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隋文帝的佛教意识形态

佛教在亚洲大陆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并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的输入输出，而且还带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从佛教传入中国，到了隋文帝时代，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思想世界和政治活动的各个角落。不论是在首都还是地方，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可以看到寺院、佛堂、石窟、塑像。大兴城的天际线，被高高低低的佛塔所装饰。从皇帝、贵族到普通百姓，都普遍受到佛教信仰的影响。杨坚本人出生于一个佛教信仰浓厚的家族，他本人就出生在佛寺中，被一位他亲昵称为“阿阇梨”的尼姑抚养到十二岁，在这样的背景下，隋文帝进行政治宣传和统治的重要理论依据，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就混合了大量的佛教的概念和理论元素。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主要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学说的框架下进行。统治人民的君主是“天子”，天授符命（mandate）于天子，天子顺天命统治人民。君主是否拥有统治人民的符命，有赖于图谶和祥瑞的解释；君主受命于天，统治有方，达到天下太平，则可以封禅泰山（或中岳），向上天报告。在这一体系之中，“天命”可以转移，若君主所作所为违背天道，则有灾异出现示警。若君主不思反省，则天命会被上天剥夺，转入异姓。阐明统治合法性更需要政治修辞和理论渲染，中古时期，在没有现代政治学说可以凭借的背景下，“太平”、“祥瑞”、“灾异”、“天命”等等，是主要的政治语言；而“龙图”、“凤纪”、“景云”、“河清”等，则是主要的政治符号。“天命”依然是主要的统治合法性来源，纬学思想依然扮演重要角色。

隋文帝杨坚像

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它改变了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在新的世界（时间、空间）中，为世俗界的君主们提供了将自己统治神圣化的新理论，也为君主权力在世俗和神圣两界的扩张，提供了条件。而佛教王权观的核心内容是转轮王（Cakravartin），考察隋代到唐前期的历史可以发现，转轮王观念始终是僧俗理解世俗王权的主要理论。将君主描述为转轮王的传统，贯穿整个隋唐时期，而君主也顺应潮流，在中土本有的“天子”意涵之外，又给君主加上了佛教“转轮王”的内容，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双重天命”的政治论述。而这种“双重天命”，几乎贯穿隋唐时期。与之相关的“七宝”、“千轮”，成为描述中土帝王之新术语；“灌顶”、“受戒”，成为帝国仪式的重要内容；王衔之变迁、话语之演进、礼仪之革新、空间建筑之重置，新旧意识形态之冲突融合，实为当时一大事件。

一佛二菩萨（隋代，现存于甘肃敦煌莫高窟427窟）

北周武帝的时代，在境内对佛教进行了高压式的压制。这也或许是杨坚取代北周之后，一反前朝政策而扶持佛教的某种原因。但是杨坚自身的佛教信仰，以及当时整个的思想和信仰环境决定了隋文帝可以用佛教作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思想来源。由于持尊崇佛教的立场，对于杨坚护持佛法，民间佛教碑刻往往对其极尽歌颂之能事，并将其称为护持正法的转轮王。比如“值周并齐运，像法沈沦，旧塔崩颓，劣有□迹。大隋握图受命，出震君临，屏嚣尘而作轮王，救浊世而居天位”（《宝泰寺碑》）。隋皇室跟佛教关系极其密切，皇帝和太子受菩萨戒基本上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但隋代的文帝、炀帝都受过菩萨戒，而且炀帝的元德太子也接受过菩萨戒。除了君主，很多贵族大臣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比如宰相高颎的家族，就与三阶教这一独特的佛教宗派关系密切，他们家族在长安的住宅跟化度寺比邻而居，家族成员也与该寺院保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关系。

隋文帝模仿的转轮王是阿育王，为了仿效阿育王，隋文帝在统一南方后有三次分舍利的行为，并为藏舍利修建佛塔。根据传说，阿育王修建了八万四千座塔，杨坚则建塔百余座。他并点出转轮王的实质，在于全心全意护持佛教，弘扬佛法，同时又能一统天下，治国安民。隋文帝代周而立，拨乱反正，将佛教从灭佛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在佛教徒眼中，是护持正法的君主，杨坚又统一天下，显然是转轮圣王的格局。隋文帝敕云：“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建轨制度一准育王”，所以在统一全国大功告成之后，并没有去泰山封禅，而是代之以全国大规模的分舍利建塔。不去封禅，并非担心浪费，实际上在全国分舍利建塔，可谓当时规模最大的礼制和宣传活动。封禅是天子所为，而分舍利建塔是转轮圣王的标志，这两种不同的现实政治行为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帝这一举措具有深刻的政治思想背景。

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转轮王浮雕。从图中可清晰看到标志转轮王的七宝：马宝、象宝、珠宝、轮宝、女宝、主兵臣宝、主藏臣宝。

《四分律比丘尼钞》书影

经过北周的灭佛运动，关中佛教受到沉重打击。隋文帝要推动佛教并利用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新建的都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安城——打造成为帝国的佛教中心。除了关中本地的昙延僧团之外，隋文帝将被征服的北齐地区的六位高僧及其弟子召到大兴城，包括徐州昙迁（禅师）、洛阳慧远（法师）、魏郡慧藏（法师）、清河僧休（法师）、济阴宝镇（律师）、汲郡洪遵（律师）。这是佛教史上的一大事件，比如洪遵的到来改变了佛教戒律的基本面貌，在他的推动下，《四分律》逐渐取代了之前的戒律成为主流的佛教戒律。这些僧团共同构成了开皇时期长安城的主要佛教势力，构成了长安城寺院结构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僧众不断分散组合，长安城的佛教寺院也随之兴衰起落。这些发展变化之所以发生，既有佛教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权力和世俗供养干预和引导的原因。在隋唐长安这个中古都市里，佛教僧侣构成的神圣空间，不可能脱离世俗权力的渗透，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的彼此影响，构成了这座都市宗教和世俗日常生活乃至精神层面的独特风景。

把关东高僧召到大兴城居住，通过行政手段迅速将隋朝的首都变成了整个帝国的佛教中心，再利用这些地方高僧往新统一地区分舍利建塔，这既是巩固统一的举措，又是隋文帝树立自己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必要手段。先将高僧召到京师，然后再由京师而至地方，这些佛教高僧充当了将帝国权威传播到各州去的使命，从这个逻辑看，召大德立众，和稍后的分舍利建塔，一个是把地方势力纳入中央，一个是把中央权威播种到地方，从目的上来说，有一定的一致性。南北虽然分裂超过三百年，但是都接受佛教作为主要的信仰体系。佛教实际上在巩固隋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隋文帝同时也使用传统的儒家伦理和统治理念，乃至道教的理念为自己的统治辩护，但是与其他时代的君主相比，他利用佛教元素的情形特别突出，佛教在巩固统治中的角色也特别重要。在隋文帝的示范效应下，晋王杨广及其兄弟，比如汉王杨谅，都纷纷充当了佛教僧团的赞助者角色，并且彼此之间还有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