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两汉经学



北京国子监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于北京孔庙与国子监的夹道内的十三经刻石碑有一百八十九块，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刻石成于清乾隆年间，故又称“乾隆石经”，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石经”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

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勒石刻经、树碑垂范，拥有无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

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孔子从平民到“素王”，从生前颠簸流离，到身后万众敬仰，这一切都要从石经说起，从两汉说起，从经学说起，从儒学蜕变成经学说起。

熹平石经。迄今有文字可考的镌刻儒家经籍的石经有七种，汉代的“熹平石经”、曹魏的“正始石经”、唐朝的“开成石经”、后蜀的“广政石经”、北宋的“嘉祐石经”、南宋的“御书石经”、清朝的“乾隆石经”。

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已经是一块块残缺不全的碑石，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图为石碑所刻《周易》文字。

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明朝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三十六幅，这些彩绘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其中一幅《汉高祀鲁》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图景。从图中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熹平石经”镌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年），历时九年才完成。内容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是中国历史上刊刻最早的一部石经，也称作“汉石经”。又因其经文全部是用隶书一种书体刻成，故又称作“一体石经”。“熹平石经”刻成后，立于京都洛阳的太学之中。它集汉代隶书之大成，被奉为书法的典范。令人遗憾的是，从三国时起，“熹平石经”在历经了无数次的浩劫之后，几乎毁失殆尽。

汉高祀鲁。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的思想受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之罪。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隐隐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适合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已即将到达终点。祭孔后不到半年，刘邦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无法找到。

汉朝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门。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上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欲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长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汉初政局。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策方面，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厉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文景之治”盛世下深层的社会矛盾，我们还可以从当时贾谊的《治安策》中窥见一斑。

贾谊说：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的变法，弃绝礼义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使社会风俗败坏：聚众辱寡，以诈欺诚，恃强凌弱，年轻人欺负年老人，社会混乱达到极点。现在虽然是汉朝，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如今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丢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月异而岁不同。人们做事唯利是图，最严重者为了利益去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兄弟。盗贼敢于割断窗帘、门帘进入内室，甚至偷走高祖、惠帝两庙的器具,竟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大都市抢劫官吏，夺取钱财。还有的伪造文书，骗走国家粮库近十万担粟米，敛取民赋六百余万钱。有的还乘坐驿车，周游郡国，招摇撞骗。这些人寡廉鲜耻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可是我们朝廷大臣，只把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数字的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熟视无睹，没有引起警觉，反而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贾谊（前200—前168年），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十八岁即有才名，二十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满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二十三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三十三岁忧伤而死。其著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治安策》《吊屈原赋》等。

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仪教化，但汉文帝只是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国王的尊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多家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可以更好地发展，可以更好地拱卫中央朝廷。然而事实上，以吴、楚、齐为代表的诸侯国的领地几近“天下之半”，诸侯王国的人口也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

清刻本《淮南子》

汉景帝时，曾到伏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在武帝独尊儒术前，两个学派的确发生过激烈碰撞。

《圣庙祀典图考》中的伏生

辕固生因为传习《诗经》，曾在景帝时做了博士。有一次，辕固生和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反驳说：“不对。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顺应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夏桀、商纣，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夏桀、商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理应身处上位；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却是臣子，理应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而南面称王，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辕固生答道：“如果非按你的说法，那么高皇帝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对吗？”这时汉景帝听不下去了，于是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商汤、周武王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于是这场争论停止了。自此以后学者再不敢争辩汤武革命的事了。

《周易》书影

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喜欢《老子》这本书，有一次召来辕固生，问他读这本书的体会。辕固生说：“这不过是俗人的言语罢了。”窦太后恼怒道：“它怎么能比得上内容如同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于是让辕固生入兽圈刺杀野猪。景帝知道是太后发怒而辕固生直言并无罪过，就给了辕固生一把锋利的兵器。辕固生下到兽圈内去刺杀野猪，一刺，野猪便应声倒地。太后无话可说，只得作罢。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呈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脱离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

《仪礼》书影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与此同时，迎儒家耆宿申公来朝，并仿古制，设明堂辟雍，改历易服，这意味着汉武帝要用儒家思想来修礼仪，整顿已经颇为混乱的社会秩序。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在这一年，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提拔了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因此，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这样评价赞扬武帝：“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并不见于汉代史籍，这是近代的说法，1916年，易白沙先生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孔子平议》的文章，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正因如此，近年来，有学者质疑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真实性。我们认为，从历史事实去考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政策还是被推行了的。

董仲舒与汉代经学。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董仲舒是位关键人物。

董仲舒像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关于他的籍贯，司马迁《史记》说他是“广川人也”。自古以来，由于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对董仲舒的籍贯的解释一直众说纷纭，清代《畿辅通志》中就有德州、枣强、景州三种说法。

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其核心思想“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汉武帝时，董仲舒先后任江都易王刘非、胶西王刘端国相，后辞去官职，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事，都会派遣使者或廷尉，到他家里问询。

《春秋繁露》书影

董仲舒的学说以诠释《公羊春秋》为基础，将先秦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杂糅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学理论的体系，使其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它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与历史问题，都给予了比较系统的回应。

董仲舒在修《公羊春秋》时，着重体现了微言大义，他的目的是要改变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秩序。

经学脱胎于儒学，与儒学就有了差异。《说文解字》等古代字典与文献，把“经”解释为织布的纵线，后转义为法度、常规、常典，这样就可以“以经邦国”了。

经既然是常典，就不是一般人留下的东西。《博物志》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制作曰传。”为什么“圣人制作曰经”呢？“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所以，在汉代，经专指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一般称作六经、六艺。

汉初，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由于《乐》缺佚，无人传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易》《书》《诗》《礼》《乐》《春秋》是经学的基本经典，这些都是先秦儒者口耳相传，陆续抄录的。根据汉代人的说法，抄录这些经的木牍竹简，长二尺四寸。后来作为启蒙用书的《孝经》《论语》也被确认为“初经”或“小经”。《孝经》规制为一尺二寸，《论语》为八寸。

上个世纪，朝鲜曾经发掘原汉代乐浪郡汉墓，其中出土一部《论语》，这应该是现存已知最早版本的《论语》，其规制是否符合汉代人所说的定制，由于我们无法看到实物，也就无法知晓了。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也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颜。这些都被立博士，列入官学系统，各派的传承脉络十分清晰。

一般来讲，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白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

在西汉，经师一般不是来自贵胄之家，而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缙绅贵族，经学为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社会道德思想上的话语权。在地方，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专制皇权。汉代民谣形象地记述了这种情况：“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经学与政治秩序。与先秦儒学比较，两汉经学有自己的一些鲜明特点。

其一，经学是汉代的儒学。先秦的儒家著作传到汉代，残损严重。比如《礼》，现在一般称作“三礼”，即《仪礼》《礼记》《周礼》，在西汉初年，仅存“士礼”十七篇。所以，修复旧典，只能借用增字解经、推衍经义的方法。这恰恰是汉儒最乐意做的事，汉儒解经，动辄万言，十分常见。

其二，经学是神圣化的儒学。汉代儒学得以独尊，那么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也就拥有圣人和素王的地位。司马迁曾用《诗经》的话来评价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这远远不够，孔子还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为汉立法制宪，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

其三，经学是谶纬化的儒学。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著作，是相对“经”而言的。经的本意是织布的纵线，纬就是横线。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在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比附经义的纬书。纬以配经，就称作“经纬”；谶以附经，就称为“经谶”；谶纬往往有图，所以又叫“图谶”“图纬”。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其四，经学是通经致用的儒学。与先秦的儒学不同，汉代的经学有更明确的目的性，更加强调其实用性。比如，在汉代，《尚书》中的“禹贡”篇被用作治理黄河的参考文献，“洪范”篇被用来预测世事变迁；还有《春秋》一书被用来作为审判罪犯的标准，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而《诗经》则被用来作为谏书，规劝执政者改过自新。

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汉代经学与先秦儒学的不同。经学脱胎于儒学，却不同于儒学，这中间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变化了，所依赖的社会背景不同了。孔子时代，儒家比较侧重强调“礼”和“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讲求的是等级秩序，仁讲求的是人与人关系和睦，这与先秦人分等级的宗法制是一致的，尊尊亲亲，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秦汉时代，礼崩乐坏，宗法制为编户齐民制取代，社会等级不再森严，小农家庭成为基本的社会细胞。所以汉代经学家比较侧重强调“孝”，因而我们常说“汉以孝治天下”。“孝”的观念来源于家庭伦理，把这种家庭伦理放大，就可以用来规范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

在汉代，蜕变为经学的儒学对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通经致用的特长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扬。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皇帝称作天子，君权来自神授，皇权合理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其他各家学派无法解决并刻意回避的问题。为了使这个神话臻于完美，汉代经学家还经过了二百年的努力，最后，经学家贾逵在《左传》中找到尧的一个后代，名叫刘累，曾在夏代做过大臣，贾逵认为刘邦就是刘累的后人。这样，刘邦就可以通过尧上溯到黄帝，具备了上帝的血统。刘邦以后，王莽、曹丕称帝，也是把自己的血统追溯到舜，再上溯到黄帝，以证明自己做天子的合理性。

经学家正名定分，解决了皇权的合理性，主要目的是强化中央专制集权，这迎合了汉王朝的政治需求。

“春秋大一统”理论便是汉代经学家的一个创建。阐发《春秋公羊传》的经师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衍出“大一统”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专制集权的权威，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极巨且深。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三纲五常”理论也是汉代经学家的一个重要创建。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连用始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经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经学是用阴阳五行来论证纲常观念的，用自然秩序来证明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经学被后人称作名教，也是因为过分强调这些道德概念，以名为教，固化等级观念，规范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

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主要目的是通过比附的方法论证古代专制集权政体与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但是，经学家也巧妙地改造这些观念，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

汉代是个迷信的时代，在经学家看来，天与人是相通的，也就是存在“天人感应”，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祥瑞一般指美丽罕见之物，如瑞星瑞云、珍稀草木、麒麟凤凰等等。皇帝做的事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灾异就是自然灾害和怪异的现象。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社会动荡，武帝下了一道自我反省罪过的诏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保存完整的“罪己诏”。

汉代经学家十分相信阴阳灾异论。但是这种理论若要运用，还得审慎。西汉昭帝时，有个叫眭孟的人，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擅长以灾异为预言。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泰山有大石自立，石后有数千只白色乌鸦，同时皇家园林也发生了枯柳复生、虫蛀树叶成文字的怪事。眭孟便以《春秋》之意推论，上书要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套由灾异推衍出禅让的理论，企图动摇皇权的根本，结果为眭孟惹来杀身之祸。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是指传承有序、用汉代隶书写就的、被列为学官系统的经书。对于古文经，我们认为，不能望文生义，简单以为古文经是用古文即篆书写就的经书。准确来说，古文经是指西汉平帝以前、未得立于中央学官的所谓经书。其来源有三，即汉代发现的古文本经书、民间传本和作伪本。治古文经则称为古文经学。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就是古文经，是毛氏传本，称为《毛诗》，长期流传于民间。《毛诗》就不是用古文书写的。20世纪在安徽阜阳发掘的部分《诗经》简牍，用汉隶书写，与《毛诗》一样，是民间传本，属于古文经。

今文经与古文经为争立学官，争夺官方正统地位，曾发生多次激烈交锋。古文经在东汉比较盛行。

郑玄像。郑玄（127—200年），字康成，今山东高密人，官至大司农。曾入太学攻《京氏易》《公羊春秋》《九章算术》等，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和《左传》等，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游学归里之后，复客耕东莱，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著述计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古文经的兴起，应该是经学自身的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结果。古文经用发掘的古文文本、民间传本甚至伪造的经本，来正本清源，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的崇拜。这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古文经斥纬书为诬妄，这同样遏制了今文经学把经学庸俗化的企图。古文经学倡导对经文字词的考据与训诂，这无疑强化了经学的学术特征。

到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

经学的文化渊源。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是多重的。这似乎暗合了《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讲的道理。

应该说，经学有容乃大、中庸平和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代新秩序与旧制度混合的社会现实。儒学在汉代之所以得到独尊地位，一方面在于它关注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在于它善于从其他学派汲取营养，而不是抱残守缺。

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混合了天道与人道，混合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混合了天道观与先王观，“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从理论走向实践。这样，“无为”就变成了“无不为”，“与民休息”也就变成了“积极进取”。

经学还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模糊了国家与社会、国家制度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界限，在强调国家制度管理的同时，也注重社会秩序建设，给冰冷的制度罩上了一层柔软的面纱，给严苛的行政融入了点人间的脉脉温情。正因如此，我们也会说，汉代的政治思想，是“内法外儒”或“内儒外法”，不管如何，其目的不过都是为了达到“内圣外王”之道罢了。

经学从墨家学说中汲取了“天志、天德、天意”等思想，天被人格化，其学说也被神圣化。而经学从墨家吸取的“小康与大同”的理论，更是用来作为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和对理想社会的设定，直到现在，这样的理论还是那样的深入人心。

经学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得到更多营养，经学家大多擅长说阴阳，解五行，这使得传统儒学变成“天人之学”，强化了学说的道德权威。但是，以阴阳五行解释经义，也给经学庸俗化打开了方便之门。

两汉以降，先秦诸子多湮灭不彰，经学独贵，究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经学善于吸收各个学派的营养，还因为各学派自身也有缺憾。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道家太“糊涂”。道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了隐士，得其形式的人成了道士。道家一派的余脉后来演化为宗教，都是因为“道”这个基本概念被固化了，不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其实，作为道家学说的“道”原本十分高明，后来被道士改造为具有人格的宗教元神，道家的始宗也就变成教主，学术蜕变为宗教。

法家太“明白”。法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了循吏，得其形式的人成了酷吏。法家学说融入经学后，学说流传衰绝。真正的原因在于法家知今不知古，知新不知旧，知近不知远，知君不知民，知法律不知教化，知国家不知社会，知制度不知秩序，结果反为聪明所误。

墨家过于平民化。墨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如东汉的王充、桓谭之流，成为社会批判的先驱；得其形式的人，如西汉郭解、剧孟等人，成为快意恩仇的侠客。

阴阳家过于神秘化。阴阳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为智者（科学家），得其形式的人成为方士。这个学说神秘难验，虽然能长期流传于民间，但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录了他对诸子学说的评价。他曾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它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

正因如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如先秦儒学演化为经学一样，经学自身也不断演化。这种演化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甚至不同民族、不同国别而进行，与时俱新，各有侧重。或强调“礼乐”，或强调“仁义”，或强调“忠勇”，或强调“诚信”，或强调“理”，或强调“心”，或“移孝为忠”，或“以名为教”。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学化的儒学是一种宗教，所以把儒学称为儒教。我们不这样看，我们习惯把它视作一种学术，一种学说。经学没有来世观念，而其他宗教均把来世作为最终慰藉。经学没有繁杂的科仪，而科仪是宗教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是，经学有强烈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关注现实，经世致用，这是任何一种有别于宗教的学术学说的基本特征。

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与专制皇权沆瀣一气，狐假虎威；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也有为一己之私，不遗余力排斥其他流派的举措，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又足以彰显其作为学术流派的本质。

祭孔乐舞

今天，我们在文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我们面前的这尊泥像，很亲近，很熟悉，如同家人，我们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

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哲人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