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东汉中后期，遍布各地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虽然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但它却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它既为全国性大起义做了舆论上的准备，也在实践上为大起义的形成提供了血的教训。

《太平御览》记述了当时的一首民谣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生动地反映了黎民百姓的起义一个个地被镇压之后，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被更大的激发出来。人民起义的内在规律无形中要求人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这种客观形势需要的历史条件下，以宗教形式出现的动员和组织人们起义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便加入了反对封建王朝压迫的行列。

一、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兴起

以宗教为掩护的太平道，在动员和组织人民大起义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所造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即鲜明地主张“易姓受命”，这对当时西汉的刘氏天下无疑是一种水火不容的挑战。东汉顺帝时期琅野人于吉又编了《太平清领书》，后来成为农民大起义领袖的张角，就是利用这部书传经布道，组织动员人民起义的。

《太平经》中虽然有不少宗教迷占观念，但却有明确的宣传人人平等的思想，比如它记述说：“积钱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是人生的六大罪状之一，认为这是“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丸。”它还记述说：“人无贵贱，皆天所生”，它明确地鼓动人们说“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使饥寒，负先人之体”，认为假如做不到这一点，也是人生六大罪状之一。显然，这些观点，对当时动员人们起来反对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是有着巨大现实意义的。

与太平道有着相同性质的五斗米道，是东汉顺帝时沛人张陵所创。因人道人必须缴纳五斗米，才能成为五斗米道徒，故称为“五斗米道”。五斗米道的活动地区，主要在巴蜀一带，它与太平道一起，承担了动员和组织百姓反对东汉王朝全国规模大起义的历史任务。

二、黄巾起义军的形成

太平道的教主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号称“大良贤师”，他以传道治病为掩护，派他的弟子去全国各地传道。十几年间，即在青、徐，冀、幽、兖、豫、扬、荆等八个州的广大地区，发展道徒30多万。为了便于起兵的组织指挥，他将道徒分成36方，大方1万多人，小方6000至7000人，每方设帅进行统率，全国的大小方众，均服从最高领袖张角的号令。

张角利用宗教的掩护，进行了起义的长期准备之后，便决定于甲子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举行全国的大起义。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义军规定，一律头裹黄巾，故称为黄巾军。所谓苍天已死，即是指东汉王朝应当灭亡。黄天当立，意即黄巾军当主天下。

起义群众为便于向京师及州郡官府进攻，均派人在官府门上写上“甲子”二字，做为进攻的标志。张角为掌握起义的准备情况，潜进京师洛阳，观察各方动静。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34年），张角命大方首领马元义等先调集荆、扬两州徒众数万人，约期到达邺地（今河北临漳），以便策应京师洛阳的起义。马元义为顺利攻占洛阳，还数次往来于京师洛阳，以中常侍封谓、徐奉等为内应，力争内外配合，一举奏效。

当各地起义力量正在紧张进行准备之时，张角的弟子唐周叛变，密告朝廷。朝廷立即搜捕了马元义，以车裂之刑，残酷地杀害了他。接着又在洛阳搜捕了张角徒众1000多人，也加以杀害。与此同时，紧急下令捉拿张角。

张角等人鉴于起义事机暴露，于是立即决定提前一个月起义。并派人星夜通告各方，立即举行起义。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各地黄巾军闻讯，揭竿而起，数十万农民头裹黄巾，拿起武器，攻县邑、烧官府、杀长吏，没收富豪官吏财产，打开府库赈济贫民，起义声势席卷全国。《后汉书·皇甫嵩列传》记述当时的情形说：“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一场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便拉开了战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