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隋末群雄逐鹿的知识和信仰背景

逐鹿说与天命说是传统中国对统治权的两种主要的解释方式。在中古时代，天命说在塑造统治合法性当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对其构成挑战的，主要就是实力说——即“逐鹿”说。不过“逐鹿”说基本上是被统治阶级所排斥和打压的，被视为是乱臣贼子频出的根源。比如东汉时割据一方的隗囂认为西汉的建立，是“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班彪写下了《王命论》，极力为刘氏的天命辩护，而否认“逐鹿”说，认为刘邦建汉是早有征祥，是天命所在，不是力所能致（《汉书》卷一〇〇《叙传》）。沈约撰《宋书》之所以立符瑞志，目的也是为了“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宋书》卷一一）。隋朝李德林因为梁士彦及元谐等人频有逆意，抗衡隋朝，仿照班彪作《天命论》，极力攻击逐鹿之说（《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这跟《旧唐书》描述隋末群雄的态度是一样的，《旧唐书》史臣曰：“有隋季年，皇图板荡，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盗发逐鹿之机，殄暴无厌，横流靡救。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当然，《旧唐书》是后来编纂的，在描述隋末群雄时，自然极力否认李唐的统治权来自于群雄逐鹿，而是强调高祖的兴起是天命早著，不是光靠力争得到的。在天命说占据政治思想史主流的隋代和唐代中前期，尽管逐鹿中原的群雄以智谋、强力夺取政权，但是在论述自己统治合法性时，却自然而然地求助于天命学说，将自己说成是接受上天的天命来统治人民。隋末群雄中，不但李渊、李密如此，窦建德、萧铣也不例外。

隋朝崩溃来得非常迅速，而隋炀帝却选择了偏居东南的江都作为自己最后的据点，将西京大兴城和东都洛阳抛弃在群雄逐鹿的汪洋大海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在隋炀帝退居江都后，群雄蜂起，主要的势力最后形成了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和李渊集团，隋朝彻底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陕西唐高祖李渊献陵石犀（现藏碑林博物馆）

在隋末群雄的竞逐中，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假天命而号令天下者李、刘二氏，李渊以“李氏将兴”为号召，认为自己就是谶谣中的“桃李子”；而发端窦建德集团的刘黑闼等，则打着“刘氏当王”的大旗，与李家的谶言相对抗。其实，“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并非简单的谣谶，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根基。唐朝之前，汉朝是唯一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统一王朝，谶纬之学从兴起就与今文经学结合在一起，宣扬刘氏才具有天命，比如《春秋演孔图》说：“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光武帝刘秀制造“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语。王莽末年开始流传的“刘氏复起”的谶记，东汉王朝覆灭之后再度出现，成为“汉祚复兴”、刘氏“系（继）统先基”，爆发了张昌、刘尼、刘根、王弥，以及刘茫荡、刘黎、刘灵助的起义或起兵，甚至三国时期刘备建立蜀汉、匈奴贵族刘渊的反晋战争，同样是在“汉祚复兴”这个谶记号召之下发动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卯金刀”就成了统治者敏感和警惕的符号。

唐老君像，原立于临潼骊山老君殿。雕像为圆雕，汉白玉材料，刻工细腻，线条简洁生动，造型饱满，神态逼真传神，是不可多得的唐代造像佳作。

刘秀起兵复兴东汉时，“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后汉书》卷一《光武帝本纪》）。从东汉末年起围绕着道教《太平经》的“太平世”历史观深深影响了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与社会，那时代社会上弥漫着“末世将至、大劫轮回之期已到”的观念。这与其说是政治家营造利用谶纬去迷惑民众，不如说是政治家顺从了当时普遍的“末世之劫、救世主下凡”的信仰。于是“刘氏”谶语就与道教的类弥赛亚信仰结合起来，宣扬“刘氏当复兴”。但是同时，“李弘”作为老君的化身出世拯救世人之说，越来越被大众所认知。“李弘”或者老君出世，是道教终末论和类弥赛亚信仰不断发展的产物，在中古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李渊建立唐朝，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信仰的背景下完成的。李密宣扬的一套说辞，实际上跟李渊基本一样，他们都将自己视为拯救世人、建立新朝的救世主。

早在隋唐之前，以“李弘”、“刘举”为号召的政治事件就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而这些政治蓝图往往跟宗教信仰紧密相关，道教的李弘、佛教的弥勒都被用来作政治性的解释。比如《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誓魔品》就讲：“至甲午之年，刘氏还住中国，长安开霸，秦川大乐。六夷宾服，悉居山薮，不在中川。道法盛矣。‘木子’、‘弓口’，当复起焉。”预言李弘会在刘氏“继统先基”之后“复起”。“木子”、“弓口”就是“李弘”，而李弘实际上就是道教塑造的理想君主，他于将来会来到世间，建立理想国度。从北魏到唐朝，很多的起兵造反都打着“李弘”和“刘举”的旗号。北魏寇谦之曾借老君之口，批评借助李弘、刘举起事的行为：“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见，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老君音诵诫经》，《正统道藏》第30册）史书中记载的“刘举”起兵很多，比如北魏时期，就有好几次。

隋大业六年（610）道教造像记拓片

这些救世主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想，对北朝到隋唐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面临的第一场严重的谋叛即与此有关。他诛杀了颇有野心的大臣刘昉，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刘昉“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在诛杀刘昉的诏书中，隋文帝严厉驳斥所谓“刘氏应王”的谶言，强调天命在自己。

敦煌两件《洞渊神咒经》抄本P.3233，P.2444，末题“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图示为P.3233。《洞渊神咒经》预测李弘出世，真君降临，其文多有刘氏复兴、李弘继立的政治性预言，比如“至甲午之年，刘氏还住中国，长安开霸，秦川大乐。六夷宾服，悉居山薮，不在中川。道法盛矣。‘木子’、‘弓口’，当复起焉”之类。敕写此经，可能正是为了表示李弘是应谶当王，合乎天意。

唐朝建立之后，刘姓大臣屡屡被猜忌贬斥，比如唐初的重要将领刘师立被人揭发“姓在符谶欲反”（《新唐书》卷八八《刘师立传》）；另一位将领刘兰成因为“刘将军当为天下主”的预言被杀（《新唐书》卷九四《刘兰成传》）；贞观十九年（645），又有刘道安蛊惑人心，煽动造反，等等。武则天时代，“刘氏当王”的观念也对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万岁通天二年（697），刘思礼谋叛被杀，也跟此有关（《新唐书》卷八八《刘义节传》）。武则天上台之后，有“伐武者刘”的谶言，引发武则天的激烈反应（《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睿宗时代，长安有刘诫之谋反事件的发生。玄宗的开元年间，大量的造反都跟刘氏有关，比如开元十三年（725）的洛阳刘定高、开元二十三年（735）的洛阳刘普会、开元二十四年（736）的长安刘志诚等等。玄宗对“卯金刀”非常敏感，以至于他将杨钊的名字改为“杨国忠”，“国忠本名钊，以图谶有‘卯金刀’，当位御史中丞时，帝为改今名”（《新唐书》卷二〇六《杨国忠传》）。

唐洛州思顺坊老幼等造弥勒像碑

李渊起兵，大力宣扬自己名符图谶，也要放在这种宗教信仰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一直到唐高宗时代，高宗还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李弘”。敦煌两件《洞渊神咒经》抄本P.3233及P.2444，末均题：“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洞渊神咒经》预测李弘出世，真君降临，其文多有刘氏复兴、李弘继立的政治性预言，可能就是李弘的父母（高宗和武则天）强调自己的儿子李弘是应谶当王，合乎天意。

从隋朝瓦解之后的情形看，诸雄逐鹿中原，绝大多数以“李”、“刘”为号召。天下不是姓“刘”，就是姓“李”，似乎已经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共识。当时有童谣云：“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则是刘（流），不决则为李（沥）。”意思就是隋杨灭亡之后，要么是刘姓、要么是李姓当皇帝。所以在唐朝建立之初，大臣李孝常和刘德裕就谋叛推翻唐朝建立新的刘姓王朝，刘德裕对这首童谣的解释是，“李在未决之前，刘居已决之后。明知李氏以后，天下当归我家。当决之，顺天之命耳”——意思是说，池水在决堤流（刘）出之前，必有水沥（李）入地下。但是最后还是要决堤流（刘）出。在这一新的解释中，李唐王朝变成了过渡政权，在李唐建立之后，会在将来被刘氏取代（《册府元龟》卷九二二《总录部·妖妄》）。

李寿墓志龟形志盖（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林）。篆有“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十六个字。李寿即李神通，李渊之堂弟。

李寿墓志（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林）。墓志为楷书。隋官搜捕李渊的同族人，李神通与长安大侠史万宝、河东人裴勣、柳崇礼等人起兵响应李渊。

从北朝到唐朝，“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的谶语，其背后的深厚的宗教信仰和知识背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了唐朝，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朝的建立，也是宣扬建立理想国度的救世主思想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