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定都洛阳与西北局势大变

从西汉到东汉，国都由西边的长安搬到了东边的洛阳，这有两个重要的理由：第一，刘秀起自南阳，洛阳靠近他起家的根据地；第二，因为新莽大乱，赤眉、绿林多方军队进入关中混战，造成关中残破，长安周围的经济生产被严重破坏，无法供给这个大都市之所需。而国都从西边搬到东边，也带来了连环变化。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西北的防卫布局。东汉建立之初，西北方的匈奴内部也发生了大变化。汉武帝以来，汉帝国的反复攻击，让匈奴内部政治局势长期不稳，至此时，匈奴正式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于是，本来激烈敌对的汉帝国和匈奴，面临着全新的局势。汉帝国由西向东移，拉开了与匈奴之间的距离；匈奴因内乱而分裂，南方这支势力要与北方抗衡，很自然的选择便是亲近汉朝，倚赖汉朝的协助。

双方条件都变动的背景下，汉朝接受了与南匈奴联盟的提议（48年），光武帝将今天的河北西北部到内蒙古的这一带草原，让给南匈奴居住。于是，南匈奴集体南迁，和汉朝更加接近。

南匈奴和汉朝结盟的目的是壮大自己，以便攻打北匈奴，毕竟北匈奴据有匈奴原有的地盘。但这时东汉新立，刚刚结束了一二十年的战乱，现实条件方面不足以支持南匈奴北征。于是，这件事就只能先放着，放了好一段时间，在和帝（88—105年在位）时，东汉才由当时的大将军窦宪领军，与南匈奴并肩出兵，打败了北匈奴，彻底瓦解了北匈奴的部落组织。

如果在光武帝时，东汉和南匈奴便联军攻克北匈奴，那么可以预见新统一的这个匈奴王朝，一定会与东汉亲善，双方可以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和平。然而，攻打北匈奴的事晚了将近五十年才进行，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窦宪出兵之时，南匈奴进入鄂尔多斯草原定居已有半个世纪，相当于两代人在这里长期生活，这时大漠对他们而言，意义已经改变了。窦宪出征，不再是汉朝配合、协助南匈奴打北匈奴，而是南匈奴配合、协助汉朝打北匈奴。南匈奴已经不想统一北廷，回到大漠去了。

北匈奴被击溃，其残部向西移动，但南匈奴还是回来继续住在鄂尔多斯草原上。于是，新的游牧民族从东边进入北匈奴空出来的区域，这些民族中最有名的是鲜卑。

这是历时长远的连锁反应。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南下，联合汉朝的力量打败了北匈奴，但南匈奴没有回到匈奴故地，这块空出来的区域就吸引了其他民族进入。总体来看，草原民族南下到鄂尔多斯草原，另外北方开始大迁移，过去不曾和中原王朝产生关联的新民族出现在汉朝边境上，这也就是后来所谓“五胡乱华”的前兆，这些“胡”大多是在上述连锁变化中，进入中国历史的。

按照《后汉书》的记录及后人的注释，从公元2年到140年，关中以北的西北地区，人口减少到约原有人口的三成。这意味着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大幅前推的屯戍农耕线，自从汉朝政治中心由西向东后，大幅地失守、退却了。一度被汉武帝推到草原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在东汉时又退到了草原南侧。

不仅如此，从西北地区南撤的农业人口，先进入关中，但战乱之余，残破的关中怎么可能供应增加的人口？他们只好进一步和其他关中的游民，再往南，进入四川盆地，甚至继续往云南迁移。如此刺激产生的庞大连环迁移，有两个历史意义。

第一是西汉时期因民族关系紧张产生的冲突，主要发生在西北地区，尤其是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到了东汉，这种紧张冲突便转移到南方地区了，汉人与羌族的关系变成了大问题。

羌族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中国本位史料记载中对西南非汉族族群的统称。连锁移民变化使得汉人在西南的人口增加，他们拓展、占领土地，当然就与西南原住民发生了冲突，于是，羌族在东汉史料中出现的频率快速增加。

第二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种迁移开启了中国文明重心南移的长远变化趋势。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提出的精彩论点之一，就是提醒我们注意两千年来中国文明重心的持续变化。中国文明的重心从黄河河套地区开端，到两千多年后的清朝末年，无论是经济生产数据，还是科举考试登榜名单，抑或是革命人士的籍贯分布，方方面面都显示中国文明、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心已经转移至长江以南到珠江流域地区了。

而中国文明重心南移的起始点，就是东汉。从表面上看，政治中心从西边移向东边，但在各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另一个人口移动的潮流，是由北而南。东汉的人口分布状况，明显与西汉的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