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郡国并行



徐州汉画像砖《对博图》。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太子与文帝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对弈六博棋，二人发生争执，刘启以博局杀吴太子。此后，吴王不再遵守藩臣之礼，称病不朝。《对博图》反映的即是汉代对博的情景。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在六位诸侯王的拥戴下，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在进行新王朝统治的顶层设计时，汉朝君臣选择了基本沿袭秦朝创立的法令制度的做法，史称“汉承秦制”。然而，有一种制度却没有被承袭，那就是秦朝全面实行的郡县制。与秦朝不同，汉初采取了郡县与分封诸侯国并行的体制。然而，这一体制却给汉初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专制皇权与诸侯王之间的权力博弈，撕裂了盟友以及血缘关系的纽带，弥漫着腥风血雨。

布衣将相与诸侯王。刘邦组建的新朝廷，最大特色是“布衣将相”之局。

除了刘邦本人出身农民外，汉初公卿大臣大都出身卑微。先后任丞相的萧何、曹参，出身县吏；将军樊哙是杀狗的屠夫；灌婴是贩卖丝绸的商人；周勃以织苇席为生，靠在丧礼上吹箫补贴家用；太仆夏侯婴是个马夫。

这样一些草莽匹夫，对于治理偌大一个王朝，没有任何经验可谈，而经历了八年战乱的山河急待重整。这种情况下，刘邦君臣很自然地选择了沿袭、照搬秦朝的法令制度，进行新王朝的统治。但是唯有在分封的问题上，汉初没有继承秦朝的做法，实行全面的郡县制，而是采取了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

采取这样的政体形式，首先是形势使然。刘邦“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王侯”，裂土分封正是楚汉战争期间群雄拥护刘邦的基本前提。

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分封势力迅速反弹，各地反秦武装纷纷自立为王。灭秦后，项羽更在咸阳大封十八诸侯，形成诸侯割据局面。楚汉战争开始后，刘邦的实力远逊于项羽，为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全力对付项羽，他一方面拉拢项羽分封的诸侯，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将封王作为手段，笼络和激励那些有才能的将领，为汉效命。

刘邦登基前，共承认和分封了六个诸侯王：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登基后又封长沙王吴芮。由于这些诸侯王均非刘姓，相对于后来刘邦分封的同姓诸侯王，历史上称作异姓诸侯王。

汉初的时候面临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要么是单一的郡县制，要么是郡国并行制，但是刘邦最后选择了郡国并行制。这里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我个人认为客观的原因可能更大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只有采取这样一种制度，才能维持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才能够使他这个皇帝得到更多的人拥护。

函谷关是秦汉时期最为著名的一个关口，在刘邦统一天下后，这里成为刘邦与诸侯王统治势力的分界线。刘邦与诸侯王以函谷关为界共治天下。刘邦虽然尊为皇帝，但其直接统治的区域只有函谷关以西、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十五郡，而函谷关以东的大半疆土都分封给了异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虽然接受汉王朝的统一管理，但他们直接治理封地，征收赋税，拥有军队，有很高的自治权，其实力足以与朝廷相抗衡。

函谷关复原图

而且，这些异姓诸侯王个个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统一后，如何控制这些异姓王，使其服从帝国的统治，成为摆在新帝国面前的一道巨大的政治难题。

况且，承认和分封这些异姓王并非都出自刘邦本意。

楚汉战争开始后不久，刘邦便令韩信独自率领一支军队北上作战。高帝四年（前203年）十一月，韩信平定齐后，已成为左右楚汉战争形势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韩信也深知这一点，派使者送信给刘邦，以齐人反复无常为名，请求立他为假王。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形势危急，见信大骂：我被困于此，朝夕盼你来帮我，你却想着自立为王！张良、陈平站在刘邦身后，悄悄踢他的脚，凑到耳边轻声说：汉正不利，您能阻止韩信自立为王吗？不如就势立他为王，让他坚守齐地，否则必生变。刘邦猛醒，改口道：大丈夫做就做真王，怎么能做假的！此事果然让韩信十分感念他的恩德，后来项羽派人劝韩信反汉联楚，韩信予以拒绝。

更让刘邦耿耿于怀的是，高帝五年（前202年）十月，刘邦与项羽决战时，约韩信、彭越出兵，合击项羽，两人却都按兵不动，结果导致刘邦大败。刘邦在张良建议下，为韩信加封土地，并封彭越为梁王，两人才率兵前来。

从韩信、彭越封王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他们与刘邦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彼此猜忌，互不信任。对于新兴的统一的汉王朝来说，异姓诸侯王的存在显然是一股强大的离心势力，是王朝稳定和统一的巨大隐患。

果然，刘邦登基仅五个月，便发生了燕王臧荼谋反事件。刘邦亲率大军平叛。臧荼的实力在七位诸侯王中并不突出，因此，刘邦仅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顺利平定叛乱。

平叛后，刘邦立即封自己的密友太尉卢绾为燕王。

这件事表明，当时刘邦仅把臧荼反叛看成是一个孤立事件，还没有意识到异姓诸侯王的存在本身便是对统一王朝的威胁。

次年年初，有人告韩信谋反。

这令刘邦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绷紧了。众将纷纷请缨：“亟发兵，坑杀竖子耳！”刘邦默然不语。他问陈平意见，陈平反问他：陛下精兵可比得过楚？刘邦说：比不上。陈平又问：陛下手下的将领用兵有超过韩信的吗？刘邦说：没有。陈平因此建议，假托巡游云梦泽，趁韩信前来拜谒时，只消一个力士便可将韩信拿下。

韩信被武士抓住后，不禁仰天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刘邦实际上心中十分清楚，韩信谋反并没有坐实。但他太过于忌惮韩信的才能，必除之而后安。然而，他也不忍心将韩信处死，于是将韩信贬为淮阴侯，置于自己眼皮底下。

这次事件充分反映了当时汉中央与诸侯国的形势对比关系。刘邦虽然名为皇帝，但实际地位更像周王。当时的诸侯和周时的诸侯一样，不仅拥有完全的治国权，而且拥有强大的军队。汉中央的军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楚国，更何况七个诸侯王。这一局面对于汉中央显然十分危险。

此时，一位大臣建议将齐地分封给皇室子弟。刘邦茅塞顿开，他决定在关东大封同姓子弟，安插在异姓诸侯国之间，与异姓诸侯王抗衡。

汉画像石拓本。图中二人并立，一是门卒，一为亭长，当是汉诸侯王鲁王生前之役吏。

这年正月，刘邦大封同姓，封堂兄刘贾为荆王，王五十三县；弟弟刘交为楚王，王三十六县；哥哥刘喜为代王，王五十三县；庶子刘肥为齐王，王七十三县。同姓诸侯与异姓诸侯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力量大致相当。

刘邦本可以有另一个选择，即在关东建立郡县制，由中央直接统辖。但刘邦君臣认为，秦王朝就是因为废除分封，以致秦末战争在关东爆发后，孤立无援，导致败亡。还是历史的惯性在起作用。分封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全面的郡县制却只在秦朝实施了十几年时间。而且，秦帝国仅仅十五年就灭亡了，这让刘邦君臣不能不对全面推行郡县制产生怀疑。

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趁中国内乱之机，迅速扩张势力，控制了塞北蒙古高原，并向南侵犯中原。

这一年，匈奴包围韩国都城马邑（今山西朔县），马邑形势危殆。韩王信一面向中央求援，一面派人向匈奴求和，这一举动引起刘邦的疑心，派人斥责他。韩王信担心被杀，索性举城投降匈奴。匈奴乘胜长驱直入，越过句注塞（今山西代县北），直抵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古城）。

次年，刘邦亲自率三十万大军北伐韩王信及匈奴。由于轻率冒进，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四十万精兵团团包围，七日后才侥幸脱险。

刘邦回师长安，路过赵国。

赵王张敖娶了刘邦和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此次刘邦驾临，张敖对这个皇帝老丈人甚是恭敬。刘邦生性不拘小节，对张敖态度恶劣，甚至在赵国大臣面前辱骂他。张敖自己倒可以忍受，大臣贯高、赵午等人却忍无可忍，背地里谋划刺杀刘邦，拥立张敖为帝。

高帝八年（前199年）十二月，刘邦率兵清剿韩王信余党，途中准备留驻柏人（今河北隆尧西南）。贯高等人叫人埋伏在厕所中，待刘邦如厕时刺杀他。后因刘邦临时决定离开而没能刺杀成功。

《史记》记载，刘邦想要留宿时，突然心动，便问属下，此县叫什么名字，一听说叫柏人，就说：“柏人者，迫于人也。”于是决定不住了。这个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可能有后人增饰的成分。

次年，贯高的仇家将此事告发了。刘邦因张敖未参与谋反，又念在他是女婿的分上，未杀他，贬为宣平侯，改封自己的儿子代王刘如意为赵王。

至此七位异姓诸侯王已有四位被废。

韩信被废为淮阴侯后，一直郁郁寡欢。他自负才气、功劳举世无双，如今却落得与屠狗夫樊哙同列的下场，这让他实在气难平。他没有想到，还有更可悲的事情在等着他。

高帝十年（前197年）九月，赵相国陈豨发兵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亲自率兵平叛，临行前令韩信随从，又派人召梁王彭越出兵，协同作战，不料，二人重演垓下一幕，称病不从。彭越只派了自己的将领前往。

次年冬，刘邦平定陈豨叛乱。与此同时，长安宫中也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据史载，这年正月，韩信舍人告韩信与陈豨勾结，想里应外合，袭击留守的吕后和太子刘盈。吕后与相国萧何合谋，谎称刘邦已杀陈豨，骗韩信入宫道贺，将其抓获，并立即将他在钟室斩首。

史载，刘邦听说韩信被杀后，“且喜且怜之”，生动地反映了刘邦复杂的心态。他可惜韩信是个难得的人才，是汉王朝的头等功臣，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让自己不放心，现在吕后终于替他除了这块心病。

梁王彭越称病，不随刘邦出击陈豨，令刘邦大怒，派人责备彭越。彭越十分惶恐，想亲自谢罪。他的部将劝他，不如就此反了。彭越不听。结果，此事被人告发，刘邦将彭越免为庶人，流放到蜀。

彭越在押解途中遇到吕后。彭越向吕后哭诉，求她在刘邦面前说情，吕后假意答应。但一见到刘邦，吕后便劝他杀了彭越，以免后患。于是，吕后令人再告彭越谋反，刘邦下令夷彭越三族，将彭越砍头示众，身体剁成肉酱，分给诸侯王，以此警示他们。

韩信是否谋反虽有疑点，但史籍言之凿凿。彭越却不同，史籍明确记载他没有谋反，是被吕后陷害。他们二人的死表明，汉王朝对异姓诸侯王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逆转，欲除之而后快。而促成这一转变的是比刘邦更心狠手辣的吕后。史籍关于刘邦时期吕后干政的记载不多，但是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窥见，吕后当时不仅对内政有相当大的决策权，而且对诸侯、大臣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为她在刘邦死后控制朝政打下了基础。

淮南王英布狩猎时，接到彭越的肉酱，不禁心惊胆寒。他担心自己也落得这样的下场，于是开始悄悄招兵买马，窥探周边郡县动静。

七月，英布得知自己的宠姬和一位大臣饮酒，醋意大发，要杀那位大臣，大臣逃到长安告英布谋反。刘邦派人前往调查。英布知道辩解不清，索性举兵反叛，并很快攻陷荆国，杀荆王刘贾。已年过半百、抱病在身的刘邦，在无将可派的情况下，亲自率兵平叛。

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冬十月，刘邦与英布在蕲县西遭遇，大败英布。英布逃至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北），被当地人所杀。刘邦也被流矢所中。

回师途中，路过家乡沛县，刘邦隐约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决定留宿几日，设宴款待父老乡亲。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回想起十几年峥嵘岁月，刘邦感慨万千。他起身起舞，慷慨悲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不禁老泪纵横。

自刘邦废赵王张敖，改封自己的儿子刘如意后，便成惯例，以后每废一异姓诸侯王，就将其地分给自己的子弟。破淮南王英布后，刘邦因荆王刘贾无后，便将荆国改为吴国，封侄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据说，刘邦举行完封吴王仪式后，就心生悔意，对刘濞说：你的样子有反相。他拍着刘濞的背，语重心长地说：五十年后东南有乱，难道是你吗？天下同姓一家，千万不要反啊！刘濞叩头说：不敢！

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已无从查证，但真实的历史中，五十年后刘濞果然举兵反叛。

从高帝五年（前202年）起，一直到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长达八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他分封的八个异姓诸侯王：臧荼、韩信、彭越、英布被杀，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到匈奴。最后一个被封的异姓诸侯王——燕王卢绾，本是刘邦最亲密的“发小”，也因被告造反，被迫逃往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吴芮。与此同时，刘邦企图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王朝，陆续分封齐王刘肥、吴王刘濞、代王刘恒等刘姓子弟为王。相比于异姓诸侯王而言，刘姓诸侯王所占的地盘更为广阔，但刘邦仍不放心，他与大臣杀白马，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至刘邦去世时，共有九个同姓王。

公元前195年四月甲辰，刘邦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然而，同姓诸侯王就可以与汉中央王朝和平共处吗？

吕后称制。五月己巳，刘邦和吕后十七岁的儿子太子刘盈即皇帝位，是为汉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

惠帝为人善良，与性格强悍的母亲吕后相处，自然居于下风。因此，他在位的七年（前194—前188年），朝政实际上掌握在吕后手中。

魏晋画像砖《商山四皓》

“商山四皓”：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角里先生。据《陈留志》：“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角里先生，河南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四人皆八十有余，须眉雪白，世有高名。刘邦登基后屡次请他们出来做官，都被拒绝，而隐居到商山，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后来，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次子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遵照开国功臣张良的主意，聘请商山四皓。有一天，刘邦与太子一起饮宴，见太子背后有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问后才知是商山四皓。四皓道：“我们听说太子为人仁爱，又有孝心，礼贤下士，天下人都愿意为他效死，所以我们也来追随他。”本来，刘邦要易太子就受到大臣们的反对。吕后母子与刘邦同起于草莽，患难与共，大臣们看着刘盈长大，有了深厚感情，因此坚决反对易太子。此刻，刘邦目送四皓的背影，感叹太子羽翼已丰，彻底放弃了易太子的想法。

但是，刘邦清楚吕后的为人，担心死后吕后会加害如意，特地给如意立了一个“贵强相”，即地位尊贵、性格强悍的王相周昌。但是，这一道保险仍然保护不了如意母子。

西汉“皇后之玺”玉玺，汉高祖陵附近发现。

刘邦尸骨未寒，吕后便将如意之母戚夫人囚禁起来，并三次派使者召赵王如意进京，都被周昌严词拒绝。吕后便使计，先召周昌进京，然后又召如意。惠帝知道母亲的想法，便让如意日夜不离左右。但百密一疏，一天他早起狩猎，如意年少贪睡，惠帝不忍叫醒他。就这一会儿工夫，吕后便派人让他喝下毒药。

如意一死，吕后更无忌惮，叫人砍断戚夫人手脚，挖掉眼珠，弄聋耳朵，熏哑嗓子，扔在厕所中，称作“人彘”（“人猪”之意）。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吕后叫惠帝来观看。惠帝见后大哭，一病一年多，从此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政事。

五年后，亦即惠帝七年（前188年）八月戊寅，正值风华之年、二十三岁的惠帝驾崩离世。吕后立年仅数岁的刘恭为帝，自已临朝称制，开后世太后临朝听政先河。

吕后一临朝，立即背弃高帝誓约，一方面封自己的侄子吕台为吕王，另一方面对自己不喜欢的刘姓王侯痛下杀手，先后杀了三个刘姓王。对于吕后的做法，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大臣虽然心中不满，但因畏惧吕后的权威，不敢公然反对。

吕后一方面封吕氏家族为王侯，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分封刘姓子弟，以换取平衡。她还不断让刘吕两家联姻。从这些做法来看，她并没有贸然以吕氏取代刘氏江山的想法。

高后八年（前180年）七月，吕后病死。临死前，命赵王吕禄统领北军，吕王吕产统领南军。

听到吕后逝世的消息，慑于其淫威的齐王刘襄联合诸刘姓王，起兵反吕。

风云突变，长安一片紧张气氛。太尉周勃、丞相陈平设计，夺取南北军，诛灭吕氏。废掉吕后立的另一位少帝刘弘，迎立刘邦长子代王刘恒，是为文帝。

刘邦当初大封同姓子弟，就是想吸取秦不封诸侯、孤立无援的教训，希望同姓王能在刘氏江山危殆之时成为一道坚实的屏障,在诛除诸吕这件事上，同姓王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吕氏问题一解决，同姓诸侯王与中央朝廷的矛盾便凸显出来。

削藩与七国之乱。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发兵反叛。六年（前174年），又发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

不久，文帝接到一封来自梁国太傅贾谊的上书。

贾谊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他学识渊博，才高八斗，更难得的是他对政治有着与其年龄不符的敏锐、成熟和睿智。他所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顾名思义，即为国家长治久安之策。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贾谊以杰出政治家的敏锐目光，透过歌舞升平的表象，看到国家潜藏的巨大隐患。

贾谊所说“可为痛哭者”指的就是诸侯王问题。贾谊形象地将汉朝比喻为患了“大肿”病的病人，小腿粗得跟腰一样，指头如大腿，如果不及时治理，必然危及生存。对此，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即广分诸侯王子弟，将诸侯国分割成若干个小国，削弱其国力。文帝虽深以为然，但同时认为坚持清静无为的国策更为重要，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贾谊像

清刊本《两汉策要》中的贾谊政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因梁王摔死，伤心过度，加之政治上不得志，抑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

与此同时，又一位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他就是官拜太子家令、人称“智囊”的晁错。

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晁错上书，建议削藩。当年，齐王刘则死，无子。文帝借此机会，于次年重封齐王、淮南王时，将齐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履践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策。

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山大墓的龙凤人物图

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驾崩，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王吴著也死于这一年，由于无后，封国被废。汉朝最后一个异姓诸侯国随之消亡。

景帝即位后重用晁错，两年中连升两级，任御史大夫。晁错是激进的改革派，提出许多改革措施。景帝三年（前154年），他再次建议削藩，上书洋洋三十章，矛头直指吴王刘濞。

汉画像石上的宴乐百戏场面

黑漆朱绘六博具，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

文帝时，吴王刘濞太子入朝，与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一起饮酒、博戏。吴太子与刘启争博道，刘启一怒之下，拿博局砸死吴太子。刘濞由此怨恨朝廷，称病不朝。文帝最初想治他的罪，但最终还是隐忍下来，并派人安抚他。

然而，文帝的宽大却被刘濞视为软弱，其行为更加骄横。

更令朝廷不安的是吴国强大的国力。吴国东面临海，可煮海盐牟利。境内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有铜山，刘濞派人铸铜钱，号称“吴钱遍天下”。因有这两项，吴国富埒天子。刘濞依仗其财力竭力笼络百姓，不收赋税，甚至出钱雇人替百姓服朝廷的劳役。这一切不能不令朝廷忧虑。

晁错强烈建议削藩。他认为吴王迟早会反，“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晁错的话令景帝十分震动。此时，恰巧楚王刘戊进京，晁错便列举他的罪状，建议处死他。景帝便以楚王、赵王、胶西王犯法为名，削减了三国封地。

削藩触动了诸侯王的根基。刘濞知道下一个轮到的就是自己，于是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准备起兵反叛。当朝廷削夺吴国封地的诏书一到，刘濞率先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蜀冈上）起兵，打出“诛晁错”的口号。六国纷纷响应，史称“七国之乱”。

景帝立即派太尉周亚夫等将领，分兵三路阻击叛军。

晁错为人刚直，作风硬朗，自任事以来得罪不少大臣。此时，被晁错奏免官职的袁盎趁机面见景帝，建议杀了晁错，下诏恢复诸侯王的原有封地，说这样七国就会罢兵。景帝惊恐之余，接受袁盎的建议，在晁错上朝时将其逮捕，直接押至长安东市，就地腰斩，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然而，当朝廷使者来到刘濞军中，令刘濞拜受皇帝诏书时，吴王刘濞仰面大笑：我现在已经是东帝，还需要拜谁！

至此，景帝放弃幻想，一心平叛。

七国叛军首先遇到景帝弟弟梁王刘武的坚决抵抗，攻城不下。太尉周亚夫趁机断其粮道，叛军转而进攻屯兵下邑（今安徽砀山东）的周亚夫军。周亚夫坚壁不出，待叛军断粮，人心涣散，大败其军。刘濞弃军逃走，仅有数千将士随从，楚王刘戊自杀。刘濞逃到东越，东越王杀了他，将他的首级送往长安。

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就被平定。

九年后，即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治国，将任用王国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降低官员级别，改丞相为相，减省吏员，以和中央相区别。诸侯王权力大大削弱，中央集权显著加强。

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景帝驾崩，十六岁的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此时中央与诸侯王的实力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央统辖的郡有四十个，而王国有二十五个。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封国的土地分给子弟为列侯。而按照汉制，列侯的封国隶属郡，地位与县相当。诏令一下，王国纷纷请分国封子弟。

这一政策不仅使王国的辖地自然缩小，国力大减，还落得个皆大欢喜。

河北满城出土中山王金缕玉衣,反映了诸侯王的奢靡生活。

元狩元年（前122年），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事情败露自杀。汉武帝下令尽捕其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据说有数万人。为此，武帝特意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汉代尚右，称“左官”显然是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

扰攘百余年的诸侯王问题，至此彻底解决。从此，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得参政，已与一般富豪无异。

《左官律》就是禁止中央王朝的士人随便去到诸侯王的地方做官，《附益法》就是禁止朝中的大臣和诸侯王之间结成朋党。二者实际上都是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措施。

由于秦帝国只存续了十五年，使得它所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模式带有浓厚的试验色彩，这种模式是否能够延续下来，在汉初仍是一个未知数，而当时异姓诸侯王势力的强大更加大了它的不确定性。如果汉初统治者不能很好地解决统一与分封的关系问题，对于后世的影响显然不可估量。然而，汉王朝毕竟是继秦之后的第二个统一帝国，无论是秦帝国治国的经验和教训，还是完备的官僚体制和统一的观念，都被作为丰富的遗产保留下来，对秦汉之际的人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初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以其智慧，花费百余年的时间，终于完美地解决了统一与分封的问题。终两汉四百余年，诸侯王问题再也没有成为困扰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

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分封制尽管还一直存在，但已无足轻重，郡县制已毋庸置疑地成为主流。它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推行与不断完善，为建立“上下相维，轻重相权”的行政体制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与分封制不同，作为中央集权制的重要支柱，郡县制对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潮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