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青铜器出现的意义

二里头文化尤其注重酒器

纯铜及青铜的铸造技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以后扩散至以中国西北部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后又逐渐在包括中国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地区在内的长城地带生成了同一性的青铜器的特征。与之相反的是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其青铜器生产显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化。在二里头文化一期，只发现了两件青铜刀的残片。真正的青铜器的出现时期应当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二里头文化二期出现了刀、锥等工具以及青铜铃。

青铜器的兴起是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在此阶段，除了见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青铜刀之外，还有斧、凿等工具，装饰用具除青铜铃之外还有牌饰、圆形器、圆泡等，种类十分丰富。而且还出现了戈、钺以及镞等青铜武器。此外，还出现与长城地带的青铜器在形式上截然不同的青铜容器。

这些铜器即被称之为青铜彝器的礼器。如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爵，这是一种用来饮酒的三足酒器。爵和铃与其他武器、工具及装饰用具不同，其铸型是由内模和外模构成的“复合范”，这是一种长城地带所没有的高度的铸造技术。并且爵为酒器，铃为乐器，两者都是用于礼乐的器具。如前所述，长城地带的青铜器是作为随身装饰用具及武器而发展而成，在此阶段尚未有用青铜制作祭祀及仪礼相关的用具的情况。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的特殊性及特色。而在二里头文化四期，除爵之外，开始出现斝、盉等酒器，继而鼎也开始用青铜铸造。二里头文化中青铜彝器日渐完备的同时，其中尤以酒器最受重视，原因是什么呢？

从随葬品可以看出身份秩序的阶层划分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必须着眼于墓葬的随葬品。在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解读其阶层构造的时候，我们已注意到随葬品组成与墓圹大小的问题。在此也应以同样的观点对二里头的社会进行解读。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王墓的大型墓葬。问题在于王墓是原本不存在还是存在却尚未明了。不论属于哪种情况，对二里头社会构造的评价将会大相径庭。所以目前先不触及这个问题，而是尝试从另外的角度进行探讨。

那么在青铜礼器出现的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前，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的情况又如何呢？因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墓葬资料较少，只能以二里头文化二期为主体展开讨论。从其墓葬构造及随葬品来看，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的阶层构造。至少从随葬品的组合来看，可划分为以下五个级别。

不存在随葬品，或只有极少量随葬品的墓葬为最下级。其次是随葬有鼎、罐、盆、豆（高杯）等基本日用品的等级。再上级为除上述日用品之外，或者是几乎没有日用陶器，而伴有爵、盉、鬶、觚等酒器。爵、盉、鬶为斟酒的用具，觚是类似酒杯的饮酒用具。这些墓葬与前两者相比而言，不但墓圹较大，还使用了木棺，并在棺内撒有朱砂。在更上一级的墓葬中，除上述酒器的组合之外，还伴有玉器及铜铃。如上所述，当时至少存在着五个级别的阶层差距。

上述五个级别且称为A、B、C、D、E级。并且酒器的有无在显示其阶层高低时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以拥有酒器来显示阶层高低及身份秩序的现象已见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

在二里头文化的阶层秩序中，下位有鼎、罐、盆、豆等日用陶器，上位则有酒器。比起山东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龙山文化，这种阶层秩序更接近于较早阶段的大汶口文化身份标志的分别。这也许是因为二里头文化所分布的区域原本是以王湾三期文化为母胎，而王湾三期文化又曾受到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影响。总之，这种身份秩序不曾见于同属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遗址，由此可以想见，二里头文化通过引进母胎源于其他区域的仪礼制度体系或宗教体系，从而实现了社会阶层的维持。

145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随葬陶器（1—8）与青铜器（9—14）的比较　以随葬陶器的酒器（盉、爵）为主，向青铜彝器转换（1、9盉　2白陶鬶　3、11爵　4觚　5三足皿　6豆　7盆　8罐　10斝　12鼎　13铜牌饰　14铃）

在另一方面，在陶寺遗址也可见到的阶层上位者拥有的铃，在二里头文化中以铜铃的形式保留下来，这或许是继承了当地的传统，或许是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省南部地区即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也在同一社会组织及政体中发挥着应有的精神基底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到目前为止A级墓葬仅见于二里头遗址的事实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此时以二里头遗址为顶点的阶层秩序正逐渐形成。

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上述阶层构造的序列化变得更为明显的倾向从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酒器转变为青铜制品这一点上即可看出。即青铜爵的出现。说到这里，读者对二里头文化或说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的意义应该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可以说，中原青铜器是作为一种身份标志或是仪礼制度及礼乐的道具发展形成的。

146 二里头文化的阶层构造　根据随葬品构成与墓圹大小等可分为五个级别

在清代的一部名为《西清古鉴》的金石学著作中，有着关于青铜制成的鬶的记录。因为没有实物，我们无法了解具体细节，但可以知道这是用青铜按陶鬶原样制成的。由此可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生产把以往的位阶标志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并且标志着上层阶层的地位的青铜礼器，仅见于二里头遗址。也可以说，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所显示的那种以二里头聚落为中心的阶层构造在此变得更加显著。并且青铜礼器的铸造是在二里头遗址进行，这说明二里头文化的首领在仪礼制度上采取的也是一元化管理。不妨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首领的统治已接近王权。

然而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外也开始出现青铜礼器。例如河南省荥阳市西史村及高村寺、河南省新郑望京楼、河南省洛宁、安徽省肥西等地都发现了爵、斝、铃等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这意味着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使用青铜礼器的阶层秩序的范围得到了空间上的扩展。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伊河、洛河流域以外的区域群体也很可能被收归在青铜礼器所标志的阶层秩序之中。这种扩展也显示出范围更加广泛的统治构造的发展状况。

147 青铜鬶　清代的《西清古鉴》中有青铜制成的鬶的图示

另外，起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玉璋、柄形玉器以及兽面纹铜牌等器物上刻画的兽面纹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当地吸取了玉璋及兽面纹这类来自其他区域的祭祀用具及祭祀表现。另外二里头遗址属于A级的人们拥有柄形玉器和兽面纹铜牌等随葬品，这些随葬品上刻画的兽面纹继承了刻画在长江下游地区的玉琮之上的神人兽面纹的传统。兽面纹在商王朝的二里岗文化期发展成形为饕餮纹。而在二里头文化中，人们通过在柄形玉器及兽面纹铜牌上加以兽面装饰，也许是为了引进与良渚文化同样的神政权力。但是，如图148所示，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很可能是通过山东龙山文化的兽面纹直接与二里岗文化的饕餮纹发生关联。而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看起来更类似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人面纹。

且不论其是否可信，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内吸收了当地不曾存在的诸多区域的精神基底。

148 兽面纹的比较　良渚文化（1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2瑶山2号墓出土的玉琮）、山东龙山文化（3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石锛）、二里头文化（4二里头遗址K4号墓出土的玉柄）、二里岗文化（5盘龙城王家嘴1号墓出土铜鼎饕餮纹）

这种吸收同时又是一种手段。即通过利用诸多区域的精神基底和信仰，以求回避此前社会组织发展的矛盾，从而完成进一步的社会进化。从多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社会吸收多样的阶层体制的维持装置，这种状况或可看做是超越此前首领制社会的王权的确立。被认为起源于西北的卜骨在二里头文化期也经常使用，这应当也是当时引进的多元性祭祀的一环。但是，以保证阶层体制的仪礼为基础建立的位阶制虽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逐渐成形，但广泛的位阶体制是否为二里头文化全体所共有，这个问题尚存疑问。从城市机能及仪礼体制来说，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一直到二里头文化三期，已达到拥有更加明确的、称得上初期国家的条件。然而这是否真的相当于初期国家阶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