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帝国——长安和洛阳的布局



唐朝继承的城市格局，内部按正南正北方向整齐布局，外面以长方形的围墙环绕，东西长9.53公里，南北长8.48公里（地图5）。城墙由夯土筑成，城门木制，城墙连接处由砖砌成。通过打开的12座城门可以进入外城，皇城邻近的北城墙有三座城门（另外左右两边还各有一座），布满了精英官邸的城区东北部有两座城门，大明宫刚好位于城墙外。由于隋朝统治时间短暂，直到王朝618年灭亡，新建的都城内大部分地区仍然是空荡荡的，唐朝城墙内也有很多无人居住的地方。在8世纪中期，沿着主要的南北大街八个最南面的坊仍旧没有真正的住宅，继续被当作农田耕种。其他坊被部分地用作宫廷种植药用作物和蔬菜的园地，还有半个坊被用作墓地。

地图5

城市自身由四部分组成：宫城和另外两个宫廷区域大明宫与兴庆宫、政府办公场所所在的皇城、两个市场（东西两市）、按网格排列的居民区。皇城在宫城正南，二者中间有一个广场，皇帝在那里举行各种仪式。皇城不仅容纳文官部门和军事机构，也包括作为禁卫军指挥部的“北衙”、太子的东宫、太庙，还有社稷坛。宫城和皇城与平民区被超过10米高的城墙和更高的城门分开（图2）。未经准许没有人可以进入皇城，甚至只是为俯视这些禁区而攀上高处都会被判处监禁一年。

平民区被设计为完全的网格式，这成为中国大城市连续几百年的特征，不过它们都没有长安的完美。8世纪诗人杜甫在一首诗《秋兴八首》其四中伤怀“安史之乱”以后国都的不幸而咏道：“闻道长安似弈棋。”伸向城门的六条最大街道，合称六街。其中最大的一条是朱雀大街，超过150米宽，并分全城为东西两部分。和连接王朝各个城市的道路一样，这些大街的中间被垫高，两侧有大量排水沟相沿。这些水沟不仅具有排水功能，也灌溉了种在路边的遮阴树（图3）。

坊因为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规模，最大的在皇城两边，大约1000米×800米的面积，沿朱雀大街最小的坊长宽分别为590米和 502米。每个坊都环绕着两三米高的夯土墙，这样设计是为了保持对平民的控制，特别是在夜晚。四面墙上都开有坊门，区内道路会合在中心，把坊四等分。每个坊的坊正受委托保管坊门的钥匙，由他负责晚上锁门。翻墙会被惩罚打九十大板。

636年开始，坊门的开启和关闭以沿着每条大街持续不断的鼓声为信号，给人们足够时间在黄昏回家或是准备清晨出门。这几百个鼓点固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整个宇宙的节奏，正如在李贺（791—817）的一首诗《官街鼓》中的戏剧性描写：

图2 城门图示，城门上方有城楼和顶楼，如敦煌中唐172窟壁画所示

图3 敦煌85窟壁画，描绘佛教极乐世界规划为方格状的一个个坊，令人想起唐都长安城的布局

只有送官方文书的人员、特许的婚礼、找大夫的人，还有报告死讯的人，才被允许在夜间行走主要道路。任何其他人如果被发现走在主道上，都会先给予弦声警告，接着射箭警告，再接下来就会把人射倒。只有农历元月的十四、十五、十六，即元宵节期间是例外，那时人们被准许夜晚在寺庙间自由地逛街看灯。

在被两条十字交叉的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分为四块后，大多数坊内没有再按网格结构布局。坊内部到处是弯曲的小巷。平民在自己居住的坊里可自由移动。坊为收税和相互监视的需要下设有“里”，各里有人负责管理。坊门处是开设店铺的理想位置，受益于坊门前的车水马龙。在著名的传奇小说《任氏传》里，主人公郑六与狐仙任氏度过整个夜晚，并在黎明前到达他所居住的坊门前。因为坊门仍旧关闭，他只能暂时待在门口胡人的饼店里。

佛寺道观，还有三品以上官员的居所，允许开门直对主要街道，显示出这些建筑物不受宵禁限制。生活在东北部坊区的大多数是贵族和高官，位置处于西边宫城和皇城、北边大明宫和东边兴庆官组成的三角形区域中。在此三角区的南边围绕着东市的区域能找到上层精英居民。沿着东北城墙的一个街区特别吸引人，因为隋朝一名著名术士发现此地有贵气。朱雀大街最南端的坊少有人居住，仍有大量农地。东南靠近曲江池的坊也人烟稀少，被用作园地，种植杏树和芙蓉（图4）。平民主要生活在西部的坊，在西市和西北城门附近。西北城门处聚居着大量胡人。

东市正西的坊就是城市重要的教育设施所在，服务于准备将来入仕的人，后来则用于科举生员。这些学校也在唐朝对外关系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的学生包括臣服于唐朝的外族后裔，这些人因为研习中华经典和文学而认同中国文化。还有很多是外族王室或贵族送来长安做人质的儿子。在学校里以及后来在官衙和朝廷里经过几年或是几十年研习中国文学文化，这些年轻人被送回家乡，在那里他们能够引入唐朝的政治制度，传播中国文字及经典。很多外族学生，特别是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学生，也主动来吸收先进的唐朝文化。除了帝国的学术机关，大型佛教寺庙提供的教育也吸收了上千外国信徒。在唐朝都城度过很长时间后，这些学生携带着经书回到自己的家乡，同时也向本国传播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

城市也容纳了很多从农村漂泊而来的贫民和乞丐。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数量，但有一些因为和文人产生联系而被载入传奇小说中。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位老人和他卖唱的女儿在街头艰难谋生的情形。一位将军被女子动人的歌喉吸引，将其带回府中做歌姬和妾。《李娃传》中的主人公郑生靠在葬礼上唱挽歌为生，由于穷困只能住在灵堂里，最终沦为乞丐。都城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太多以至于引起唐玄宗的注意，他在734年下令禁止乞丐上街，把他们交给由佛教徒负责的专门照顾贫病的病坊。救济食物来自附近由新定居的农民耕种的田地。然而，这一福利政策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而终止。

图4 反映园林景致的陶塑

地图6

除了官方建筑物、居民住宅、农田和观光园林，唐代长安也包括很多宗教机构（地图6）。少数几个还为外族居民的精神需要服务，如袄教、摩尼教、聂斯脱利派（景教），但是大多数都属于道教和佛教，而佛教建筑最多。道教是唐代地位最高的宗教，因为皇室自认为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代。道教宫观绝大多数有帝国官方背景，建造的目的是在吉庆时刻举行仪式，举办皇亲的葬礼，给得到宠信的宗教人士提供安置之地，或是皇族成员出家于此。几位公主成为自己捐建的道观里的道姑或是观主。

尽管道教的官方地位卓越超群，但佛教寺庙的规模一般是道观的三到五倍（不同资料的记载有所不同），并且能得到更多的资助。很多坊有至少一座佛教寺庙，日本朝圣僧圆仁说城中有多达300座寺庙。虽然这可能有所夸大，也不像北魏王朝的洛阳有超过1300座寺庙，寺庙是当时城市风景的一个重要特征，佛塔是城市里最高的建筑物。大雁塔和小雁塔是唐朝京城里唯一留存到今天的建筑（图5、图6），当年岑参在《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一诗中描述了大雁塔的外观：

长安的宗教建筑另一个重要用途是国家的礼仪中心，举行祭祀典礼，相关建筑在城墙之内和都城近郊都有分布（地图7）。帝都与其他城市的区别是其功能，它是体现帝王作为天子和皇家受命于天这一在宇宙间重大角色的大型礼仪场所。唐帝国对礼仪最重要的整理成果是8世纪中叶官修的《大唐开元礼》，其中列举了都城内外几十种重要礼仪场所，包括太庙、社稷坛、先蚕坛和先农坛、明堂、分处四个方向的郊祀坛，以及南郊祭天的圜丘等。

长安有两个官方设立的主要市场，对称地坐落于朱雀大街东西两边，称为“东市”和“西市”。这些有围墙的区域由一个保证商品依法销售的官方组织管理，所有计量工具和货币都必须合乎要求。这些管理官员填写交易记录，有权防止商人勾结或是垄断定价。市场中午开放，黄昏关闭，开放和关闭的时间以击鼓300下为准。在之前的王朝，市场也是公开处决和枭首示众以及罪犯暴尸的地方。

图5 长安大雁塔

图6 长安小雁塔

每个市场的面积是最小的里坊的两倍，四周围绕着比普通道路更宽的街道，以容纳人群，防止拥堵。市场围墙每边各有两门进出，门之间的道路把市场分成九个方格。这些四方形区域接着再被分成行，每种生意集中在自己的行里，如同早期秦汉时期的市场。不同的行业有对应于法律规定的相应标志。现存文献记载，其中有屠夫、药商、锻造斧子的铁匠、马具制造商、金匠、银匠、鱼贩、裁缝。根据各自的地位，这些店铺或在主街，或在行的内部。一些店铺，特别是从事典当生意的，属于佛教寺庙。货栈和批发市场沿着市场外墙排列，附近还有很多有类似功能的设施，由大的酒店客栈提供。

虽然东西市是唐代长安的重要贸易场所，但并不是唯一的。更小的市场还有“南市”和“中市”，7—8世纪时在特定时期内开放，郊区还有一个“北市”。因此，四个市场在长安一定时期内运行过。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市场外面里坊内开展的商业活动（地图8和地图9）。坐落其中的栈店也兼做货栈，还有很多为旅客服务的旅馆和出租屋。更常见的是酒肆和餐馆，街头还有卖食物的小贩。坊里卖面食和烤饼的小店在市场关闭后还可以营业几个小时。新出现的饮茶风俗促进了在主要市场和一些里坊中茶馆的出现。从事殡葬行、酿酒业、乐器制造、打铁、佛经抄写和其他手工制造业的店主分散在里坊各处。

地图7

长安是最重要的都城，不论在文献学上还是考古学上对其都留有最完整的记录。然而，东都洛阳也是兴盛的大都市，特别是在武后统治期间。洛阳再次为都与隋炀帝有很大关系，他因奢侈铺张导致王朝灭亡而被谴责。6世纪中叶在摧毁北魏王朝的内战中，洛阳被战火夷平。重建都城过程中，隋炀帝使洛阳遍布奢华的宫殿和园林，根据对他充满敌意的记录的描述：

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

地图8

地图9

如这段批评文字所显示的，洛阳与南方富商存在密切联系，二者以大运河相连。这是一个更普遍怀疑的部分，即这座城市与南方文化息息相关，在唐代南方文化同时具有精致和腐化堕落的双面性。然而，陪都洛阳也与中原大地上古老的周朝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精神中心，因此很多人认为洛阳在文化上比长安优越。

洛阳拥有许多和长安一样的结构特征：大体呈正方形的外围城墙，与平民区以墙隔离的宫城和皇城，呈方格形的一个个坊，几处管理有序的市场，大量佛寺道观（地图10）。和长安一样，城市东南角主要是园林和自然保护区。洛阳的宫城和皇城甚至比长安更清楚地和城市其他部分分开，因为它们就坐落于洛水北岸。它们位于都城西北角，和御花园相连。洛阳的里坊更小，对人口的控制因此更严密，街道也要狭窄一些。

洛阳与长安主要的不同是洛阳及其市场和跨地域贸易所要依靠的是水上交通网之间的联系。洛阳有三个官方设立的市场，位置都有水上运输的便利。北市就在洛水北面，南市和洛水隔两个坊，但彼此用运河连接，（610年后）城市西南的西市就位于通济渠上，这条运河是连接黄河和淮河的大运河的一部分。因此，洛阳市场和政府衙门选址是出于实际的便利而不是注重对称的考虑。洛阳不仅位于中国生产力更为发达的区域，位置更有利于南方来的船运，而且城市自身更大程度上符合贸易和运输的需要。这一建构方式体现出洛阳兼有典型都城和由于大规模水运而崛起的新兴贸易城市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