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帝国——军事地方主义和新的政治角色

关于藩镇节度使的很多二手文献资料都关注他们和唐朝廷之间的权力平衡，这主要由围绕税收分配和地方官员任命的争执组成。州所收赋税首先用来支付地方开支，剩余的都上缴给了藩镇。节度使抽取他自己花费的部分，首先是供应他的士兵吃穿，然后把剩下的（不管有什么）缴给朝廷。德宗和宪宗重建中央权威的战争，其主要目的是保证任命州一级的官员，以确保足够的赋税能缴给朝廷。从理论上来说，州直接附属于朝廷，节度使和州是相互分离和平行的管理层面，但在制度上，独立藩镇的节度使对州施加控制。然而即使是北方忠于朝廷的藩镇也几乎不缴赋税给朝廷，因为一切都被养军的额外开支消耗掉了。

节度使最大的影响不在于控制赋税，而是由军人开启的地方权力和招募官员的新模式。从唐朝后半期开始，贯穿五代（907—960），到宋朝开国为止，最重要的发展变化是军事职业生涯成为晋升到地方统治层的主要途径。因此，以前由地主阶层行使的权力落入了军人之手。军队也逐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和社会群体，反对文人学士的传统价值观。职业兵转变成为世袭群体加强了这一变化。“安史之乱”前的几十年里，节度使大量招募长期服役的士兵，这些人很快成为职业兵。至少在河北和山东，士兵已经是世代相袭，子承父业相继入伍。

军人向终身和世袭的职业化的转变由于三个因素而成为可能：首先，内战把几十万农民赶出了土地，他们为部队提供了一个待募的源泉。其次，农业技术的改进使得作物基本都是两年三熟，有所提高的农业生产允许更低的农兵比例。最后，传统上主要由文人士大夫提倡的兵农合一的古代理想，被畏惧赋税的农民和钦羡军事职业且对农业生产没兴趣的军人丢弃了。

现在作为专门职业化的群体，这些新兵信奉的价值观与帝国旧精英的庶民理想相左。这些职业军人对于服从朝廷比服从节度使更有敌对情绪，当送进京城的税款影响士兵的生计或是节度使为他的子弟向朝廷请求官位时经常引发兵变。历史记录显示，“安史之乱”和唐朝覆亡之间的150年里发生了 200起反叛将领或是节度使的兵变，节度使能否顺利继任通常要取决于军队是否支持。因此，在朝廷和节度使之间紧张关系的背后存在一个新的社会事实，即职业军人的出现。这些人的利益和野心给当时的政治斗争赋予了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即使是唐朝廷也逐渐依靠由职业兵组成、由宦官首领指挥的神策军，最终证明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与藩镇军队没有太大不同。

直属节度使的“私兵”（衙兵，也称牙兵）是由最优秀的士兵组成的精锐部队，他们成为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直接承继唐朝几个王朝的权力基础。因此，在主要生活在传统社会边界之外的军人群体中，出现了五代时期很多政权的统治者，包括后来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此外，中级将领成了五代和宋朝初期政府官员的主要来源。在统治唐朝的世家大族消失之后，军人扮演了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军队里最后一个重要变化是以结义亲的方式确保将领和下属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所有的节度使和将帅都有如同个人警卫一样的亲兵，通常将领收这些人为义子，赋予这个社会关系以权威和稳定性。将帅与部属之间的义亲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并在整个唐朝得到发展。收部属为义亲是中亚国家的传统做法，在分裂时期传进了北朝。这一现象在唐朝甚至更突出，因为皇室与游牧民族有着文化和血缘上的联系。宫廷宦官也有类似的习惯，依靠养子来维持权势。结义亲在唐末和五代甚至更加广泛且更有影响力。作为信赖亲属关系的普遍社会变化的一部分，婚姻、收养以及血缘关系创造了地方权力的基础。

晚唐军事权力不限于节度使指挥下的职业军人。“安史之乱”以后，很多节度使在为地方治安和防盗目的所建的地方武装中招募农民。859年，地方政府首次建立地方土团，其性质和后来的团练类似。876年，这一模式被朝廷推广，此后地方武装遍布中华大地，从四川到今天的贵州和沿长江的很多地方。这些土团通常由地方精英组织，经常是一名大地主动员他的佃户和不及他富裕的邻居。稍大一些的自卫力量出现在一些市镇，更大的地方武装出现在戍镇。他们经常被吸入藩镇节度使的军事体系，以致戍镇成了低层管理中心，将领兼任藩镇官员和地方统治者。这些土团，地方力量的产物，是依靠新兴军事权力的主要机构。他们扎根于地方社会，有雄心的人借以介入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