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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简史——晋

历史大观园 上古遗韵 2020-07-13 00:59:40 0

晋,3世纪60年代至5世纪20年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魏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晋王司马炎(即晋武帝司马炎)夺取政权,建立晋朝,先都洛阳,后迁长安,历四帝。建兴四年(316)为匈奴刘氏所灭,史称西晋。建武元年(317)琅邪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即晋王位,都于建康,历十一帝。元熙二年(420),为宋武帝刘裕所灭,史称东晋。

西晋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统一南北,全国计有司、冀、兖、豫、荆、徐、青、扬、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余万户。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把曹魏以来的屯田民编入郡县为自耕小农,从而增加了纳税人口。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有利于政令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统治。对于吴蜀故地,采取了一些区别对待的措施,加以安抚。同时也注意防范,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驻守,把吴人向北迁徙。吴蜀人士在朝廷的仕进,无形中受到一些限制。出身于东吴高门的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虽有“三俊”之称,平吴后到洛阳,只被任命为八品的郎中。在朝廷大臣中,存在以山涛、羊祜为首的和贾充、荀勗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但晋武帝“宽而能断”,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平吴以统一全国的决策,就是力排贾充等反对意见,坚决采纳羊祜、张华等人的主张而制定的。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贾充之女)为妃。平吴以后,武帝不再兢兢业业,却奢侈放纵起来。他死后,元康元年(291),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惠帝继母之父)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灭楚王玮。贾后专擅朝政,任用裴頠、张华,维持了短暂平稳的政局。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也从此开始。赵王伦杀贾后,废惠帝自立。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联合起兵,杀赵王伦。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内讧不已。以后加入混战的,还有长沙王乂、东海王越。光熙元年(306)惠帝被东海王越毒死。永嘉五年(311),刘曜攻陷洛阳,怀帝被俘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五年后,即位于长安的愍帝投降于汉。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多沿袭曹魏旧章,又加以改革,其目的在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而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兴盛,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方镇势力的强大,这些影响以至削弱中央集权统治的因素,这时也开始出现。

中央最高官职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书省长官有令、仆射,执行皇帝诏命,统领百官,处理政务。令以外有时设总录一人,或录尚书六条事若干人。前者地位高于尚书令,后者地位与尚书令大致相当。尚书左丞掌监察省内及群官。太康年间(280~289)尚书省所属有吏、左民、度支、五兵、田曹、殿中六曹,曹郎三十四人。掌任命官员的吏曹,在诸曹中最为重要。中书省的监、令掌起草诏令。侍中(一般四人)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兼司谅诤和评议。尚书所奏文案若有不妥,侍中即加封驳。西晋时,尚书令一般地位在中书监令及侍中之上,只有贾后执政期间诏令多出中书,不经尚书省。还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掌纠弹不法,廷尉掌断刑狱。西晋用人途径,除开府的三公自己辟召掾属和刺史举秀才,太守察孝廉外,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以选拔官吏。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拔人才的作用。但州中正的作用加强,吏部选用任命之前,又须经司徒府核实九品的评定,这些都是朝廷为了集中用人权力,以加强控制。

法制方面,西晋改变了秦汉以来律令不分的状况,把属于行政规章制度的条文独立为令,为后代所沿袭。晋律篇目体系比较完备,而条文大为减少(六百二十条)。某些律条的规定,起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巩固了中央政权。

西晋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第一品多达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五顷,九品亦可占有十顷。东汉、三国以来,大族占有处于依附地位的人口,西晋则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高官可按官品高低庇荫亲族,多者荫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其租税徭役负担。为了耕种所占田地,还允许他们庇荫劳动人手,作为佃客和衣食客。限定第一、二品官占有佃客不超过五十(疑当作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九品一户。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徭役的户数,寓限制之意,但在占有大量田地情况下,高官显爵者必须拥有更多超过法令规定的从事劳动的依附人口。对于一些高官,朝廷赐给菜田、厨田,同时赐给附着于田地从事耕种和其他劳役的田驺与厨士。地方政府与官吏,从朝廷获得公田与禄田。西晋灭亡七八十年后,北方鲜卑慕容氏统治下的南燕存在着“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局面,正是西晋承认私家依附农民的恶性发展。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东汉、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庭,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势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西晋本着古代一夫一妇耕田百亩的遗意,承认男子占有田地的限额为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课租不问每户占田多少,按一丁交纳租谷。丁男五十亩,收租四斛。即课田每亩定额交租八升,改变了屯田民按收成比例纳租的方式。同时沿用曹魏之制,丁男之户交纳实物,称为调。户依资财贫富分为九等,调按户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额,大致每户年纳绢三匹,绵三斤,称为九品混通之制。这种田租、户调的名称与方式一直沿用到唐代。

王朝简史——晋

魏晋南北朝时期守卫图画像砖

坞门前站立一个手持木棍的男子,右边树下蹲着一只狗,正在为主人看守庄园。看守庄园男子的身份可能就是衣食客。衣食客的身份地位历史记载不明确,往往和佃客、典计等相提并论,说明他们既不同于从事耕作的佃客,也不同于管理家务的典计,可能是一种由主人供给衣食、办理杂务的随从。他们不得独立为户,只能注籍于主人的户籍上,因而对主人有依附关系。

西晋时,世代为兵的士家(兵家)继续存在,同时也实行募兵,并征发良人来补充兵源。中央直辖一些精锐部队,称为中军,宿卫宫殿和首都,分别由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六将军统领。中军被派遣到地方驻屯或作战,则称为外军(一说外军是洛阳城外诸军)。领军、护军将军还主管武官的选拔任用。西晋初,刺史加将军号,统领州郡兵。平吴以后,刺史专理民事。另有都督(资历稍浅者称监或督)某州或某几州诸军事,大都由诸王担任,驻守军事要地,统领州郡军队。他们有处死部下的权力,依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级称号而范围大小不同。都督的主要僚属由中央任命,以防止都督专擅。都督起初不一定管地方行政,西晋末开始例行兼领治所所在的刺史职务。西晋分封宗室为王,封国内民户的租调,三分食一。东晋渡江以后九分食一。诸王主要职责在于分驻军事重镇。西晋初年所封诸王,其封国大都即在都督区内。八王之乱后期的主要人物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是统领重兵坐镇许昌、邺、长安和下邳的都督,这时封国所在已经和都督区没有关系。

封建统治阶级互相混战造成的灾难,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有些带有阶级矛盾的因素,也加剧起来。统治阶级无法缓和各种矛盾,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惠帝时,人为祸患之外,加以疾疫饥馑等天灾,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各地方的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们还乡,甚至滥加残害。如荆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于长江,各地流民不断反抗,先后有太安二年(303)张昌于安陆(今湖北云梦),光熙元年(306)刘伯根、王弥于东莱(今山东掖县),永嘉四年(310)王如于宛(今河南南阳),永嘉五年杜弢于长沙发动起义。斗争的时间虽不长,但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司马氏政权的统治。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一度多为张昌起义军所占据。但颠覆西晋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羯、氐、羌、鲜卑这“五胡”中的匈奴与羯,“五胡”或加巴賨人称为“六夷”。

西晋时北方、东北和西北,尤其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很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江统曾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平吴以前,凉州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不少羌胡人参加(270~279)。惠帝时,氐人齐万年在关中起兵(296~299),“秦、雍、氐、羌悉反”,郭钦、江统都主张“徙戎”,即把与汉族杂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集体迁徙到边远之地。他们预见到被压迫的广大少数民族对晋王朝统治的威胁,但建议都未见实行。备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相继起而反抗。惠帝永兴元年(304),率领流民由西北进入益州的賨人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匈奴五部与杂胡的首领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吕梁离石区北)称汉王,这是少数民族最初建立的两个政权。愍帝降于汉,西晋亡。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相继崛起,汉族统治者张氏、李氏也先后在凉州据地自保,形成十六国局面。

东晋

西晋覆亡后,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战争不已。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族统治,纷纷南迁。西晋时,北方诸州人口约七百余万。而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的达九十万人,约占八分之一。东晋和南朝境内人民,大约土著占六分之五,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司马睿与封国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镇南方要地,以预谋退路。早在永嘉元年(307),司马睿已出镇建业。长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称晋王,次年即帝位。

西晋末年的江南也不平静。司马睿来之前,有石冰、封云领导的扬州、徐州农民起义。出身于仓部令史的庐江陈敏,乘掌握江淮漕米之机,招诱吴地士族,企图在江东割据自立。以后吴兴钱㻅图谋推翻司马睿和扬州刺史王敦,在广陵起兵。这三次性质不同的事件中,孙吴以来的世族义兴周玘率领乡里私兵,支持了司马睿。江南大族到东晋初年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实力,为司马氏政权的南迁扫除了障碍。

东晋政权优遇南来的北人,在他们聚居的地方设立所谓侨州、侨郡、侨县。侨州郡县沿用北方原籍的旧名,但隶属关系极其错综复杂。有的侨州下只领侨郡、侨县,也有侨州下既领侨郡、侨县,也领实郡、实县。有的侨郡、侨县又隶属实州。实郡也有时领侨县,侨郡往往也领实县。有的侨郡县由于是高门大族的原籍,由侨郡县改为领有实土的郡县,而更多的侨郡县因不具备此条件,只有等待土断(东晋、南朝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以备领有实土。

侨州郡县人民不属当地编户,豁免租赋、徭役,并另立白籍,以区别于土著的黄籍。侨人中的下层多投附世家大族,成为受其荫庇的户口。其上层亦即门阀士族,如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都是司马氏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此外,如祖逖、郗鉴、刘遐、苏峻等士族中地位较低的家族,则先在胡族统治的北方立堡坞自固,聚集宗族乡党数百以至上千家,然后率领这些流民南来,归附东晋。他们的武装成为早期抗胡的主要力量。除郗鉴等少数人外,流民领袖多未能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到底。江南广大土著人民是东晋王朝财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来源,负担沉重。但东晋初年,南方与北方民族矛盾突出,南方内部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东晋政权建立八十年之后,才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孙吴时大族的上层人物,对于司马氏被迫南来所建政权,起初并不竭诚拥护。如陆玩目王导为伧(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拒绝与王氏通婚。晋元帝对于江南士族中政治、社会影响较大的人,如顾荣、贺循、纪瞻、陆玩等,渡江之初已加意笼络。元帝由于自己不掌握强大兵力,对于拥有武装力量的南方豪强,暂时也不得不倚重。如周玘平钱㻅,甘卓破周馥,纪瞻御石氏。镇压杜弢起义也靠的是南土寒庶陶侃。来自北方的统治阶级对南人终有顾虑,在攫取田产方面,侨姓大族渡江后,避开江南大族的田园聚集之地,王氏、谢氏、郗氏、蔡氏等,都深入到内地会稽、临海一带广占土地与山泽。政治上对南人更有戒心,如陶侃立大功后反被王敦从荆州迁官广州。元帝对义兴周氏心怀疑惮,以致周玘忧愤而死。沈充、钱凤之怂恿王敦起兵反司马氏,陶侃对庾亮积怨之深,都反映统治阶级中侨人士族的压倒地位和侨人、南人之间的矛盾。

晋元帝初年,有扬、江、荆、湘、交、广、宁、梁、益、徐、豫十一个实州,领九十六实郡,同时开始置立侨郡、侨县。至孝武帝太元四年(379),有扬、江、荆、湘、交、广、宁、豫、徐九个实州,幽、燕、冀、青、并、雍、秦、梁、益九个侨州,领实郡八十四,侨郡四十余。东晋时侨州不冠南字,刘宋时侨州始冠南字,如南徐、南兖。东晋疆土缩小,而州郡之数远远超过西晋。刺史本人或所带将军府的长史、司马,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州以上分区置都督,以刺史充任,有兼督数州以及某几州中的数郡军事,都督镇守之地常依形势变化而有改动。东晋仕宦途径大体仍由公府辟召、州郡察举秀才、孝廉和中正依九品选拔官吏。但这时已非西晋那样一统局面,元帝自称“寄人国土”,因而中央官制虽沿自西晋,而颇加简化,以求事权统一、行事简便。如光禄勋等九卿或省或并,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罢。魏晋以来尚书与中书、门下职责原有分工,起相互制约作用;而东晋的录尚书及尚书令有时兼中书监、令,尚书仆射有时兼门下、中书官职,但仍以尚书之职位为主。单任中书令者,多优游无事,以文采、经义见重。扬州是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所在,中央政府首脑录尚书或尚书令,往往兼都督中外军事或数州军事、扬州刺史或丹阳尹等京畿地方长官,以控制实权。所以东晋大权集中于宰相,与西晋的皇帝集权,尚书、中书、门下并立,互相牵制的形势不同。

成帝咸和五年(330),始度百姓田收租,改变西晋课田五十亩收租四斛办法,大率每亩税米三升。户调可能仍沿西晋每户绢三匹、绵三斤之制。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废除度田收租制,以口为对象,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八年,又增税米每口五石,大抵比西晋时赋税为重。东晋的徭役也极为繁重,孝武帝时“殆无三日休停”。东晋户口应不少于东吴时(五十二万户,二百三十万口),而桓温上疏说当时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东汉最大之南阳郡有五十二万户、二百四十万口)。这主要是由于依附人口太多,东晋规定给客制度,品官可以庇荫流民为佃客,第一、二品官荫占佃客四十户,三品三十五户,四品三十户,五品二十五户,六品二十户,七品十五户,八品十户,九品五户。政府所承认的荫占佃客数字,各品官都比西晋增多。他们的户口附于主人的户籍,实际上,官僚贵族所荫庇的佃客,还远不止于规定的数字。他们不负担国家的租税徭役,但须把收获的一半交给主人。佃客之外,还有称为典计、衣食客等名目的依附人口。此时,世代当兵的兵户依然存在,同时也以逃亡农民、罪犯及其家属、被俘少数民族、豁免的奴隶等为兵。招募的军队也占重要地位,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招募劲勇组成的。

东晋疆域狭窄,贵族官僚大量占山固泽。世家大族大量庇荫人口,未入私门的侨人流民,又不编户籍,影响政府的财源与兵源。成帝咸和时(326~334)已开始实行土断,即把侨人从白籍(东晋、南朝设置侨州郡县安置侨民,他们的户籍用白纸书写,称白籍)移入黄籍(两晋、南朝时对正式户籍的称谓),成为所居地方的正式编户,纳税服役。在实行土断的同时,必然也搜检官僚贵族隐匿的户口。桓温、刘裕执政时期,两次大规模实行土断,收到“财阜国丰”和开拓兵源的效果,有利于巩固偏安江南的政权。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当时流行的“王与马,共天下”说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稳的司马氏政权,也反映了东晋一代皇室与侨姓大族不断的斗争。王导执政,以宽和著称,其目的除结好南人,巩固司马氏地位外,也为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元帝对王敦和简文帝对桓温,都曾有过“请避贤路”的表示,为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所罕见。“君弱臣强”的局面,是司马氏与以王氏为首的各大族“共天下”的结果。

王敦担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州)。元帝畏王敦,任用刘隗、刁协与之相抗。刘、刁维护皇室威权,“崇上抑下”,如大批征调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引起王氏等大族的不满。永昌元年(322),王敦以问罪于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攻下建康,杀死刁协等。又从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内外大权集于一身。两年后,王敦病重,仍命其兄王含为元帅,率军进攻建康。建康未克而王敦病故。他虽被遣责为叛逆,琅邪王氏的地位却未受任何影响。

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执政。北方来的流民首领苏峻、祖约都拥有重兵,分别驻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和寿春。他们不满于大族庾亮、卞壶等人的排挤,咸和二年(327),起兵进攻建康。江州刺史温峤乞援于荆州刺史陶侃,联合击败苏峻。陶侃死后,庾亮代为江、荆、豫三州刺史,既拥强兵据上游,又执朝廷大权。他代表皇室利益,与王导产生矛盾。但在冲突表面化之前,王导、庾亮相继去世。

桓温继庾氏之后据有荆楚,又领扬州牧,也集内外大权于一身,企图夺取司马氏政权。桓温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实则企望其让位于己。穆帝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温,但未成功。接近皇室的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温杀害。桓温病中要求朝廷赐他“九锡”,以为禅让的前奏。由于谢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温不及待而死。谢安辅政,侄儿谢玄在淝水之战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排斥谢氏。东晋前期,政权一直在大族手中。淝水战后,转入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之手。战后两年,谢安被迫避往广陵,不久死去。战后四年,谢玄又从坐镇的边境要地彭城被调移内地任会稽内史。以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又以荆州为据点,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父子,总揽朝权。元兴二年(403),桓玄称帝,国号为楚。刘裕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退归江陵,失败被杀。

东晋政权所受外部威胁,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胡族和长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势力。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酬而死。石氏兵力一度威胁江南,后赵建国,据有幽、冀、并诸州后,军事优势更为显著。庾亮、庾翼虽先后拟议北伐,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都未实现。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西晋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归附东晋。褚裒北伐,先锋达到彭城,战败退回。以后北方前燕与前秦东西并立,殷浩北伐也屡次失败。

永和十年(354)桓温伐前秦,深入敌境,但未乘胜夺取长安,只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两年以后,又伐前燕,夺取了洛阳,但不久复归于燕。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达距前燕首都邺不远的枋头,未再前进,退败于襄邑(今河南睢县)。桓温晚年借北伐以树立威名,谋求禅让,但未成功。前秦苻坚吞并前燕后,屡次南向出兵,意图统一南北。太元八年(383),苻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胁江南,谢玄率北府兵以寡敌众,淝水一战秦军大败。乘前秦衰弱,后秦姚氏占有关中,后燕慕容氏立国河北,东晋虽暂时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并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进展。

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此后青、兖等州归属东晋、刘宋五十余年。十三年,灭后秦。由于关中悬远,东晋很难从江南遥控,刘裕又忙于南归夺取政权,无意进一步恢复中原,一度收复的长安与洛阳,随即为赫连夏与北魏所得,终东晋之世,未能长期恢复西晋的两京。

江南政权稳固与否,和长江上游益州的归属很有关系。成汉李氏据蜀三十年,永和三年桓温西征灭之,有利于巩固东晋政权。二十六年以后,益州又被前秦占领,淝水战后才复归东晋。到义熙元年,谯纵据益州,又从东晋分裂出去。刘敬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而败还。及至九年,刘裕西征,灭谯氏,从此益州再归东晋统治。东晋百年间,益州不受其统治的时间达五十年。只是由于占有益州的势力未与北方密切联合,不具备能顺流东下、吞并江南的实力,东晋政权才得免除来自益州上游的后顾之忧。

隆安三年(399)爆发了孙恩、卢循起义,斗争持续近十二年,司马氏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孙恩死后,桓玄起兵称帝。刘裕对内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讨平桓玄,对外北伐灭南燕,西征平谯纵,江南政权摆脱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得到稳定。灭后秦之后,420年刘裕取代了东晋。

两晋的文化

两晋一百五十年间,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有几个方面出现了以前历史时期未曾有过的贡献。

王朝简史——晋

山东曲阜发现的清代孔氏族谱图

详细绘制了从孔子一直到四十三代衍圣公的名字、孔氏家族的辈分及当地几大分支的基本情况。孔氏家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

西汉烦琐章句和东汉谶纬迷信的经学,这时已经衰落,但儒家经典的研究并未中断。西晋流行郑玄注,东晋流行王肃注。后代传习的《左传》杜预集解、《穀梁传》范宁集解和《尔雅》郭璞注,都出于晋人之手。晋代史学颇为发达,晋人所撰古代和当代史的书很多。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常璩的《华阳国志》,都为当时和后代所推重。荀勗(?~284)继承刘向以来的图书目录之学,改变图书七种分类为甲乙丙丁四部,亦即经、史、子、集四大类。千余年来,这种分类法未全废弃。史部著作从经书独立出来,自成一类,也自晋代始。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重视世系谱牒,西晋挚虞曾撰《族姓昭穆记》,东晋贾弼始创谱学,齐梁时人继承,近二百年不衰。咸宁五年(279)汲冢发现竹简所写古籍,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为千余年后发现秦汉竹木简及敦煌、吐鲁番古写本的先声。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定出制图的六条原则,成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国绘制地图的基本方法。

曹魏时兴起的玄学,在西晋仍然是盛行的显学。它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讨论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有关天地万物为何如此存在和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据的问题,是研究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哲学本体论。西晋谈玄学知名的有裴(267~300)、郭象(252~312),东晋有张湛。玄学是先秦两汉哲学发展的结果,提出了新的讨论对象、概念、范畴、方法,形成一种思辨性较强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的解放,都起了积极作用。

西晋在文学方面也有其独特成就。一般而言,西晋人的诗文多重词藻雕饰及写作技巧,但也出现了左思、刘琨这样的作家。左思以咏史诗形式抒发感情,表达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诗风雄健高远,超越前人。刘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身处斗争前沿,写下不少悲凉慷慨的诗歌。西晋以文学知名的,还有陆机(261~303)与潘岳(247~300),他们的作品都以艺术技巧而不以思想感情胜。但陆机有《文赋》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创新与承袭等关系,声律的作用,文体的分类,等等。挚虞有《文章流别集》及《文章流别志论》,实即包含作品选、作者略历及各种文体的评论,惜其书失传。陆、挚两家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西晋时文学和史学一样,独立于经学之外,开始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陆、挚两家的书,是《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先驱。由于玄学的影响,东晋诗歌作品多理过其词,淡乎寡味,但也出现了陶渊明(365~427)这样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歌是他全部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关于农事的歌咏、景物的描写、遗世独立的艺术风貌,都对后代诗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佛教来自印度及中亚,到晋代仍不断有僧人西行求法。东晋末法显赴天竺,历尽艰险;刘宋禅代后始归,携来当时急需的律藏。西晋佛教的发展,在外国僧人译经事业以外,中国僧人的贡献渐多。道安(312~385)在襄阳编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宁康二年(374),为中土第一部佛经总目,不仅标列岁月,还评论译笔,对后汉以来传译的佛经起了总结作用。道安还制定僧徒戒规,组织僧人四出传教。在佛教教义与佛教哲学方面,慧远(334~416)宣传因果报应,以为轮回转生是人生最大痛苦,应当信佛修持,超出轮回,求永远解脱。僧肇(384~414)撰《不真空论》,主张万物无真实性,但并非不存在,万物皆虚妄不真而空,是不真的存在。道生(355~434)提出人人皆可成佛,又主张顿悟,以为真理玄妙一体,不可分割,因此悟证真理只能顿悟而成佛。西晋时天师道流行,为王谢等高门所信奉。道家著述有葛洪(约283~363)的《抱朴子》内外篇,内篇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则主要为儒家和刑名家观点的政论。

葛洪还著有《肘后卒急方》,讲述各科病症的治法与药方,对结核性传染病和天花已有记载和认识。王叔和的《脉经》总结西晋以前脉学经验,是现存最早脉学专著。皇甫谧(215~282)撰《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的重要著作,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绘画方面,人物画像仍是流行题材,晋宋之际才出现山水画。著名画家顾恺之强调人像画传神之处全在目睛,指出了绘画技法要领。书法自后汉以来被作为艺术来欣赏,晋代索靖(244~303)、卫夫人(272~349)和王羲之(303~361,一说307~365,一说321~379)、王献之(344~386)父子有关书法的理论和笔法,都为后代所重视,影响广泛。

王朝简史——晋

《远官帖》

东晋王羲之书。王羲之是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始任秘书郎,继为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并曾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因此后人称他为王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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