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商王朝兵甲用什么武器？

最新发现的大型都城遗址

如前所述，二里岗下层文化以后即为商王朝阶段。其间约五百五十年，郑州商城及偃师商城并非一直是其中心。此前以郑州二里岗为中心的陶器编年与以殷墟为中心的陶器编年之间存在着型式上的隔绝。两者的连续性如何说明的问题尚未解决。二里岗编年分为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岗上层，二者又各分为一期和二期。其中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相当于郑州白家庄期的阶段。

另一方面，殷墟也以墓葬的随葬陶器为中心进行了陶器编年的分期。目前殷墟文化大致分四期。殷墟因出土了甲骨文而闻名于世。甲骨文由董作宾根据其字体及内容大致划分为五期。按照甲骨卜辞中记载着的王名不同，武丁为Ⅰ期，祖庚、祖甲为Ⅱ期，廪辛、康丁为Ⅲ期，武乙、文武丁为Ⅳ期，帝乙、帝辛为Ⅴ期。甲骨文Ⅰ、Ⅱ期相当于陶器编年的殷墟文化二期，甲骨文Ⅲ、Ⅳ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甲骨文Ⅴ期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

以往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中“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南去邺三十里。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以及《史记·项羽本纪》中“洹水南殷墟上”等记载，人们认为殷墟就是第十九代商王盘庚迁都后的殷。但是，从殷墟出土的大部分陶器的年代都在第二十二代商王武丁之后。其间必然存在着年代差距。这个矛盾应该如何解释，曾出现过一些争论。

149 小双桥遗址　左边照片中所见的土丘处为版筑基坛，其横断面（右边照片）明显可见互层上堆筑的版筑痕迹

然而近年又发现了两处大规模的遗址。一处是在距郑州商城西北约二十公里处发现的郑州石佛乡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规模巨大，总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在其内部发现了大规模的版筑基坛、青铜器铸造遗迹、人牲坑及动物牺牲坑等大量的祭祀遗迹。关于小双桥遗址，也有学者认为是不同于郑州商城的都城或是相当于郑州商城副都的祭祀场所。但是小双桥出土的陶器属于比二里岗上层一期更晚的阶段，是郑州商城衰退之后的产物。

新发现的另一处遗址是河南省安阳市洹北商城。这是一处位于殷墟以北1.5公里处的都城。殷墟与郑州商城等遗址不同，这里不存在城垣，因此有人怀疑这里并非商朝的都城。在与殷墟相邻的北侧发现了一处东西宽约2150米，南北长约2200米的城垣，并在其内部发现了有宫殿遗存的都城遗址。

150 商文化的编年　各个器种的陶器从二里岗文化下层期至殷墟文化期，可看出连续的变化

在该处发现的陶器样式是小双桥遗址陶器样式的延续，同时又连续着殷墟文化第一期的陶器样式。由此可知这种陶器样式弥补了郑州白家庄下层期至殷墟文化第一期之间曾经存在的年代空白，是相当于两者之间的年代的遗址。

根据这个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唐际根先生把从二里岗下层至殷墟的商朝时期划分为三期。即早商期、中商期和晚商期。各相当于图132所示的郑州商城（二里岗下层至二里岗上层一期）、小双桥遗址（白家庄期）及洹北商城、殷墟。

按商王的世系来表述的话，早商期相当于天乙（汤王）—太丁—太甲—太庚—太戊共五代九王，中商期相当于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小乙的五代十二王，晚商期相当于武丁—帝辛的七代九王。由此可知，第十九代王盘庚迁都的殷就是洹北商城，并且应该把洹北商城至殷墟一带看做一体。

而关于中商期的中丁至小乙时期，如《史记·殷本纪》记载，“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这个时期迁都频繁，王权处于不安定的阶段。由此看来，小双桥遗址很可能是第十代王中丁迁徙的都城隞。

总之，商王朝的政治中心的移动从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再到殷墟，在此将尝试把各都城时期的历史变迁进行还原。但关于唐际根等学者使用的早商期、中商期、晚商期的称谓在本书中将称为殷前期、殷中期和殷后期^[2]。

早商期汤王灭夏，并在夏的中心地即伊河、洛河地区建造了都城偃师商城。这座都城正可谓打入占领地的一枚楔子，也可说是监视和统治夏朝臣民所必需的据点。在另一方面，同时期商朝南进的据点则是郑州商城。郑州商城由南北长1870米、东西宽1700米的城垣围绕。今天在河南省的省会郑州的市中心依然保留着壮观的城垣。现在依然能在身边看到3600年前的都城，怎能不令人为之惊叹。

郑州商城是南北略长的都城，其中心地位于都城的东北角。与偃师商城的宫殿区一样，除宫殿外，还设有园池。宫殿和园池是东亚都城构造的原点，两者的存在说明当时王权已经确立。

从都城的大小来看，郑州商城比偃师商城更大。可以说郑州商城才是早商期的中心地即王都。而且在郑州商城的二里岗文化下层期的前半段，在现在留存的城垣外侧还筑有外城。在南城垣以南约1公里处，发现了一段东西向延伸约5公里的外城垣。这处外城垣的建造可说是类似于偃师商城由小城向大城扩建的动向，但其规模更加巨大。从这一点也可以想见这一时期的中心都城应为郑州商城。

而在二里岗下层期，除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外，还建有山西省夏县东下冯、山西省垣曲商城、河南省焦作市府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这些城址的规模如图152列表所示，如果以郑州商城为第一级别的话，偃师商城就是第二级，其他商城则可划分为第三级。郑州商城仅内城规模就大于偃师商城的大城，而在其内城外层更筑有外城，两者规模大小的差距显而易见。并且这些城址均建于二里头文化的聚落之上，存在于二里岗下层和上层期，荒废于郑州白家庄期前后。这个时期也对大致对应着郑州商城的存续时期。

151 郑州商城

在属于第三级别的府城，中心宫殿是一座拥有中庭的四合院建筑，其样式较郑州商城及偃师商城的宫殿区更为简素。从这些都城出土的陶器群与周边的本地样式的陶器不同，属于二里岗下层、上层的样式。可以想见，这些城址正是作为殷人殖民地式进驻的据点建成，呈现着前线基地的样态。仅从上述具有商朝性格的都城的扩散来看，也足以说明商王朝在政治上的扩展，也就是疆域统治的扩展情况，并且可以看出商朝时期在政治体制上与二里头文化期相比，已发生了飞跃性的革新。

152 二里岗文化的城郭规模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松丸道雄先生根据对甲骨文和金文资料的分析，认为在王朝的首都“大邑”之下，从属着作为氏族邑的“族邑”，“族邑”之下又有众多小规模的“属邑”，构成金字塔形的累层构造关系，所以将之命名为“邑制国家”。从聚落规模而言的阶层构造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出现在各地。松丸先生把新石器时代后期聚落间的阶层构造看做“大族邑”与“小族邑”的累层式的关系。相对这种关系，商王朝的王城是作为统合“大族邑”以下的聚落的存在而形成的。其模式是：以大邑（王城）［数百公顷］—大族邑［数十公顷］—小族邑［数公顷］—属邑的阶层构造构成的邑制国家。这样一来，就规模而言的聚落间阶层分化的标准就显得相当恣意且不明确。

即便是二里头文化期的二里头遗址，将之看作大邑（王城）也并无不可。那么二里头文化期是否已达到邑制国家的阶段呢？还有以巨大城垣著称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寺遗址也并非不能称之为大邑（王城）。所以如果要设定历史时期的划分点的话，重要的是超越以往的区域群体的范围，并统合了聚落阶层构造的阶段。二里头文化期及其之前聚落间的阶层构造虽然已经明确，但其阶层构造是存在于向来的文化领域范围内的聚落间相互的阶层构造，并未显示出政治上的统合。在这个意义上，商王朝的城址正可谓向着具有政治意义的广泛领域的多层构造发生了转换。必须说这种情形正反映了作为古代国家的邑制国家的状况。

商王朝特有的墓制所采用的棺椁构造

那么上述阶段的精神基底又如何呢？二里头文化期体现于青铜礼器和白陶的位阶体系作为礼制在商朝时期可说是到达了定形成立的阶段。这就是以青铜彝器作为位阶体系的礼制。

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附近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相当于王墓的最高阶层的墓葬，所以关于墓葬构造上的阶层构造复杂化的问题在此无法做出精确描述。但是同样规范的位阶体系在层面上的扩展是显而易见的。同一的位阶体系也可说是通过青铜彝器的组合体现的位阶标志。如“问鼎轻重”的典故所体现的那样，在中国古代，拥有的鼎的数量及其是否拥有其他青铜器，显示着贵族阶层的身份地位。

曾担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用周代用鼎制度这个名称简洁地表述了上述历史。但是，通过青铜彝器将位阶制度加以制度化是商王朝阶段的事。夏王朝时期的青铜彝器仅发现于二里头文化这种文化样式的内部以及二里头遗址周边等极其有限的区域之内。在周边区域，有着以酒器为中心，通过白陶体现的位阶标志，但尚未拥有青铜彝器。并且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彝器大多仅限于爵、斝、盉等酒器。后来，在二里头文化末期的第四期，青铜彝器的分布扩散至淮河上游地区。这虽然可以说明二里头文化式的礼制的政治统治发生了扩展，但其范围依然处于以往的二里头文化领域之内。

153 商文化的青铜彝器　以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彝器（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展示商文化的青铜彝器。青铜彝器主要有烹煮具（1鼎、2甗）盛食具（3簋、4盘），酒器（5斝、6爵、7觚、8盉、9尊）等。此外，商代中期以后用于盛酒的卣开始普及

然而在二里岗文化以后的商王朝，在湖北武汉黄陂盘龙城以及河北省藁城市台西遗址等相距遥远的地区，也可见到显示着同样规范的阶层标志的青铜彝器的随葬。并且其墓葬构造采用了二里头文化所没有的棺椁构造。礼制施行于广泛的区域内，并且是以商王朝为顶点施行，这说明比起二里头文化，该时期的礼制有着广域的组织上的联结，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领域化。

并且如果着眼于显示上述阶层构造的随葬礼器的器种来看，二里头文化期的器种构造的阶层化状况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期的状况更为类似。也就是说，上层阶层独占着爵、斝等酒器。

在另一方面，二里岗文化期以后商王朝的青铜彝器中显示阶层高位的是鼎、罍等器种。下层阶层仅有觚等部分酒器。这种身份标志更接近于山东龙山文化期。由此可看出当时的礼制原理发生了变动，并且可以说其理念背景也不同于二里头文化期。

夏王朝的礼制则是以大汶口文化的身份标志为背景，这是因为夏王朝起源于黄河中游地区，这一带在大汶口文化后期有着曾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文化背景。在上述文化背景之下，当地文化以此为基础逐渐向王湾三期以及二里头文化期发展。夏朝的礼制就是在扎根当地的发展中产生的。而商王朝的礼制虽然也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的精神文化，但却是以山东龙山文化期的礼制为其新礼制的典范。可以说是商王朝的起点即先商文化下七垣类型吸收了与其文化领域相邻接的山东龙山文化的礼制规范。自商代开始出现的饕餮纹也一样，如图148所示，与其说是通过二里头文化，不如说是直接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兽面纹有着谱系上的关系。

由此看来，商王朝是通过吸收多元的精神基底，从而使得更广泛的区域文化及群体的管理成为了可能。也就是说，领域统治成为可能的背景在于，吸收了各区域固有的多种多样的精神基底，进而产生了在其上层建成以新的精神基底为底盘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性。

154 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　从棺椁墓中也可看出，盘龙城是二里岗文化期向南方扩展的前线基地

从上述观点来看青铜彝器以外的历史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是墓葬的棺椁构造。棺椁构造在二里头文化中不曾出现，二里岗文化以后才被商王朝领域内的墓制所采用。棺椁构造是指在地下建造木室、再将木棺置于其中的墓葬方式。在新石器时代的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曾采用这种墓制作为标志。商王朝的墓制采用棺椁构造并用作地位标志，这个事实也体现着如前所述的商王朝采用其他区域的礼制秩序的动向。并且暗示着商王朝与山东地区的关联远在夏朝之上。

也正因为这种背景，在商晚期，如山东省青州市苏埠屯墓地的资料所显示的那样，出现了与商王朝有着紧密关联的地域首领。综上所述，可以说商王朝已经处于获得王权的阶段。

155 甲骨文　商代后期公元前1250年前后开始使用的文字。在龟甲或猪的肩胛骨上以细线刻画

就广域的区域统治这一点来看，青铜器所使用原材料的流通尤其引人注目。关于青铜器成分的分析，有一种使用荧光X射线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法。用这种方法可以由铅的同位素比值来推测其产地。因为铜矿石中含有铅，铅同位素比值所显示的产地也就是铜矿石的产地。这是别府大学的平尾良光教授进行的研究。

从该项分析的结果可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的原材料出产于华北及黄河下游地区，而二里岗文化以后的商王朝的青铜器的原材料除了华北及黄河下游地区之外，还含有南方的四川省等长江上游地区所产的铜矿石。商王朝的青铜器的原材料来自广泛的区域，这个现象反映了商王朝的广域统治。

同样上述现象同样适用于货贝。货贝在二里头遗址也用作墓葬的随葬品，但是在商王朝时期货贝被更加广泛地用于墓葬。关于这类货贝，经熊本大学木下尚子教授的研究显示，很可能采集于中国东南部沿海。

在晚商期的王都殷墟，还发现了许多并非生息在殷墟附近的鸟类和兽类的骨骼。例如殷墟西北岗35号墓的象等，即相当于该类事例。此外，还有乌苏里熊、虎、豹、犀牛等兽类，也是外地向商王献上的贡品。问题是铜矿石及货贝等物品是通过怎样的过程进行流通的呢？而对出产这些原材料的区域，商王朝所支付的交换财物又是什么呢？总之，我们不妨做如下解释：这些外来物品是来自与商王朝有政治关系的区域首领的贡品，通过上贡这种王权体制，向王都聚集而来。利用这些资源，青铜器生产在商王的一元管理之下进行，因此商王朝能够把承担着礼制枢要的青铜彝器统一分配给属下各方。

支撑王权的种种牺牲祭祀

那么支撑上述王权的社会体制仅仅是前文所论及的那种决定身份标志的礼制吗？在相当于中商期二里岗上层二期的白家庄期小双桥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牛和人的牺牲坑，可知当时牺牲祭祀十分盛行。牺牲祭祀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的祭祀方式，主要见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地区。但牺牲祭祀正式成形于商王朝，特别突出的是商晚期即殷墟时期的祭祀牺牲坑。

与祖先祭祀这种显示王权正统性的宫廷仪礼一起，夸示王权力量的牺牲祭祀是商王朝王权的要务。还有商王朝盛行使用的卜骨，以及为记录其内容而诞生的甲骨文也属于商王的祭祀仪礼。而祭祀仪礼又是支撑商王朝王权的重要的社会体制。京都大学的冈村秀典先生因此将商王朝称之为“祭仪国家”。我认为这个名称十分得当。

156 洹北商城

洹北商城被认为是盘庚迁都后的都城，周边筑有东西宽约2100米、南北长约2200米的城垣，在其中央建有宫殿区。目前发现的有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一号宫殿规模宏大，东西宽173米，南北长90米。主殿有廊庑相联结，将庭院围绕其中，即所谓四合院样式。主殿前方及大门附近有人牲和动物牺牲的牺牲坑。在中庭很可能曾经举行作为宫廷仪礼的祖先祭祀等仪礼。

殷墟位于洹北商城的南侧，王宫和宗庙被洹河及环壕围绕其中。在其西北有王陵区，附近为后岗墓地，西南为郭家庄墓地，南面是三家庄墓地，西侧还有西区墓地等，这些王陵和墓地都以王宫和宗庙为中心分布。殷墟即由上述宗庙和墓地构成，俨然呈现出祭祀城市的形态。殷墟在武丁期以后开始正式发挥作用，盘庚以后共十二代商王，除最后一位辛帝之外的十一位商王有可能被埋葬于西北岗的王陵区。王墓因其形状被称为“亜”字形墓，从方形墓圹向四方延伸出四条墓道。墓圹内为棺椁构造，曾拥有丰富的随葬品，但大部分王墓都遭到盗墓者破坏。

157 西北岗1001号大墓　墓圹的四边分别修有墓道，平面图呈“亜”字形。亜字形王墓仅用于埋葬王者，也是王者的身份标志

西北岗的大墓并非都是亜字形墓，但刚好有相当于十一位王者的十一座王墓。其中四座分布在东区，七座分布在西区。商王以十干为名，因王名中带丁和乙可分为丁组和乙组。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认为，盘庚以后乙组的七位商王的墓葬相当于西北岗的西区，而武丁以后丁组的四位商王的墓葬则相当于西北岗的东区，说明曾经存在甲组和乙组两个世系。并由此推测西北岗西区最古的墓葬即1001号大墓就是盘庚的墓葬。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观点，但是从目前的分期来看，1001号大墓相当于殷墟文化期二期，极有可能是武丁的墓葬，张光直教授的学说不能成立。1001号大墓的墓圹南北长19米，东西宽21米，深达10米。另外妇好墓作为武丁夫人的墓广为人知，虽然没有墓道，墓圹较小，仅5.6米×4米见方，但由于这座墓葬免遭盗墓，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0件，玉器755件。由此可以想见1001号大墓一定也曾拥有极为丰富的随葬品。

158 西北岗王陵区与祭祀坑

在1001号大墓的木椁周围出土了十二具殉葬者的遗骨。南墓道中还发现了五十九具头部被砍断的人骨。这些遗骨应该都属于人牲。王墓中不但有丰富的随葬品，还有许多殉葬者和人牲的遗骨。

西北岗王陵区的王墓群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在东区和西区各有1117处和104处陪葬墓及祭祀坑分布在王墓周围。全部的1221处墓中，分别有陪葬墓131座，人牲坑510个，马的牺牲坑20个，象的牺牲坑2个，等等。

人牲是指被同时埋葬的多具遗体，其中有的人骨被砍去头颅，有的人骨没有手脚。

被称之为“羌”的部族被捕获及被用作牺牲的记录可见于甲骨卜辞中。“羌”是指以畜牧业为生的人们，他们居住在与商朝相邻的黄土高原。我认为他们就是生活在长城地带北方系青铜器社会的区域内的人群。所谓人牲，就是通过把异族人当做牺牲，以促进群体的团结，同时提高王的权威。随着王权的进展，在另一方面这种敌视和歧视异族的意识也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组织的社会机能发挥着作用。

维持以王权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的礼制，还有显示王权的正统性和权力的祖先祭祀和牺牲祭祀，如前文所述，这些祭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于各个区域。通过吸收统合这些作为社会组织的维护装置而存在的宗教和祭祀，才能以此确立统合广泛区域内的诸群体的王权。而且这种王权是把各区域的邑加以统合序列化，并通过祭祀仪礼将这些邑制国家统一起来。

159 殷墟花园庄54号墓的青铜器　铭文中铸有“亜長”的字样（1甗　2钺　3、4矛　5铙）

160 殷墟的遗址分布

而商王朝时期发展的青铜武器也成为以武力为统治手段的王权的维护装置。在殷墟屡屡可见随葬有大量青铜武器的墓葬。青铜武器是指钺、戈、长刀、矛、镞等。这些墓葬中的青铜彝器的铭文中有一个“亜”字。这个“亜”字被认为是商王朝的武官的官职名称。在这些随葬有大量武器的墓葬中，以殷墟花园庄东54号墓和郭家庄160号墓最为有名，它们很可能是武将阶层的贵族墓。这说明当时已经拥有以王权为背景的军事组织。

自古以来，国家大权以军事和祭祀最为重要，商王朝的王权就是凭着祭祀仪礼和军事来支撑的。并且为记录王权与神灵的对话而诞生了文字，由此进入了历史时代。

另外殷墟内的群体墓地也是显示各区域邑制国家的邑制单位的物证之一。例如殷墟内处于最低阶层的墓群是西区墓地。韩建业先生的研究表明，这里的墓葬在分布上趋于集中，同时因其随葬陶器的器种构成以及被葬者头部的方向不同又可以分为几个组群。可以想见各个组群分别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本的不同的氏族。并且可以认为在聚集了多个氏族单位的西区墓地内，其墓区应当也是由拥有一定血缘关系而聚集的宗族所构成。商晚期的青铜彝器之上可见到被称之为族群记号的铭文，这是有共同的祖先祭祀的氏族的徽记即族徽。

上述宗族单位的墓地在殷墟之内形成，如前所述，其位置分布是以西北岗的王陵区为顶点，位居其下的是如后岗墓地那样，阶层属于第二等级的宗族墓地。宗族单位的墓地位置显然是依据以商王为顶点的金字塔式阶层构造而决定的。

也就是说，在空间上距离王陵区较远的墓区，其所属宗族在家系上与王族处于较远的关系，同时在阶层上也处于较低的位置。这些氏族或宗族很可能是在商王朝的领域内掌管着城邑，他们的贡纳从各处城邑聚集到王都或商王手中。商朝的国都殷墟就是这样一座祭祀都市，在这里，聚居着支撑王权的宗族或氏族，不断举行祖先祭祀，并宣誓保持群体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