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帝国——称“天可汗”的唐朝统治者

唐代国际秩序与之前汉代的第一个明确区别在于，构成关陇贵族集团的唐代统治王室及其最核心的追随者，与非汉族通婚的惯例已存在了若干世纪，吸收了许多游牧文化因素，尤其在军事技术方面。虽然建立王朝的李氏家族的出身仍然不很清楚，但到6世纪这个家族中涌现了一连串令人瞩目的军人，他们属于一个汉—鲜卑—突厥的贵族集团，该集团在北周及之后隋政权时一直主宰着中国西北地区。尽管唐的拥护者们试图掩盖皇室的出身，宣称其血统来自一个有影响力的汉代家族，但唐王朝对于重新统一大草原的突厥帝国的新外交政策，主要是基于统治家族与北部和西部非汉族游牧民的文化联系。

这项新政策始于唐代第二位皇帝太宗，此时唐王朝放弃了唐朝创建者李渊安抚突厥的政策开始代之以征服。通过军事、外交和传播唐文化等措施的综合使用，太宗试图在各个方向扩张中国的权力。然而，他外交政策上唯一的成功举措是通过征服和外交将突厥暂时地并入唐帝国，由于他和他的幕僚们对突厥政治和军事结构比较熟悉，使得这个政策成为可能。在以稳定唐朝统治的名义短暂地避免对外冒险之后，太宗逐渐构想出一个宏伟的二元帝国，将传统的天子称号体现出的中国统治与对突厥的支配相结合，后者的标志就是“天可汗”的新头衔。

突厥于6世纪中叶打败了曾经统治他们的柔然，建立了帝国。在一系列快速的征服中，首领阿史那土门建立了一个从里海延伸至满洲的游牧联盟。然而，如同大部分游牧联盟一样，组成部落仍旧归属他们自己的首领，首领与最高领主之间是主从关系。此外，突厥的领土被分成东西两部分，仅仅通过各自首领的亲属关系联结在一起。继承权在兄弟之间横向传递，当它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的时候，并没有排除潜在继承人和规范继承权的制度。于是，每次从一个可汗到下一个可汗的过渡都意味着重大的紧张局势和潜在的暴力，代际的转移则经常导致内战。

然而，突厥兴起之初，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中国—突厥关系在6世纪构成一种复杂的外交博弈，每一方都想方设法加剧并利用另一方的分裂。于是，在木杆可汗时期（553—572），对立的北周北齐朝廷每年都慷慨地赠予丝绸作为礼物给突厥，希望取得他的支持。这些丝绸，按照地位高低分发给下级的首领们，或者与伊朗和拜占庭贸易。581年，隋朝在这一年正式建立，而突厥帝国则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互相竞争的堂兄弟又进一步让东突厥分裂。东部的自相残杀使西部的可汗在601年得以宣称他的霸权，但是他在东方的征战只是给了不满的盟友们一个反叛的机会。

当隋朝在618年崩溃，新的分裂使中国人又一次成为突厥操控的牺牲品。中国叛军的头目派遣使者带着礼物去东突厥可汗那里，可汗转而授予他们头衔和少量的马匹。与可汗有姻亲关系的隋廷避难者，也向突厥寻求保护。唐朝创始人李渊写了一封私人书信给可汗，请求突厥和他联军对抗其他的中国叛乱者，或者至少签署一个和平条约并接受他的礼物。这封信的签名用语中，李渊承认了自己低其一等的地位，他可能仅仅是想要寻求突厥帮助的若干人中的一个。可汗答复说，只要李渊称帝，他将协助其镇压叛乱。突厥于是让中国竞争者们相互争斗以稳固自身的地位，收取礼物，削弱中国，确保不论是谁获得中国的权力都欠他们的人情。当李世民（唐太宗）于626年发动政变登上历史舞台，他向侵入首都地区的东突厥支付报酬以确保其地位。

然而，就在下一年，统一和分裂的钟摆又摆了回来。突厥可汗开始雇用粟特人征集税收，这引起了隶属民族极大的不满。当灾难性的天气让马群死亡并且引发饥荒时，不断的征税导致了一场由另一个对立可汗领导的公开叛乱。在唐的支持下，属突厥族且隶属于可汗的薛延陀部与突厥决裂。薛延陀以及被称为铁勒突厥的其他民族在629年和唐军一起，在东部可汗正诉求和平时发动了奇袭，摧毁了突厥的力量，终结了东突厥汗国。据说在新近征服人民的要求下，太宗给自己冠以“天可汗”的称号，并由此宣布了对中国和突厥的统治权。

图11敦煌壁画中描绘的一场战争场景，展示了唐代的盔甲和武器

太宗此时的成功部分可以归因于他个人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作为王子，令他脱颖而出的战斗模式直接效仿了游牧的惯例（图11）。拥有操纵马、弓和剑的娴熟技巧，李世民亲自率军作战，常常以身作则，冲锋陷阵。与北朝和隋使用的重甲骑兵部队相比，李世民指挥的骑兵部队更为机动灵活，通常被称为“轻骑兵”，意思是骑手穿着盔甲但是马匹没有。这似乎是效仿突厥为对抗在边境附近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兵而采取的措施。李世民的骑兵战术同样也是效仿突厥的。

实际上，做皇子的时候，李世民就已与突厥盟友歃血为盟，誓为兄弟，在“玄武门之变”后，祭献马匹来获得合法性，也是直接来自突厥的习俗。这些从突厥借来的宗教礼仪，以及通过结为义亲来强化关系的做法，是大规模地吸引游牧文化模式的一部分，它强调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者，以其在战争中的智深和英雄主义将自身与别的竞争者区分开来。甚至连李世民通过残杀兄弟而获得权力，也更接近草原而非中国传统的继承方式。煽动对突厥统治者的不满并操纵这些不满以稳固他自己的胜利，太宗在这两方面的技巧直接来源于他对草原文化的精通。

尽管“天可汗”这个新头衔主要是象征性的，但并非无足轻重，而且它证明了太宗的帝国理想既包含中国人也包含游牧民族，他认为这是自己特有的贡献。于是，他声明夷狄与中国人享有共同的天性，统治者的仁慈保护必须包括两者。他还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平等思想实际表现为太宗任用非汉人官员，授予他们军事头衔，甚至赠予他们中许多人皇室李姓的政策。从7世纪后期和8世纪开始，朝廷依靠胡人将帅和军队为主要的军事力量。

“天可汗”的头衔可能是为了安抚新近征服的突厥和其他民族，他们也认为最高统治者是上天选定的。他们认识到，自身的政治传统是这个帝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愿意为唐朝而战也许与这种认识有关。在8世纪，唐朝从绿洲国家和回鹘获得极为重要的支持，使其在西北与复兴的突厥帝国做斗争以及平息“安史之乱”，这些支持部分也是因为太宗的新头衔所象征的特殊关系。

唐朝将游牧民作为军队和地方政府有机组成的措施在羁縻府州（羁縻府州，字面意思为“松散的军区和辖区”）的设置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投降的胡族聚集成日益扩大的县、府、州，以及在战略地区的都督府。这些组织部门并非直接在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而是隶属于效仿汉代治理西域的机构“都护府”。当地的部落首领或统治者大部分留下来以统领他们自己的人民。其所任之官职被给予中国头衔，但这些官职是世袭的。到8世纪早期，一连串都护府散布于中国边境：安西（西突厥、西域和吐蕃）、北庭（突厥诸部）、单于（统治东突厥）、安北（回鹘和其他的铁勒游牧民族）、安东（朝鲜、契丹、奚和靺鞨）和安南（现在为越南的外族人）等六大都护府。与严重胡化且听命于非汉族军事长官的唐代边境军队一起，这些都护府形成了唐边境防卫和治理的基础。

将突厥人并入唐朝这一政策带来了额外的成果：对其他外族人的军事胜利。一支大部分由突厥人和薛延陀降兵构成的远征军在639年占领了高昌，于是使在中亚的第一个唐辖区和都护府得以建立。借助于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斗争，太宗在646年彻底击败了之前的盟友薛延陀，后将他们安置于边境的一个都护府。在接下来的10年，唐朝的游牧联军更远地推进到西域，击败了西突厥，并在648年首先占领了龟兹，然后是焉耆。649年太宗去世后，西突厥再次反叛，但他们最终在659年被彻底击败。接下来的几年里，唐在这个地区建立了百余个都督府和州县政区，将它的疆界推进至波斯。这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深入西方的最远距离。

然而，与这个时期被唐朝征服的许多其他民族不同，受中国统治或重新安置于中国内部的突厥人并没有采纳中国的制度或文字系统。此外，太宗的死及孱弱的高宗的继位削弱了唐和突厥人之间的纽带。一个由皇帝宠臣或科举选拔的官员主导的政府崛起了，剥夺了外族人获得政府职位的机会，并降低了军队的地位。7世纪60年代，中国军队全神贯注于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时，崛起的吐蕃政权征服了现为青海的吐谷浑。670年他们占领了龟兹，接着将大部分唐朝军队驱赶出了天山南麓。唐在青海湖的一次反攻彻底失败，678年另一支唐朝的远征军也被打败。这些军事失利使突厥帝国得以重建，并且在军事上威胁中国几十年之久。突厥继续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甚至在745年他们的国家分崩离析之后，当唐朝在10世纪初衰落后，控制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仍是突厥出身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