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清议与党锢

汉画像石《讲经图》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最注重教育与教化的封建王朝。开国皇帝刘秀是读书人，追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们也不乏儒生学士，绵延近二百年的东汉王朝也因此多了几分斯文与儒雅的气质。然而，血腥让斯文扫地，残酷使儒雅不再，发生在2世纪下半叶的党锢之祸，折断了帝国的脊梁，空留下千古叹息。

东汉清流名士。太学，是汉代的官办中央大学，始设于西汉武帝时期。这是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太学便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中传道授业的是五经博士，生徒则来自全国各地，统称为太学生。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三万多人。儒学之兴，于斯为盛。

学而优则仕。在那个儒学备受重视的时代，读书人如果能够精通一种经书，就有机会进入官场，平步青云，实现人生抱负。西汉的大学者夏侯胜就是读书人的成功典范。他告诫弟子说：“读书人最大的悲哀是不能精通经典。如果精通了经典，那么取官封爵就像从地上拾取芥草那么容易；如果不能精通经典，那还不如回家种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这是汉代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然而，东汉中期以后，读书人求取功名之路越来越狭隘。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留给读书人盘桓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小。

东汉中期以后，政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中央，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他们任人唯亲，为非作歹，导致王纲不振，朝政废弛。在地方，世家大族与各自的门生、故吏联结成大大小小的人际关系网，党同伐异，控制了基层官吏的选用权。“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首流传在民间的歌谣辛辣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选拔官吏方面的黑暗与不公。太学生人数激增，本来已经使官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选官过程中的种种不公正，进一步加剧了入仕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太学生已经无法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当中央政府给了地方察举的权力的时候，行使这个权力的人会推荐跟自己亲近的人。这样，掌握权力的人就可能把察举的皇权变成私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个人的前途、民生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成为读书人最为关注的话题。一些正直的朝廷官员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清流派士大夫群体。他们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

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李膺就是清流派士大夫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今河南许昌襄城）人。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高官，但李膺却没有世家子弟特有的纨绔习气。他也不是纯粹的读书人，但却具有为读书人所推崇的正直与勇气。李膺早年曾长期担任边关将领，为维护帝国的边疆安全立下赫赫战功。但是真正使他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与宦官集团的顽强抗争。他为人刚直不阿，在担任河南尹、司隶校尉等要职期间，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从而赢得了士大夫群体的交口赞誉，被称为“天下模楷李元礼”。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其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膺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龙门之内，岂有鱼虾？成了李膺的座上宾，也就成了士林的名人，也就是所谓的“名士”。

东汉后期的清流派名士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他们身无分文，却不必为衣食发愁。他们不是权贵，却能让权贵屈尊。皇甫规，字威明，出身于西北豪强，官至度辽将军，是东汉后期最著名的将军之一。他不怕勇猛的羌人，不怕权势遮天的宦官，唯独惧怕名士。解甲归乡之后，有一位曾经担任雁门太守的同乡前来拜访，皇甫规非常冷淡地把人家打发走了。有一天，一个名叫王符的年轻书生登门求见，皇甫将军“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原因很简单：王符是清流派的名士。汉末枭雄曹操也曾经以这种狼狈仓皇却极见热情的方式对待从袁绍那边前来投奔的许攸，人们都认为这是曹操有求于许攸，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攸是一个大名士。在那个清流名士牛气冲天的时代，得罪了名士，就会招来非议，失去人心，等于自毁前程。史书描述说：名士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名士的清议言论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这是东汉后期特有的现象，放眼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称得上是绝无仅有。

东汉后期的“清议”，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后汉书》里记录了大量相关的歌谣，爱憎之情，跃然纸上：“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书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李膺）、陈仲举（陈蕃）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宦官居庙堂之上。东汉“清议”对宦官群体的批判和抨击最为严厉。“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痛斥的“小人”，主要是外戚与宦官，而尤以宦官为最。

男子去势，在宫中服侍皇帝与后妃，俗称为宦官。宦官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古代的埃及、波斯王宫中也使用宦官。《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即以宦官的身份担任中书令。东汉在皇宫外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在皇宫内则豢养了一个同样可观的宦官群体。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两千多人。

历史研究发现，最早的阉割术出现在商代，从那时起就有阉人，中国的宦官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他们大多是奴隶、罪犯，在宫廷中做一些基本的“家务”。

东汉宦官深度干预政事，大约始自顺帝刘保时期；到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统治期间，宦官的权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东汉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延熹二年（159年），桓帝借助宦官的力量，铲除了权倾一时的外戚梁冀，单超、曹腾、具瑗等宦官因功封侯，东汉进入了宦官专权的年代。汉灵帝最宠幸的宦官是张让与赵忠。他曾公开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这些宦官倚仗着皇帝的宠幸，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上下其手，左右朝政。他们深居宫廷，但是他们的亲朋故旧与附势之徒在京师内外遍布要津，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网。“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史书以此形容宦官集团的权势。

曹腾是东汉后期地位最为显赫的宦官之一。他侍候过四任皇帝，在宫廷中供职三十年之久，被封为费亭侯，官至大长秋，成为最受皇帝信任的政治顾问。曹腾死后，养子曹嵩承袭了爵位，得到了太尉这样的高官。曹嵩之子曹操少时放荡不羁、品行不修，二十出头就进入了官场。如果没有宦官祖父曹腾提供的荫泽，这个乱世枭雄未必能够成为汉朝江山的颠覆者。后来，曹魏政权追尊曹腾为“高皇帝”，曹腾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获得“皇帝”名号的宦官。在史家的笔下，曹腾还算是一个比较正派的宦官。一个正派的宦官尚且具有如此能量，其他宦官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这是明末清初的唐甄在《潜书》中描绘的宦官形象。在正统观念中，这些失去了男人根本的“异类”，乃是天刑之人、刀锯之余，只适合做些仆庸杂役的琐事，根本不具备登上庙堂的资格。在东汉士大夫看来，宦官乃万恶之源，国家的种种不幸，都与宦官当权有关系。不铲除这些害群之马，汉家就命运堪忧。

第一次党锢之祸。延熹九年（166年），司隶校尉李膺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此人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膺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校尉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一边，毅然处死了这个杀人犯。原因很简单：张成是宦官们的座上宾。在正义与国法的二选一命题中，李膺选择了前者。这件事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

宦官的权势其实是皇权的延伸。东汉皇帝多数寿命不长。皇帝幼弱，不谙政事，需要外戚扶持，于是乎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皇帝长大之后，不满皇权旁落，就利用宦官铲除外戚，权力自然落到宦官手中。因此，宦官的存在其实是与东汉专制皇权相伴生的痼疾，无法根除。清流派士大夫把政治黑暗的原因归结于宦官专权，未免有失客观。另外，宦官群体中并非都是恶人，勇于进谏的吕强、改进造纸术的蔡伦，都是《后汉书·宦者传》中的正面人物。清流派士大夫要求对宦官进行集体清算，实际上是仇恨情绪的极端发泄。这种株连式的斗争方法，也给他们的反宦官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

清流派将矛头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第一，对宦官这个群体的不齿；第二，对他们各种行为的不齿。当宦官这个群体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弄权的时候，他们或祸国殃民，或残害忠良，而他们的姻亲子弟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所以，清流士大夫很容易将矛头对准宦官群体。

李膺和清流派官员无意冒犯皇权，但是他们藐视国法的行为事实上已经触逆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上书天子，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朋结党，诽谤朝廷，惑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膺，并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幸运的是，在太尉陈蕃、外戚窦武等朝廷重臣的苦苦求情下，永康元年（167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膺、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却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在古代，“君子不党”这是一个共识。对于皇帝来说，群臣如果结党营私的话，对皇权会造成很大的威胁，皇帝对于结党营私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对清流派进行打击，而且在公布的诏令中，把清流派这些官员称为“党人”。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轺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博，汝南郡征羌县（今河南漯河）人。为官清正刚直，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豪气干云地说：“我死之后，希望能够埋在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无愧于伯夷、叔齐！”此次大赦归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的热烈欢迎。延熹九年（166年）的党锢之祸没有扑灭士大夫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的声望。

第二次党锢之祸。永康元年（167年）的冬天，寒冷异常。但是遭到禁锢的党人却分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十二月，昏聩无能的汉桓帝驾鹤西去，年仅十三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朝廷重臣重新洗牌，清流派领袖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大将军窦武是灵帝窦太后的父亲，为人谦逊好学，不但没有外戚的种种劣习，反而具有为汉末名士所推崇的种种美德。太傅陈蕃则以正直不阿著称，一向被视为士大夫的楷模。他们二人执掌大权，让人们看到了大汉重整朝纲的希望。东汉中期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如今，外戚与清流派官员结成了同盟，宦官的末日还会远吗？

汉帝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一旦外戚与士大夫联起手来，就会形成一把无坚不摧的巨型铁钳。公元前74年，外戚霍光和士大夫一起完成了更换皇帝的壮举；8年，外戚王莽在士大夫的鼓噪下，活生生地把刘家的汉朝变成了王家的新朝。在很多人看来，用这把巨型铁钳来对付一群阉竖宦官，实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在168年的政治搏杀中，这把曾经令人胆寒的巨型铁钳却莫名其妙地生锈了。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景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统统革职，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京畿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上奏，要求立刻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了。

宦官被逼到了绝路之上。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膺、杜密等党人的复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但他们并不准备坐以待毙。他们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窦武和陈蕃等人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忘了，宦官手里还掌握着最后的筹码——皇帝和太后。诛杀宦官的奏章是呈送窦太后亲阅的，可是宦官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显然被激怒了，他们怒吼道：“为非作歹的宦官固然该杀，可是我们这些人并无罪过，为何也要被族灭！”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把汉灵帝劫持到德阳殿，又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五校尉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

最为悲烈的一幕随即上演。八十多岁的太傅陈蕃惊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八十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投火般进行了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陈蕃，字仲举，汝南郡平舆县（今河南平舆）人，少年时就有宏图大志。据说，在他十岁那年，父亲的一位老友薛勤前来拜访，见庭舍脏乱，就说：“你为什么不把屋子打扫干净来招待客人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污垢，哪能关心区区一间小屋呢？”这位一生尽忠的老臣，终于以死捍卫了自己“不畏强御”的高节，但却没能实现“扫除天下”的大志。千余年来，“扫天下”与“扫一屋”何者重要，始终是科场考试的重要命题。假如陈太傅和窦大将军能够更加周密细致一些，以“扫一屋”的态度来“扫天下”，也许这悲剧就不会上演了。只是历史容不得假设。

天下，是汉家的天下，天下的主人姓刘。如果主人像泥鳅一样离不开污泥而陈蕃们仍然执意要扫除这污泥，那么被扫除的只能是陈蕃们自己。在东汉后期的专制政治体系中，皇权的行使离不开宦官。深度打击宦官，势必会伤及皇帝。伤及皇帝，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所谓“投鼠忌器”，就是这个道理。陈蕃、窦武和清流派士大夫的悲剧，也正是由此而来。

对于年仅十三岁的汉灵帝来说，要让他完全理解建宁元年（168年）八月那个灯火通明的夜晚的波谲云诡，显然是不现实的。他不知道这场宫廷政变的原委何在，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是逆臣贼子，是噩梦中出现的魔鬼，只知道温顺和蔼的宦官勇敢地扫除了魔鬼，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甫等十八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和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连他们选任的官吏也都被免官禁锢。

窦武、陈蕃结成的反宦官集团被宦官集团轻松击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把所有宦官作为打击对象，不但引起了窦太后的反感，还使原本彼此不睦的宦官们团结起来。还有一点很重要：窦武之死，固然是由于事起仓促；而陈蕃赴难的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多少士大夫的援助。显然，清流派这个群体并不是官僚队伍的主流，他们与普通官僚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在此前此后的党锢系列事件中，很多官吏落井下石、坑害党人，也说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反宦官行动的最终失败，使朝纲昏暗的东汉王朝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内部调整的机会。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皇帝来说，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通常能在这三股势力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一旦皇帝本身的掌控力弱化，很容易大权旁落，因此，三股势力之间的消长会影响政治格局的变化。窦武作为外戚集团，站在清流集团一边，跟官僚集团联合，事实上改变了以往三足鼎立的态势。

宫廷喋血已经结束，但是对清流派士大夫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窦武、陈蕃和刘淑被清流派士大夫尊称为“三君”，“君”的意思就是“领袖”。宦官已经砍倒了“三君”，接下来该受难的就是“八议”“八厨”了。建宁二年（169年）十月，在宦官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宦官的爪牙和曾经受到清流派批判的官僚联合起来，不遗余力地追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内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与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的党锢之祸相比，第二次党锢更为残酷。从受害人数上看，第一次党锢中，约二百名党人卷入其中，但没人被处死；第二次党锢则有上百人被处死。从地域上看，第一次党锢只涉及中原数郡，第二次党锢则是全国范围的。从禁锢范围看，第一次党锢只有涉案党人本人被剥夺了做官资格；第二次禁锢非但党人不得做官，他们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不得做官，就连五服之内的亲属都被禁锢终身。三服之外的亲属在当时其实已经有些疏远了，而株连至五服之内，惩罚之重，可见一斑。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熹平元年（172年）四月，一条青蛇盘卧御座，久久不去。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这一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甫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公卿大臣皆素餐尸位，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一千多名太学生被逮捕入狱。

建宁四年（171年）正月，京城内外喜气洋洋。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得到宽囿，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生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经不再是士人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十年内的两次党锢，最具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士大夫遭到反复摧残，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分裂。

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清流被全部打入另册之后，宦官集团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迅速走向灭亡。在光熹元年（189年）的宫廷政变中，两千多名宦官被集体屠杀。只是宦官群体的消失并没有挽回东汉的亡国命运，这或许是党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清初学者顾炎武曾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薄西山的东汉朝廷拒绝了清议，等待它的将会是什么呢？

曾经车水马龙的太学，如今门可罗雀。曾经喧嚣沸扬的洛阳城，终于归于宁静。这是闪电来临之前短暂的宁静。一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雨正在隐隐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