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王莽改制



王莽像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王朝总是被忽略和轻视，以至于人们对它不太熟悉。这个王朝就是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

新朝建立于9年，灭亡于23年，仅存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它享国甚短，传祚无继。其实，与新朝相比，秦朝的国祚也不过十五年，但是在任何一本史书上，却都要用浓墨重彩来描绘。

新朝的建立者是王莽，他代汉自立。这种异常的行为，被东汉初年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确定为“篡汉”。班固的定性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称作“新莽”。

直到近代，胡适开始为王莽翻案：“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胡适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大政策，并指出“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要理解以上的矛盾和疑问，一切还应该从王莽自身说起。

王莽执政。王莽祖籍为山东章丘龙山镇平陵城，王莽的祖先，原为战国时期齐田氏，因汉初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王莽是新都哀侯王曼次子、孝元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幼年十分坎坷，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一起生活。王氏是外戚家族，当时权倾朝野，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族中其他人更是多为将军、列侯，生活奢靡。只有王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而且勤奋好学，拜当时名儒沛郡（今安徽淮北境内）陈参学习《礼经》。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伯父大将军王凤生病，他精心护理，亲尝汤药，几个月不解衣带，蓬头垢面。

汉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后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名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可王莽贤能，永始元年（前16年），封王莽为新都侯、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王莽身居高位，却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的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所以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野，他都深受爱戴，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班固的《汉书》对王莽的评价的确不太准确。班固借用《论语》的话，说王莽“色取仁而行违”，但通观《汉书》可以看到，王莽代汉而立的前后，其人格还是比较一致的。王莽为臣时，有一次，一些官员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衣不曳地，破布蔽膝，穿着十分简朴，还以为是他家的婢仆。后来王莽当上皇帝，依旧比较简朴，并勤于政事。

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此时的大司马既是外朝首领，又是“内辅之臣”。王莽当上大司马后，生活更加克勤克俭，政治上广泛招纳贤良，所得赏赐都用来款待儒士。

过了一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得罪傅太后，被免职归家，退隐封地新野，杜门自守。这个时候，其次子王获杀了一个奴婢，王莽逼迫王获自杀。因此，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日增，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的数以百计。

关于王莽杀子，后来史家多用沽名钓誉来解释，这种解释值得商榷。一般来说，要图谋篡位的大奸之人应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最好的帮手，如果儿子犯罪，往往是千方百计庇护。若是像王莽，为了一个并不严重的罪名就逼杀儿子，即使是为了博得声誉，也是难以理解的。

元寿元年（前2年），王莽回到京城。元寿二年（前1年），汉哀帝无子而薨。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出任大司马，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护。元始元年（1年），王莽推辞再三，最后还是接受了“安汉公”的爵位，但是他却把俸禄拿出来，作为两万八千人的封赏。

明堂图

王莽为安汉公，遂任命刘歆为“羲和”，这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是传说中的太阳神，这时变成“典儒林史卜之官”，刘歆也就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领导人。他与王莽同心协力，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后来又立《乐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三十名，每一博士领弟子三百六十人，共有弟子一万零八百人。此外，又征召通晓一艺的教授十一人，以及懂得《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文字等学问者数千人，到京城来“令正乖缪，壹异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

西周明堂复原图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经学中的两派，即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多次激烈交锋，古文经争立学官的活动也从未停止。到这个时候，古文经才得以立学官，得到朝廷肯定，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

元始三年（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元始四年（4年），王莽被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

王莽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明于天下，为此，他在长安开始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与百姓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十万人的奋力突击，一万套住宅竟然二十天就全部完工了。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播于更多的普通百姓。他在长安城中建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王莽曾在上书中说：“古时候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想要按照经书，建造一个小康社会，甚至于建造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这种理想，不止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各个阶层的民众。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后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

加封九锡后，王莽又派“风俗使者”八人，巡查全国各地，采集民谣，赞颂天下太平，借以彰显王莽宣扬经学的教化之功。此外他通过重金引诱的方法，使匈奴等外族归顺，遣使来朝贺。以此再现经学所讲四夷宾服的太平盛世。这样一来，王莽也就成为经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

王莽执政，每遇水旱，就只吃素食。有一年盛夏大旱，郡国飞蝗成灾，王莽捐钱百万，献田三十顷，赈灾救荒。满朝公卿见王莽如此，也都纷纷效仿。连王太后也把自己的“汤沐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收入用于赈灾。王莽还派出官员，到民间组织捕蝗，同时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让贫民迁居。沿路饮食及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种、食粮等都由官府供给。一时间，朝野上下，对王莽的仁德交口称颂。

与王莽同时期的扬雄，是个孤傲而纯粹的学者，惜墨如金。但他也忍不住留下称赞王莽的文字，说王莽是周公以来最有德行的人。

代汉立新。6年，汉平帝病死，年仅两岁的刘婴即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王政君命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暂代天子摄政。至此，王莽不但有周公之名，也有了周公之实。

王莽在朝中的势力本来就很大，代天子摄政，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首势力的反弹。王莽软硬兼施，先后镇压了安众侯刘祟、东郡太守翟义、“盗贼”赵明等的反叛与起义。

扬雄像

王莽摄政时，各种各样的符命祥瑞纷至沓来，朝野上下，人们以不同方式劝王莽称帝，改朝换代。这时，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龛，外面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刘邦）传予皇帝金策书”，龛里写着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顺应天命。还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自己以及胡编的人共十一人的名字一一写上，每人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铜龛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官员。王莽得知后，择日去高祖庙，将铜龛迎到未央宫前殿。改朝换代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初始元年（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历时二百一十一年的西汉王朝，就此结束。

王莽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政治上的巅峰，他是一个学术上很有造诣的人，而且能够礼贤下士，有很强的亲和力。所以不能说他的上位完全是靠政治权术，事实上他靠自己的人格魅力，笼络了一大批人。很多祥瑞说，这个时候天命要转移了。不仅如此，接受他观念的儒生相当多，公众舆论也是相当强。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用《周礼》的方式来建国。

王莽代汉而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王莽在朝野得到广泛的支持，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一个叫作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几乎没有太多流血。

我们不同意用班固等传统史学家所谓的“王莽篡汉”来概括这段历史，就如同我们不同意正义或正统必须用鲜血换来一样。我们不怀疑王莽代汉有他个人的主观诉求，但也应该看到,他所处的衰败时代，需要革故鼎新;他所代表的儒生队伍，需要新的政治实践;他那个社会的人民，也渴望圣人的诞生。

读《汉书·王莽传》，我们可以看到班固在评判王莽时的踌躇与犹豫，他甚至隐约假设，若是王莽一直像在成、哀之际那样，“勤劳国家，直道而行”，一定会成为经学所称颂的贤相名臣，百世流芳。我们无法推测王莽心路的变化。我们只是相信，有理想的人都是很自信的，但是，当他把自信当作能力的时候，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王莽作为儒家一派的钜子，代汉而立，创建一个庞大而崭新的帝国，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虽然他夺取政权的目的或许与其他王朝缔造者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时势造英雄，大多开国帝王，为帝王而帝王，为的是获得权力的快感，而王莽则有超越现实利益的更大的政治抱负。他斩获帝王的权力，目的是能够把经学家学说付诸实践，创建一个平等安宁、快乐理想的社会。这一切，我们可以从王莽建立新朝前后实施的一系列具体改革中得到答案。

王莽改制。王莽改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或荒淫无道，或年幼无知，把昭宣中兴带来的昌盛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危机四伏。汉宣帝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元帝时石显等宦官擅权，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哀帝即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为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宠臣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四十三亿。由于宦官、外戚轮流执政，贤臣多被罢黜，留在朝廷内的不是谄媚奉承的佞臣，就是明哲保身的庸臣。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吏只要结交上权臣，就肆无忌惮，加重对百姓搜刮盘剥。

画像砖中的耕作图景

谈到西汉灭亡，我们一般会归结为政治的腐败。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常常会被忽视。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长这个变量。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一千三百多万，到了西汉平帝时，达到六千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这样的人口密度与现代相比也差别不大。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其二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变量。西汉末年，天灾不断，黄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时，流民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

人口激增，灾害不断，政治黑暗，秩序混乱，带来的是贫富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在市场出售，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加重，很多人辛劳终年，难以果腹。从官员到百姓，对现实普遍不满，对前途丧失信心，都希望变革，希望社会重新整合。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出现了。

王莽向来有孝悌之名。年轻时，他敬养母亲，赡养寡嫂，抚育侄儿，为人谦恭，这一切并非浪得虚名。为官期间，他谦逊自重，秉公廉洁，节俭朴素，兼济众生，朝野上下，口碑甚好。因此，这时的人们甚至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并不是阿谀奉承。

《孝行图》

王莽做了皇帝以后，根据儒家的经义，开始了他的改革。

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周礼》，将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如中央官职中，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改为纳言，等等。地方官职名称也多有改动，如太守改为大尹、连率等。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等等。此外，他还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

如果说，王莽的政治改革只是改朝换代的形式，那么，他的经济改革则比较全面而深刻。

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等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国有后重新分配，没有耕地的农民，由政府分给耕地。具体规定是，一对夫妇耕地一百亩，不满百亩的，由政府补足。“王田制”本意无疑是善良的，就是要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然而，这一善意的政策注定会侵犯很多人的利益，首当其冲就是大官僚的利益。

土地集中到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以后，大量的贫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就会不稳定。王莽采取了王田制度，他说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所以说就可以平均分配。但他把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过来，不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

为了逐步实现人人平等，王莽开始禁止奴婢买卖，以此扼制奴婢数量的扩大，倡导平等，重建和谐社会秩序。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废奴，把奴隶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解救出来，一方面就是想削弱这些集团的势力，另一方面也使国家获得可支配的劳动力。但因为政策执行得不彻底，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奴隶，可能还没有依附到大土地所有者身边安全。

长安城设九市，既见于《三辅黄图》的记载，又有张衡《西京赋》的记载为证。

“五均六筦”政策也开始全面实施，这同样是为了消除贫富差距。五均，即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王莽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立五均官，由政府来控制物价上涨，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从内容看，如果能够实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一政策，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

六筦，就是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由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以及五均赊贷。这项政策的目的当然是增加国家财政，然而在具体实施中，山林川泽之利收归国有，真正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收入没有增加，百姓却负担更重。至于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丰年的时候，官府把粮食买回来；灾年的时候，国家的商业机构再把粮食平价卖出去。这样，老百姓丰收的时候，粮食能够顺利地卖出去，灾年也能得到粮食。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包括五均六筦很多措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具体执行的官僚阶层，政府要求的是一套，他另搞一套，所以产生的问题非常多，使政策不能够顺利执行。

新莽货币大布黄千

新莽铜诏版，出土于甘肃合水，为王莽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刻篆字九行，每行九字。

王莽还频繁地改革币制，他即位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其出发点无疑也是善意的，然而，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因此流通非常不便。而且每次易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当时，汉代流行的五铢钱被废掉以后，王莽就增加了很多各种各样名称的钱币。结果这种钱币增加以后，造成的社会混乱更大，因为像王莽别的政策一样，这些钱币是经常变化的，新的钱币来了以后，老百姓还没有熟悉它就变了。所以说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多，带来的社会混乱也更严重。

理想与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沟壑，王莽改革遇到了重重困难。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也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不断暴涨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与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

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移民，以解决西汉末年人口暴增给关中、关东地区带来的压力。而凑成“四海”，只不过是托古改制的借口罢了。

位于青海海晏的西海郡遗址

西海郡虎符石柜

西海郡故城遗址目前保存完整，东西长六百五十米，南北宽六百米，城墙残址高达四米。四个城门址保存完好，城内还隐约可以看出隆起的墙垣所构成的三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区。

城内地势南高北低,南部有建筑遗迹，城北部有一小城，在城址内采集到西汉和王莽时期的五铢钱、货布、货泉、大泉等五十种钱币以及东汉时期的“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铭文瓦当等遗物。

当时王莽就想着，有这个四海一统、四海归一，可以表示出这个国家的强盛。西海也叫羌海，就是羌人住的地方。王莽派审查的人拿了很多金银财宝，到这个地方把羌人贿赂一下，羌人见了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地方给出去了，自己跑到青海湖以西的地方去了。汉王朝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西海郡。

这个工程相当浩大。西海郡远离中原，非常偏远、荒凉，主城是西汉王朝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成的，此后，西海郡成为镇守西部的主要军事基地。

为了缓解国内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的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的战争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实施中，这些战争并没有起到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战争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

尽管王莽改制的政策都是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无法解决的难题。改制的软弱和多变，不仅没能解决已有的问题，反而带来更多的矛盾。

随着形势的改变，王莽已渐渐由万众拥戴而变为万众背离。

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已成全民公敌。人心思汉，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说法，“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无疑暗示着人们已将希望转移到已经是新朝国师的刘歆身上。刘歆早在建平元年（前6年）为了避哀帝刘欣的名讳而改名刘秀。在种种暗示之下，这位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竟然参与了废除王莽的兵变。

新莽败亡。新朝地皇四年（23年）七月，大经学家刘歆因兵变事情败露而自杀。他是新朝的国师，号嘉新公。

刘歆，字子骏，西汉末年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他是沛人（今江苏沛县），西汉皇族，汉代古文经学的开创者，中国经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与父亲刘向同校皇家藏书，后来子承父业，汇集六艺群书，分类撰为《七略》。这是中国第一部图书目录著作，在学术史上有很高的价值。

汉代经学就是儒学汉代化。从学术传统上，汉代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可以追溯明晰传承脉络，文字用汉代隶书抄写，经本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经学已成为利禄之途。为争立学官，获得正统地位，古文经学多次抗争。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古文经学才得以立博士，挤进官学体系。

一般看来，刘歆倾心古文经，是因为他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校对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未能流行而且也没有立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王莽倾心古文经，或许是因为他希望古文经可以为他的皇帝梦提供理论支撑。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王莽和刘歆这两个有远大理想的人，也会把自己的理想添加到古文经学之中，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失望了，厌恶今文经糅杂百家和对政治的妥协。于是他们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规划了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是实践者。

刘歆的死，对王莽打击巨大，因为两人有几十年情谊。此时的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从此终日借酒浇愁，几乎不吃东西，读书累了，就靠几案而睡。

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了新莽政权的灭亡。这时，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

新朝地皇四年（23年），王莽在长安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希望得到上帝的佑护。也就在这一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分裂了王莽的尸体。

新朝灭亡后，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理想主义改制的失败。王莽死了，经学家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

一个王朝如一个人的生命，诞生以后，终会有寿终正寝那一天。西汉王朝即是如此。与西汉相比，王莽的新朝一世而亡，可谓是早夭。今天我们探讨王莽的失败原因，也许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对王莽的失败，史书上的评论大体相同，一般都归结为改制无方、食古不化、人心思汉等。然而若综合分析，应该说，王莽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

就客观原因来说，王莽的失败是一种必然。西汉末年人口自然增长加速，带来了大量社会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结果是流民数量暴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破坏。以前，在解释王朝兴废原因时，我们过多强调阶层的对立与矛盾，其实，在耕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的情况下，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承受之重。

此外，自然灾害也加速了王莽的失败。黄河在历史上一共有九次大改道，第一次是在春秋时期，第二次就是王莽新朝的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在魏郡，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决口改道。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显示出这场水灾的严重，而更严重的是，在人口极为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这给了王莽政权最致命的一击。

祸不单行，与水灾相伴又有旱、蝗、瘟疫等灾害。新莽朝的农民起义，大多集中在黄泛区，自然灾害愈重的年份，起义的声浪也愈高。

就主观原因来说，王莽代汉而立，其实是以王莽为中心的儒生集团的一场政治实践。作为儒生，王莽有与传统文人相同的性格缺陷。

其一，习惯把理想当作现实。班固说“莽诵六艺，以文奸言”,这句话的意思是，王莽诵读六经，借以包装自己的谬论。班固的评说是不对的。王莽不过是把梦当成真而已，所以他的改革措施只看到改革社会的必要性，没有顾及社会现实的可能性，所以，好梦难以成真。

其二，做事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王莽的改制多朝令夕改，遇到困难时，缺乏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地皇三年（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于是彻底废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可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灭亡。因为“口惠而实不至”，所以“怨灾及其人”。

其三，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便对刘歆有了防范，弃之不用。弃用刘歆，昭示着汉末儒生集团的分裂。与秦始皇一样，王莽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但事必躬亲，很难容人、任人，也许过于勤勉，不善于用人，便很难做一个好皇帝。

就改革本身来说，通过对其具体政策措施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首先，改革的蓝图就有很大问题，改革的目的和手段相互抵牾，难以统一。汉代经学比较注重社会秩序，对国家与制度则重视不足。这一倾向在古文经学中的表现更为明显，王莽恰恰是古文经学的巨擘。所以王莽改制的顶层设计，其根本目的是社会的整合，不是国家建设。可是，事实上，整合混乱的社会秩序，必须以完善国家制度作为起点。

王莽的“王田制”，将全国土地国有化，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其意在于消除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本意是善良的，但这一善良政策注定会失败。原因很清楚，西汉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为官僚，他们充斥于各级政府之中，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这一措施必然引发官僚集团集体反弹。结果，王莽既没有能力兑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又触犯了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损害了自己的政权基础。

王莽禁止奴婢买卖，立意是要扼制奴婢数量的扩大，倡导平等，重建和谐社会秩序。但这项措施却上下不得人心。禁止奴婢买卖，必然危及官僚、豪强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平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从内容看，如果能够施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

王莽的改革过急过速，一有想法，便要全国推行。为了保证改制落实，还辅助以严刑酷法。这种不经过试验，不顾各地具体情况的改革，结果往往是朝令夕改，引发更多的社会混乱，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此外，新莽时期，还多次发动与周边民族的战争，这些战争，没有起到用外部民族矛盾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

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的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王莽改制失败了，王莽死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失败了。但是，我们应该肯定，王莽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怯懦的实践中，得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