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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历史——与印度关系的嬗变

历史大观园 隋唐气象 2020-07-14 00:51:00 0


中国本来的宇宙观在佛教传入后受到巨大的挑战,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印度传来的新知识则认为印度处于中心而中国是边鄙之地,身处边缘带来的焦虑感在许多高僧的著作中均可看到。五印度中的“Madhyadesa”被译为“中国”,许多早期佛教文献所谓的“中国”并非中华之中国,而是Madhyadesa。后代之学者不了解其中的思想背景,就会犯下啼笑皆非的错误。比如清代四库馆臣对东晋《法显传》有关“中国”的记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晋僧慧严就认为中天竺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能叫“大夏”,只能称“东夏”(《释迦氏谱》,《大正藏》第50册)。三国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就已经把释迦牟尼的故乡迦毗罗(Kapilavastu)描述为天地的中央(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大正藏》第3册)。这种观念一直到唐代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撰《北山录》时还被坚持,其将洛阳视为震旦的中心,而天地的中心是在印度(《北山录》卷一〇,《大正藏》第52册)。持本土立场的学者,比如李淳风,对佛教宇宙观大加批判,他极力论证华夏居天地之中,指责佛教对天地的论述“怪诞不可知”(杜佑《通典》卷一八五《边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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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像

唐代及其以前,中国僧人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去天竺求取佛经。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无不对此作出贡献。但是同时,他们都在内心深处有某种焦虑,为自己生在边地而焦虑。玄奘到天竺之后,甚至为此气绝。法显他们到了印度之后,要千方百计去佛经里提到的圣地朝圣,比如佛祖讲经的耆阇崛山(Gdhrakūa)。耆阇崛山又名伊沙堀、揭梨驮罗鸠胝、姞栗陀罗矩吒,在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之东北。法显、玄奘都曾到此山朝圣。耆阇崛山在唐代高僧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有机会多去凭吊,高宗上元二年(675)至则天光宅元年(684)义净住那烂陀寺,十载求经。尝与无行同游鹫岭(即耆阇崛山),又在王舍城怀旧,赋诗述怀,写下了《杂言》、《一三五七九言》诗,其中《杂言》即作于耆阇崛山,其词有云,“观化祇山顶,流睇古王城”,“七宝仙台亡旧迹,四彩天花绝雨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玄奘归国时,其在印度的师友就劝说他留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印度是佛土,而中国处于边地。唐代及其以前的朝代,对印度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但是这一切,在一个大唐的使臣到达天竺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足以影响到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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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印度的蓝毗尼石柱,柱头已经消失,中央有龟裂三处,高7.2米,底部3.3米处有婆罗米文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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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中的玄奘取经图

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北印度摩伽陀国戒日王派遣使节到达唐廷。两年后,唐朝派遣李义表担任使节访问摩伽陀国。李义表的副手是王玄策,之前在今天广西地方担任县令。这是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王玄策此后数次出使印度,著有《西域行传》一书,今失传。部分内容见于道世的《法苑珠林》,如卷二四引《西域行传》记载尼泊尔著名的阿耆婆弥池,比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的记载详细。可见,《西域行传》的价值当不低于《大唐西域记》。同年十二月李义表和王玄策到达摩伽陀国,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抵达王舍城,王玄策等人登上耆阇崛山,于是勒石为铭,其辞有云:“大唐出震,膺图龙飞。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迈轩羲。高悬玉镜,垂拱无为。”(《法苑珠林》卷二九)在佛祖讲法处勒石纪念,言辞却用“出震”、“龙飞”、“光宅”等带有中国本土天人感应思想的字眼,这一历史场面背后的思想内容之丰富,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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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烂陀寺遗址

到了贞观二十一年(647),此时已经升任右卫率府长史的王玄策担任使节再次出使摩伽陀国,其副手是蒋师仁。这次他们选择穿越吐蕃和泥婆罗进入印度——吐蕃的松赞干布已经跟唐朝结亲,交通也打开了。但是在王玄策使团抵达摩伽陀国时,戒日王去世了,大臣阿罗那顺篡位。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阿罗那顺袭击了使团,王玄策和蒋师仁逃到吐蕃,向松赞干布求援,松赞干布此时也出于扩张势力的考虑,派出一千二百名吐蕃士兵,跟吐蕃关系良好的泥婆罗更靠近印度,所以派出了七千人的军队。王玄策带领这支军队大破天竺军,俘虏了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王玄策随后带领俘虏,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回到长安,向太宗献俘。王玄策此次扬威域外,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政治上的升迁,实际上王玄策的个人仕途并不顺利,始终也没有升迁到较高的位置上。此外,他从印度带回的号称两百岁的方士那罗迩娑婆寐,给太宗制造的延年药,最终却导致了太宗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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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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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书影

但是王玄策在佛土的军事胜利,增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贞观二十二年(648),也就是在王玄策带领俘虏回到长安的这一年,玄奘翻译完成一百卷《瑜伽师地论》,唐太宗亲自撰写序文《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因此上表感谢,在谢表中,玄奘毫不犹豫地将太宗描述为佛教的理想君主转轮王,并且歌颂他“给园(Jetavana Vihara)精舍并入堤封,贝叶灵文咸归册府”,也就是说太宗居然把佛祖讲法之地都纳入统治范围,而且神圣的佛经也纳入到大唐的内府。玄奘又进一步回忆了自己“往因振锡,聊谒崛山,经途万里”的经历,歌颂太宗的伟大功德。(《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唐朝著名的学者吕才,也如玄奘一样,深受鼓舞,认为“三千法界,亦共沐于皇风”,大唐的雄风“故令五印度国,改荒服于藳街;十八韦陀,译梵文于秘府”。(《全唐文》卷一六〇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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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三藏圣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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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玄策墓志铭并盖

在玄奘回国之时,印度诸僧即以唐朝地处佛土边缘劝玄奘留下。永徽五年(654)春,法长(Dharmavardhana)返回印度,玄奘写信给中印度摩揭陀国三藏智光法师(J?ānaprabha),信中赞颂了唐朝皇帝的治国有方而又能推行佛教,有“轮王之慈”;而且唐朝佛教“亦不异室罗筏(Srāvasti,即舍卫国)誓多林(Jetavana,即祗树给孤独园,梵名,为佛陀说法处)之化”,也就是说,唐朝的佛教,跟印度的情形已无高下之别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印度高僧、酋长、商人大量来到唐朝,在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促进了两个伟大文明的交融。武则天上台中,天竺僧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歌颂武则天的《大云经疏》和《宝雨经》,天竺僧人和贵族占了最大的比例。而且在医学和天文学上,印度移民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典型的如天文学,来自印度定居中国的瞿昙悉达,其一家四代在唐代从事过天文工作:其父瞿昙罗曾任太史令,其子瞿昙譔曾任司天监,其孙瞿昙晏曾任司天台冬官正。瞿昙悉达不仅主持过天文仪器的修复,编纂过《开元占经》,而且他还于开元六年(718)奉旨译成《九执历》。“九执”就是“九曜”。《九执历》是根据几部印度历法编译而成的一部历法,其引进了印度天文学中的一些先进的内容,如周天360度和60进位的圆弧度量方法,黄平象限等概念,以及太阳远地点位置、黄白交点运动周期等比汉历精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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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小立俑(唐大中四年,即850年,陕西长安嘉里村裴氏小娘子墓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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