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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帝国——唐朝城市的商业化

历史大观园 隋唐气象 2020-07-07 09:44:30 0


唐早期将贸易限定在官设市场,只有食物、饮料和娱乐消费例外。这是对人群的聚集和流动,特别是对夜间活动,加大控制策略的一部分。里坊的门在宵禁时关闭,只有高官和寺院有自己通往坊外街道的门。在8世纪中叶,里坊制崩溃的最早标志之一是有人因为在坊的外墙上打洞以获得通往主要街道的直接出口而受到处罚。到831年,负责治安的官员提到,每个人现在都在违反宵禁。官员宅第的外租允许人们在没有官方批准的情况下获得通街的出口。很多人,特别是士兵,在大街上开店铺,扩展了初唐允许小贩自由沿街叫卖的制度。正规的夜市也在都城涌现出来,如同在江都、番禺和其他省城。东市和皇城之间的坊成为城市中最繁忙的区域,有店铺和贸易行栈日夜开放,每晚灯火通明。

除了凿开坊墙和扩大夜市贸易,唐朝都城居民也开始“蚕食”街道,在坊墙和交通繁忙的大街之间修筑建筑物。这是可能的,因为主要大街最狭窄处只有24米宽,而沿着城墙的街道超过91米宽,这还不算两边3米宽的排水沟。849年一位负责都市治安的官员处罚了一名军官,他沿街修筑了9间屋子,这是关于控制越界建筑的努力的最后记载。

同时,专门的贸易区域开始在整个城市中涌现。西市附近的一个坊逐渐转变成珠宝商和金匠集中的区域,这些人后来成为钱庄老板。一个挨着北里的坊成为重要的乐器制造商中心。同一区域的其他街道旁出现了专业布店,还有更多的传统食品店。为了阻止商业化泛滥,一部帝国法令在851年颁布实施,要求恢复原来的官设市场,在过去不设市场的地方取缔所有市场。这一努力完全失败,只实行了两年就停止了。同时,里坊制和官设市场在11世纪就完全消失了,城市贸易沿着大街大规模开展起来,街边建筑物都成了商人住宅和商店。

比首都商业形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新城市中心的出现,这些城市的繁荣得益于沿大运河的大宗商品贸易(图10)。在这背后是长途贸易的货品从奢侈品转向日常必需品。这种跨地域贩卖大米、木材以及全国各地特产商品的贸易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国农民遵循大地主的指挥,成为灵活的、利润导向的经济个体。在山区,他们为繁荣的造船业和扩建城市房屋建筑种植和加工木材。在农村,他们种植新鲜蔬菜水果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此外,他们还压榨各种用来烹调、照明和防水的油,提炼和结晶糖,生产在村镇很畅销的麻和丝织品。随着印刷术的发展,纸张被大量生产出来,以满足图书和政府文件的需求,此外,纸还被用来制作灯罩、草纸甚至衣服。在贸易更发达的南方,人们专门种植经济作物并依靠巨大的跨地域市场来满足自己的日常饮食。甚至连农村生产所需的原料,如鱼塘的鱼苗和养蚕用的桑叶,也被购入和加工,以成品的形式卖到其他地方。

唐朝帝国——唐朝城市的商业化

图10 敦煌壁画。车辆过桥,船只从桥下穿过

所有这些贸易都要经过新崛起的城市。唐代最大贸易城市是江都,坐落在长江和邗沟交汇处。所有来自南方运往都城的商品都要经过江都。随着朝廷越来越依赖东南地区来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这种大规模贸易市场成为帝国的经济命脉。这里是盐、茶、木材、宝石、药品和包括铜器、丝绸和织锦等在内的手工业产品主要的水上转运中心。“安史之乱”后的食盐专卖使得当地更加富裕。城市人口从7世纪末的大约4万人上升到8世纪中叶的将近50万人。

这座南方城市比北方都城更加不可能被法规限制。不仅建筑物伸展到大街上,如同在长安和洛阳那样,而且城区扩展出了城墙。修筑新的外墙以容纳从沿运河散布在平原上的老城市迁徙到南方的人。近年出土的墓志铭显示出很多坊位于城门之外,特别是在城东,唐朝文学作品证明大量的佛寺也在这一区域。838年访问江都的日本朝圣僧圆仁描述,在这些位于市外近郊的坊中有很多人经商。

不仅当地的市场在夜幕降临后继续开市,运河上大部分的水上交通在午夜时仍旧进行。一些唐代的诗文描述了江都夜市的情况以及夜晚阑珊的灯火,张祜(792—852)的诗中有一句显示,东西大道把市场和市场连在一起,穿过城市直至郊区。南北大道也是重要的商业街。有两条街沿着运河,展示了水运在城市布局方面的重要影响。考古发掘显示这些运河沿线排列着建筑物。826年,因为运河过浅,盐铁转运使修筑了一条环城运河,这样吃水深的运盐船就能更快地抵达北方。江都的城市运河从那之后就完全用于商业,运河两边是人行道和店铺,河上满是卖商品的小船。

长江以南很多位于贸易路线上的城市,规模逐渐增大,也变得越来越富裕。从江都过长江就是京口,李德裕形容它当时是“水国逾千里,风帆过万艘”。这里的“水国”是指环绕太湖的区域,唐朝后半期,太湖是帝国生产最发达的农业区和京口财富的重要来源。8世纪中叶,作家韦坚提到,来自京口抵达都城的商船数量仅次于来自江都的船只。京口东南是苏州和杭州。白居易提到苏州人口甚至比江都更加稠密,其城坊比长安更活跃。诗人杜荀鹤在《送友游吴越》诗中这样称赞苏州和杭州夜市:

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

另一位作者描述在杭州沿着运河有超过3万艘船,一字排开几乎有15公里长。

黄河南岸的汴州也是商业中心,但由于战争的影响,还要供养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因此发展速度不如南方的城市。但在五代的半个世纪里,汴州成为两个政权的首都,而且成为北宋的都城(更名为开封)。四川成都的富有程度被认为仅次于江都,主要因为其手工业。它以出产高质量的纸和茶而闻名,但最出名的是织物。成都南面的锦官城是全国知名的,如同韦庄《怨王孙》诗云:

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珰,绣衣长。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队行云散。

这座城市也通过进口南诏的外来商品而繁荣。然而,与北方的贸易不得不穿越险阻的山口类似,沿长江而下的船只需要穿过有礁石的危险峡路,结果,大宗贸易不能像东南地区那样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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