，它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的材料，因此我们很容易设想唐朝末年生活的一般特性是怎样的。除此之外，本文的主题——研究从755年到大约860年间的重大政治问题——比其他任何题目在文献和历史著作中或许都得到了较好的反映。可见，对政治历史学家来说特别令人失望的是，有几个晚唐宫廷中的主要问题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得出满意的答案，因为文献不足征之故。这不是一个枝节问题，也不是一个如何自圆其说的问题，因为9世纪的材料，无论就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有严重的缺陷。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国的众多史料作非常仔细的推敲，尽可能不使它们的爱恶偏见和缺而不载的地方把我们引入歧途。自然，这个方法看起来并不出众，但是对于某些晚唐的题目（例如9世纪的政治派系斗争，千余年来都在那里各执一词地解说纷纭）说来，由于缺乏过硬的新材料，所以究其实只能对传统的曲解加以解析，此外就再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有时，我们能从唐代的诗文集中勾稽一星半点关于这些困难问题的材料，但毫不奇怪，这些用来确证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的材料又往往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或者是不可信的。总而言之，现代学者才刚开始致力于8世纪和9世纪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方面的研究，因此，下面的论述应该看做对晚唐政治所作的一个初步的提纲挈领式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