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帝国——国际贸易重组

唐朝模式扩展到东方和南方时，将会导致中国放弃中亚，并且阻断了曾经是从印度向中国输入佛教的主要途径的贸易路线。这个变动的过程开始于756年“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终结了唐王朝吞并朝鲜半岛的企图，东北部契丹的崛起使得看似已经随突厥一起消失的北方威胁又重新出现。很快突厥形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帝国，并再次袭击中国边境。

然而，最巨大的变化发生在西边。7世纪30年代，对唐王朝名义上表示忠诚的吐蕃势力崛起，并继续向北部和西部扩张。在摧毁了吐谷浑之后，他们开始威胁唐朝在西南的地位，在那里崛起的南诏王国与吐蕃联合。而在西北，吐蕃则扩张进入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中国安西都护府。为了反击吐蕃的威胁，唐朝廷不仅派军队进入西域摧毁西突厥，而且与克什米尔、恒河流域及现在阿富汗的部分地区展开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活动。沿着著名的朝圣者玄奘（596—664）开拓的路线，637—753年间，唐朝廷派出五十多个外交使团到印度北部，寻求贸易和对抗吐蕃的盟友。

“安史之乱”是标志着唐朝与外部世界平衡倒转的关键时刻。当唐朝的外族将领拥兵自立的时候，许多其他外国人也发布了类似的独立宣言。玄宗皇帝逃往四川短期流亡时，曾隶属于东突厥的回纥在挽救唐王朝的过程中扮演了 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唐朝的回报没有满足回纥人首领的预期，他撤回了支持。趁唐朝衰弱之际，吐蕃人在763年占领了现在的青海和甘肃，并推进到陕西，掠夺了长安。在郭子仪的率领下，唐朝军队重新夺回首都，但一支由回纥和吐蕃人组成的联军在765年再一次攻占了唐朝首都。回纥将领的去世以及随后回纥和吐蕃关系的破裂才使得唐朝把握住了主动权，形成了与回纥的联盟并且重新夺回长安。

超过半个世纪，唐朝依靠回纥的支持来抵抗吐蕃不断的侵犯，这种依赖令生活于中国的回鹘士兵和商人在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期置帝国权威于不顾。只是回鹘的一次内部分裂导致另一支突厥民族黠戛斯从西北部对其发动进攻。由于渴望消除来自外部的影响，唐朝与黠戛斯结盟击败了回鹘，令其在今天的新疆安顿沉寂下来。受到胜利的鼓舞，唐朝实施了一条关于所有涉及“深色种族”的私人活动的禁令，从而终结了回鹘人在中国西北借贷业的主导地位。

尽管与回纥结成了断断续续、摇摆不定的联盟，唐朝已经无力在中亚重新显示其权威。吐蕃继续控制现青海和甘肃省的大部分地区，并且摧毁了安西都护府。779年，吐蕃在西南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入侵，但由于不能维持与南诏的联盟，他们没有能够占领四川。802年唐朝廷一次重大胜利终结了吐蕃的严重侵犯，但在821年中国与吐蕃签署了承认现有边界线的条约。此后，唐朝将军事和政治力量完全集中于恢复朝廷对东北部地区节度使的权威，正式放弃了其在中亚原有的领土。

遏制了吐蕃在西南的野心后，南诏王国于829年入侵四川，并且到达了首府成都的郊区。尽管与北方的唐有着正式的友好关系，859年南诏王将其注意力转向东方，迅速侵占了贵州，并且袭击了安南都护府。屡次进攻以后，安南都护府府治，即现在的河内，于863年陷落，超过15万名唐朝臣民被俘。当唐朝廷于863年重获安南时，南诏再次入侵四川并到达首府，不过无法占领。

甚至到850年吐蕃王国崩溃以及南诏在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进入长期的衰落之后，唐帝国依旧没有恢复其原本在中亚的地位。该地区落到了正在亚洲扩张和传播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势力的控制之下。于7世纪摧毁了波斯萨珊帝国，并且吞并了许多较小的城市王国后，阿拉伯军队于751年与中国军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在怛罗斯之战中击溃了唐军。“安史之乱”的爆发和吐蕃对中国西北的征服使得阿拉伯人自由地推进到中亚。这次入侵的成功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对敦煌以西的控制，直到18世纪满族对该地区的征服；还意味着中亚永远脱离了佛教世界和中华文化圈。

被吐蕃人丢弃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古老绿洲城市，由被黠戛斯人赶出故乡大草原的回鹘人占领。这个地区既多彩又复杂的文化，即一种印欧、伊朗、印度和中国影响的混合物，在突厥接连不断的猛攻下消灭了。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一直到甘肃边境的这整个地区成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疆地带，而非中国文化和政治影响的一个前哨。佛教在中亚的消失以及同时期在印度的衰退，意味着在9世纪40年代中国排佛后，其自身的排外倾向不断增加，中国佛教不再将古老的印度视为灵感的源泉。相反，诸如禅宗和净土宗的本土宗派逐渐占据优势，佛教以一种真正的中国宗教的面目出现，通过每年的节日典礼和一些生婚丧葬的仪式渗入社会。佛教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使中国成为一个新近构建的东亚佛教世界的中心。

除了古老的“丝绸之路”外，一些其他的陆路对于唐代的国际贸易而言也很重要（地图11）。满洲和朝鲜的产品经由辽阳的森林和平原，沿着一条成为明长城东边终点的山岭与海洋间的狭窄通道到达渤海湾的海岸。另一条横越大陆的线路，非常古老但是在唐朝之前很少使用，向南经过四川到南诏（云南），分成两条路通过当代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峡谷，然后从那里进入孟加拉。中国发展这条路线的努力在8世纪因南诏的崛起而挫败，相较于唐朝，南诏对吐蕃更为友好。佛教朝圣者有时沿着困难的路线从中国经吐蕃至印度，沿着尼泊尔往下，但是这条山路太危险并且费时，因此不能用于贸易。

唐朝的目标从中亚转移至东方，这既改变了中国与佛教的关系，也改变了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联系。当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在中亚衰落并且割裂了与印度的联系时，它在东方的渗透更为深入了。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越来越接近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教。只有更像是中亚一部分而非东亚的吐蕃，将印度密宗视为其佛教来源，而密宗标志着印度佛教在波罗王朝（750 ? —1155）即现在的孟加拉的最后繁荣。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非佛教的商人逐渐控制了中印之间的贸易。与“丝绸之路”相比，海上贸易变得更为重要，且国际贸易多集中于非宗教性的奢侈品和大宗货物，甚至那些在早期明显是从印度购买的宗教用品，包括神秘的仪式用具和天青石，最后这些也都是在中国制造。不过在唐代，佛教对于国外贸易以及中国与印度及中亚西部的关系仍然有着重要影响。

地图11

进入中国的一条陆路，原本由粟特人、安息人、印度人主导，并且经常于其上买卖用于佛教仪式的贵重商品，从中唐开始缓慢衰落，新的由穆斯林商人主导的海洋路线开始崛起。自225年萨珊王朝建立，波斯商人已经开始控制中国、印度、波斯湾和红海之间的海上贸易。因此，波斯语成了红海和中国东南地区间海上贸易商人的通用语。“所有的波斯人都是富商”的观念在唐朝根深蒂固，以至于“贫穷的波斯人”被视为矛盾的措辞。当阿拉伯军队7世纪征服了波斯之后，许多波斯商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和阿拉伯商人合伙经商，不过直到宋代阿拉伯人在东亚地区成为重要的非汉人商人。

唐朝商人自身也依靠外国船舶。发掘出的印度西海岸的陵墓和东海岸的铜板法令显示了与贸易联系在一起的阿拉伯商人社区遍布印度。一位阿拉伯作家指出，当黄巢领导的反叛势力在879年占领这座城市时，无数的阿拉伯商人在番禺（广州）被杀。到10世纪晚期，穆斯林商人一直穿过或者绕过印度南部，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运至波斯湾，然后再反向运回香料和调味品。

从8世纪中叶开始，经过阿拉伯海、孟加拉湾、中国南海的这些海路比日益危险的陆路更受欢迎。这种贸易受季风周期性的影响。从番禺驶出的船只在东北季风来临之前的晚秋或冬天出航，而在数千里之外，西方的船队驶出波斯湾，依靠东北季风他们跨过了印度洋。在6月猛烈的西南季风把他们从马来亚往北经过中国南海送到华南目的地。这其中的规律是，无论去东方还是西方，冬天往南，夏天往北。

从7世纪到9世纪，印度洋是阿拔斯王朝保护之下安全和富有的一片海域，特别是在其从大马士革迁都到巴格达之后，距离波斯湾顶端要近得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出海，在阿曼的马斯喀特逗留，然后或冒险走信德海盗横行的港口，或直接驶向马拉巴尔海岸，然后到达斯里兰卡，在那里他们购买珍贵的宝石。接着继续向马来半岛航行，通过马六甲海峡并且趁着夏季风往北到达交趾或番禺。

技术的发展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增长。早在8世纪，中国作家就描写过大型航海船只可以在装满货物的同时携带千人。这些所谓的昆仑船（用于指称从南方来到中国的深色人种以及他们出生地的术语）的船身是用椰子树树皮做成的绳子将厚木板绑在一起制成的。这种船也被称为“线缝船”，使用这些船只的既有阿拉伯商人，也有那些从南亚和东南亚来的人。没有唐代中国商人从事海洋贸易的证据，只有在宋代我们才发现由中国船只主导的海上贸易的记录，这些船有舱壁，以船钉加固船身，并使用磁罗盘和精确的航海图辅助航行。

由于大型船只耗资合理，能装载大量货物进行长途跋涉，海事贸易的崛起改变了中国对外部世界销售商品的性质。在以前的朝代，主要通过陆路向印度出口丝绸，常常交换用于佛教仪式的珍贵商品或者一般的佛教用品。当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将养蚕和丝绸生产的技术引进印度和中亚后，中国的丝绸出口在10世纪以后便衰落了。从那时起，瓷器成为通过印度转运的主要中国商品。很显然印度人自己并不使用瓷器，而是再次出口到波斯湾和红海以获得巨大利润，当地统治者通过从瓷器买卖中抽税而变得富裕。只有当海洋贸易时代到来时，这样沉重易碎的商品才可能实现远距离贸易，并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出售。在随后的朝代，瓷器的生产和出售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产业。

中国贸易向南方海洋的转向改变了唐代的进口模式。代替贵金属、半宝石、珊瑚及类似奢侈品的是，新的海上贸易允许中国从东南亚大量进口种类繁多的香料、药品以及一些品种的木材。到10世纪和11世纪，其他进口的主要产品包括马匹、硫黄、象牙和朱砂。综合的跨区域贸易网络令这些商品的大量供应成为可能，该网络将产品运送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并且确保采购和海运的投入得到良好回报。

海上贸易和大宗商品交易迈向了真正的世界经济即一个超越所有既定政治单元的完整经济结构的第一步。不同于国家和文明之间简单的接触或贸易，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只有当其各组成部分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参与到整体的过程中显著地发生改变时才存在。到宋代晚期，世界贸易由三大经济圈构成：西欧、中东和东亚。其中任何一个地区的贸易规模都大到足以改变社会经济秩序，因此普遍的劳动分工将所有地区联系在了一起。与现代的体系相比，这个体系没有一个单一中心，但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因此也是不断增加的贵金属流的终端。尽管这个三分的全球经济结构在唐代还未出现，中国因之加入世界经济的东亚海洋贸易圈在那时就已开始形成。于是，以中国作为其最大参与者的前现代世界经济的基础，是8—9世纪穆斯林商人开创的唐帝国海上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