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昂扬时代氛围的另一种表达 ——汉赋

太史公对汉武帝朝有着尖锐的观察，含蓄却严厉的批判，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自己的身上也带着浓厚的时代氛围和性格。

汉武帝朝最独特的性格，是外放、炫耀，是一种超越既有限制，测探并拓展边界的浪漫精神。太史公要做的，是过去和当时，别人没有做过的，将历史从最古老处一网打尽说到当时。他以这样的追求自我期许，因而给自己太史公的称号，这当然也是意气昂扬而夸张的。没有如此昂扬、夸张的意志，太史公绝对不可能跨过生死荣辱而完成《史记》。

掌握这种昂扬、夸张的时代氛围，有助于我们理解汉朝历史上的另外一项特殊的成就，那就是汉赋。

汉赋到底是什么？这还真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简化地整理中国文学史，我们习惯突显几个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代表性文类。其中，最清楚、最为人熟知的，是唐诗、宋词、元曲。再向早一点看，六朝有骈文，汉朝则有赋。

大部分人都知道诗是什么，《全唐诗》收录了唐朝两千多位作者写的近五万首诗，这样的规模，毫无疑问地展现了诗在唐朝的重要地位。但相对地，有多少人真正地读过赋，甚至能够说得出几个重要的汉赋作家的名字呢？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汉赋的作者有限：枚乘、司马相如、枚皋、王褒、东方朔、扬雄、冯衍、班固、崔骃、李尤、傅毅、张衡……这样，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汉赋大家就差不多列完了。汉赋这种文学形式绝对不像唐诗那么流行。汉赋也从来不曾构成社会上的集体潮流，即便是有最多汉赋作品形成的时代，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也都没有意识到汉赋的存在，更不曾与汉赋有任何关系。

刘大杰在他的经典文学史专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给了汉赋一章的篇幅，这章开头先有一段议论：“中国文学进展到了汉朝，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显明的现象。这现象便是文学同民众生活日益隔离，而那种贵族化、古典化的宫廷文学成为文坛的正统。作为宫廷文学的代表的，是那有名的汉赋。在现代人的眼光中看来，汉赋自然是一种僵化了的缺乏感情的死文字。”^[1]

这样的论断，一方面反映了刘大杰的左翼文学立场，他主张来自民间的文学才有活力，民间的文学文人化之后，就会逐渐失去活力，进而凝固僵化，最终无以为继，只好再去民间寻找新的形式，这是文学史上最关键的变化因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上对汉赋的态度，即相较于唐诗、宋词、元曲等，汉赋不再能与当下的读者对话，它只剩下历史遗物的意义，是死文学，而不是活文学。

但有意思的是，刘大杰接下来写的，竟然不是让我们将汉赋放到一边去，也不是跳过汉赋去讲述有着确切民间性的乐府诗，而是说：“然而在当时，它却有活跃的生命与高尚的地位。在三四百年中，多少才人志士，在那上面费去了心血。狗监（宫中负责养狗的人）的朋友司马相如，倡优式的东方朔、王褒之流，我们不用说；即如司马迁、刘向、班固、张衡、祢衡们，无论从学问、思想、人品方面，都是值得我们景仰的，然而他们也都是有名的赋家。可知，赋是汉代文学中的主流。”

更值得一听的，是刘大杰接下来的这段话：“近人因拘于抒情文学的范围，鄙弃汉赋，甚至于大胆地在文学史上，把汉赋的一页，完全弃去不谈，实在是犯了主观的偏见，同时又违反了文学发展的历史性。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不同，就建立在这一个重要的基点上。文学批评虽也不能违反客观的事实，你多少还能加入个人的主观见解。在文学史的叙述上，你必得抛弃自己的好恶偏见，依着已成的事实，加以说明。那些作家与作品，无论你如何厌恶，是如何僵化，他们在当时能那么兴隆地发展起来，自必有他发展的根源环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文学史的编著者，便要用冷静的客观的头脑，叙述这些环境理由和价值。若只凭个人的主观，任意舍弃割裂，这态度自然是非常恶劣的。”

虽然从民间本位的立场将汉赋明确地判定为贵族文学，但刘大杰强调并坚持一种历史的原则。当我们面对历史时，也必须有一份责任感，对从今天的角度看上去很陌生的现象，或以今天的标准看上去很不喜欢的人或事物，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要或不要记录，因为那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相反地，越让我们感到陌生，越让我们不喜欢的历史现象，我们越要虚心努力地去了解，因为那里面显然藏着古人环境、古人思想的最独特之处。

[1]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六章“汉赋的发展及其流变”，商务印书馆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