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帝国——长途贸易和商业化

9世纪后，农业生产不断扩大的市场使农民们放弃了自给自足的想法，他们集中精力于某个地区长势最好的庄稼，以使产量增加到最大限度。这种对更高产量的追求使劳动力和资金方面都有了可观的增长。对于新出现的庄园而言这尤为真实，它们拥有充足的资金和分布广泛的土地，因此比不得不为自己生存而操心的个体农户更适合于商业生产。

市场的专业化在南方达到了顶峰，诸如水果、茶叶和糖之类非粮食作物的生产在唐代后半期成为可观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地方的专业化能够超过福建，它生产了众多的产品用于在中国的其他省份销售，也用大量土地生产荔枝和橘子以对外出口。其他地区则集中于高蛋白大米（用于米酒）、甘蔗、农场养殖鱼、木材、纸张和漆的生产。

地区的专业化通过来自帝国其他地区食品谷物的平衡流动而得以维持。到12世纪，福建的沿海县和太湖周边的橘子产地都要依靠来自长江三角洲的稻米输入。谷物的大量运输反过来要依靠中国水路交通网络在运输能力方面的巨大进步，尽管兼有商品运输和政府信息传递功能的陆路也是必不可少的。唐和宋政府都努力维持并改进帝国的主要陆路通道，改善那些因为贸易运输的增加而遭受严重破坏的夯土路。在8世纪时，对连接广东和江西的道路关隘进行了重要修补，增强了商业运输的承载力。唐代政府也在车辆进出四川的木制桥梁和栈道的维护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因为森林持续减少，这个任务的难度越来越大。在唐代后期，主要道路的交通网扩展到了南方，福建、湖南和江西更为便利地联结在一起。到了宋代，曾经孤立的边陲小镇也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

官方的道路体系有助于传达帝国各地的天气、干旱和同一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等信息。这样就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农业的商业化和区域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在8世纪晚期，使用政府传驿系统来采集商业信息的官员们被描绘如下：“他定期花费大量金钱以雇用送信人，建立驿站以互相联系，其任务是观察和报告各处商品的价格。所有的消息从遥远的地方到达当局只需几天时间。控制商品价格的力量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

“安史之乱”后，东北部地区半独立的节度使和南方地方长官开始继续在首都设立进奏院。通过进奏院，信息、指令和请求就可以双向传递了。这些办事处的负责官员私下复制出重要的政府文件，并发送到他们各省的主子手中，这些文件既有涉及有关地区的，也有涉及整个帝国的。这种做法逐渐发展出了宋代政府发行的官方公报（邸报），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份“国家的”报纸。同时，这些信息交流的途径也方便了纸币的流通。

不过真正改变唐代及随后朝代的中国的是大规模的、以水运为基础的商业运输业。从事运输的通常是船只数量超过300的巨大船队，它们沿着大运河航行，不仅仅给首都而且还给西北的边境地区提供给养。7世纪末，一位观察家宣称，在全中国每一条适于航行的河流中都可以发现商业船只。一个半世纪以后，李潮写到，东南部的郡县都不乏水路运输，全国的贸易都依赖船只。他还描述了在诸如三峡那样的危险地带，当地的船夫是如何发展出躲避浅滩和礁石的技术的。在10世纪和11世纪，新式运河船闸的发明使这种发展更进了一步，这样船只就可以在没有当地劳工的帮助下，完全回避掉危险的水路。这种可以安全穿越以往难以通过的河段的能力，将中国断开的航道整合在一起，这样在晚唐和宋之间，一个广阔的帝国市场就出现了。

根据水上航道的不同特点，内河船舶使用帆、篙、拖缆、橹或长短桨。明轮船在港口作为拖船使用。大部分船只由船家掌握，正如诗中描写的那样，行商的家就是他们的船。小船附属于大型船队，从事定期的联合行动。赞助个人探险活动的伙伴关系出现于晚唐，到宋代发展成为复杂的投资形式，众多有一定财产的人共同投资雇用一名管理人员，并赞助个别船只甚至整个船队。一种负责组织这种船队的新式专家出现了。与此同时，中间商在大的河流及运河沿岸的城镇建立了仓库，在那里他们买进并储存船只带来的货物。他们也和船长及船队协商以携带商人的货物，并以其对船主的了解和船运方面的专业知识从商人那里获得酬金。

唐代区域间贸易的基础是地方城镇市场的网络系统，这使得农民们将他们的产品带入商业流通领域并且可以购买必需的商品。在唐代早期的法规下，市场必须设在行政中心（等级最低的是县），因为更小的地方没有官员来收税，保证重量和数量的准确，核查商品的质量并且管理价格。然而，地区首府距离太远，所以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经常去最近的官方市场是不可能的。

因此，从唐代早期开始，有了定期的乡村市场，北方称为“草市”，南方称为“墟市”，其重要特征是它们的暂时性。这些短暂的市集的产生缘于农村社会的需要，不受政府控制。人们在便利的场所聚集，建造稻草的棚屋，与其他生产者交易，然后分散，留下空荡荡的场所，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宋代的资料表明，市场按照一个固定的日程表运作，在唐代可能也是如此。最大的可能性是，地方商人开始按照这个日程表安排行程，这样他们就可以将商品从一个临时的市场移动到另一个市场。他们还提供娱乐消遣的机会，这使农民们原本枯燥无味的生活变得富有生气。

这些周期性的市场逐渐发展成永久性的固定市场。它们中许多出现在路口、桥梁和渡津处。另外一些则在寺庙周围或重要的庄园附近，有时还伴随有乡村集市。还有些出现于为旅途中的商人提供服务的小旅馆或者路边商店的周边。除了提供食物和住处之外，这些固定市场还提供保管货物或看管牲畜的服务，有时还出租马或骡子。它们中的一些还受到那些旅途中定期停留于此的商人们委托，为他们出售商品。由于沿着所有主要运输线路而建，这些固定市场同时吸引了旅程中的商人和附近的农民，他们可以与对方交换商品。

唐代乡村市场的贸易状况只有通过将宋代的资料往前推，才能做初步的推测。当地的农民大概带来谷物、蔬菜和家畜进行交换，交换对象或是其他地区生产者提供的鱼、木柴或炭，或是那些当地不能生产而由商人们带来的商品，例如盐、茶、腌制食品、一些工具，或是可作为副业的手工艺品制造所需的材料。如果商人沿着固定的路线移动，那他们不仅将各地的市场相互联结起来，还将他们自身与作为更高层次的商业中心的城市联结起来，这些城市有时在城墙外开设定期的市场。于是，晚唐的市场网络就成了代表中华帝国晚期地理格局的初期形式，即由城镇、小城市和大城市组成的遍布全国且层次分明的复杂体系。

在一些地区，间隔很长时间会举行大致与西方集市类似的特殊市集。因为经常于重要的宗教节日时在当地寺庙举办，于是被称为庙市或庙会。庙宇和寺院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公共空间，并且通过引进与宗教相关的新节日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日历。由于与节日相联系，因此对于当地的艺人，包括杂耍者、说书者、卖唱者、卖艺者来说，庙市非常重要。除了庙市之外，还有一些一年一次的买卖特殊商品的市集，最出名的在四川。例如，为了给军队购买马匹，政府组织了马市，还有药市和蚕市，这些组成了一系列的当地集市，在四川的15个市镇举行。

在许多省份，尤其是北方，当地的节度使鼓励新市镇的成长，不同于已经建立的县和州，市镇不受帝国朝廷的管理，因此节度使可以很容易地指定新市镇。在唐代晚期、五代和宋代早期，许多这样的市镇常常被称为“军镇”，成了重要的市场中心，地方长官在那里征收贸易税。因此，市镇不仅对乡村社会商业活动的逐渐增长做出了贡献，而且对政府从以农业作为收入来源向以商业作为收入来源的财政转变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