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文景之治



汉画像石《农耕纺织图》

民以食为天，长久以来，评价一个王朝的好坏，米价是个重要标准。秦末战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石百十来钱涨至五千钱，出现人相食的惨状，饿殍遍地，满目疮痍。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公私仓廪俱丰足，米价最低达到每石数十钱。

后世史官评价这一时期——“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马王堆汉墓随葬《老子》帛书。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东郊四公里外浏阳河畔马王堆乡的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

在这个南北长二十米、东西宽十七米、深二十米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具时逾两千一百年、保存完好的女尸。

女尸出土时，皮肤仍呈淡黄色，富有弹性，部分关节仍能活动。注射防腐剂时，软组织随之鼓起，然后逐渐扩散，和新鲜尸体十分相似。

随葬的刻有“妾辛追”的印章，揭示了墓主人的名字。在其他随葬物上，印有“轪dài侯家丞”和“轪侯家”字样。根据《史记》等史料的记载，惠帝二年（前193年），长沙国丞相利苍被封为“轪侯”。随后发掘的二、三号墓进一步证实，这就是轪侯利苍的家族墓，一号墓的女尸是利苍夫人辛追，墓葬距今至少已有两千一百多年。

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三千多件珍贵文物，包括五百多件漆器，大量珍稀丝织品，覆盖在一号汉墓内棺上的两米长的T形帛画，以及彩俑、乐器、兵器、印章，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号墓一涂漆木匣中出土了二十八种帛书，计十二万余字。帛书内容丰富，包括六艺类，如《周易》；诸子类，如《老子》甲乙本（附佚书三篇）；兵书类，如《刑德》甲、乙、丙三种；术数类，如《五星占》；方术类，如《五十二病方》（附佚书四篇），等等。

这些书显然是墓主人生前所爱，反映了墓主人的信仰和生活习俗。随葬大量《周易》、阴阳五行、星占类书籍，表明墓主人崇信卜筮问卦。《五十二病方》和《导引图》等，则反映墓主人注重养生保健。

值得玩味的是墓中随葬的《老子》甲乙本。

《老子》，今本又称《道德经》，据说是道家开创者、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所撰，是道家的经典文献。马王堆《老子》甲乙本中，《道经》与《德经》的顺序与今本恰恰相反，《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为什么在诸子百家众多典籍中，墓主人会选择《老子》伴自己于地下？

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史籍记载了汉高祖刘邦这样一件事。

刘邦统一天下后，谋臣陆贾进言献策时，常常说《诗》怎么说、《书》怎么说。刘邦自幼不喜欢读书，更讨厌动辄引经据典的儒生。他大骂陆贾：“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陆贾回答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文武并用，是长久之术。秦任刑法不变，以致灭亡。假使秦并天下后，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刘邦面有惭色，命陆贾将秦亡汉兴以及历代国家成败原因著录成书。陆贾于是著《新语》十二篇。据说他每完成一篇，就上奏给刘邦，刘邦无不称善，左右山呼万岁。

《新语》中有一篇《无为》。陆贾总结秦亡的原因，说：“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意思是说，秦始皇并不是不想治理好天下，但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举措太多、用刑太过。他主张：“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故无为者乃有为也。”

陆贾的思想深受《老子》影响。《老子》的核心思想是“道”“德”，而达到道德最高境界的方法就是“无为”。《道经》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德经》中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闻（一说“间”）。吾是以知无为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道家到战国末期发展出一个流派，即“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老”思想与道家的区别在于，它吸收和掺杂了一些神仙家和法家的思想。

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

汉初，主张“无为而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并非陆贾一人。信奉“黄老”哲学，主张“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在当时已蔚然成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既是建立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也是迫于汉初严酷的社会现实。

秦末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物价飞涨，小米每石从平日的七八十钱涨至五千钱，许多地方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人口损失过半，特别是一些大都名城，人口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二三，到处是一片残破凋零景象。连刘邦这个皇帝都凑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有的将相只能乘坐牛车。

面对这样严峻的社会现实，汉初统治者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们充分意识到，现在不是享乐的时候，必须安抚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否则江山不保。

刘邦在位时期主要面临两大政治课题：一是异姓诸侯王问题；二是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经济问题。刘邦的精力主要放在第一个问题上，但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同样不敢掉以轻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高帝五年（前202年），刘邦登基后不久，便下令解散军队，让战士复员回乡，给予他们加赐爵位、优先授田、免除赋税徭役等优惠待遇。同时令那些在战乱中逃到山泽中的百姓各归本土，恢复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官吏不得歧视虐待。因饥荒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

两年后，刘邦下令对生孩子的妇女，给予免除两年赋税、徭役的优惠，鼓励生育。

次年，为了打击商人投机倒把，高帝继承秦的重农抑商政策，下令禁止商人穿丝绸衣服、携带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

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邦下诏宣称：减省赋税，禁止郡国随意征收献赋，明确规定中央每年只向每人征收六十三钱。

据史载，高帝在位期间，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多次大赦天下，并厉行节约，根据需要向百姓征收赋税。当时关东漕运至关中供给中央各官府的粮食，每年不过数十万石。而到汉武帝时，就增加到四五百万石，增长了近十倍。

高帝时，大臣都十分俭朴。贵为相国的萧何，置田宅必居贫瘠处，家中连院墙都不修治。他看到长安地区人多地少，便请示刘邦，开放皇家园林上林苑，让百姓进去种地。

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并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历朝历代开国的皇帝、王朝都要实行这种政策，说明它是符合规律的，必须要这样做，没有别的出路。

惠帝高后垂拱而治。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惠帝即位第二年，相国萧何去世，曹参接替相国之职。

人们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曹参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吩咐手下，一切都按萧相国时的规矩办，自己则无所事事，日夜和属下、朋友喝酒。他提拔的人都是些敦厚木讷、不善文辞的人，那些精明强干、有自己主张的官吏不升反降。大臣们看他整天不干事，都想劝他这样不行。结果到了相国府，就被曹参拉去喝酒，一醉方休，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

上行下效，相国如此，官吏可想而知。相舍后园紧挨着吏舍，能听到吏舍每天饮酒作乐，吟唱喧闹。曹参的手下实在看不下去，心生一计，一天特意邀请曹参游后园，希望曹参听到后能整顿一下。谁想到曹参一听，兴头大起，叫人立刻置备酒席，坐下来一边喝，一边与吏舍对歌相和。

曹参如此做，其实有深刻的思想根源。汉初，曹参被派到齐国任丞相。他曾遍召境内长老诸生，询问治国良方。当时胶西有一位修习黄老学说的盖公，给他宣讲“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思想，曹参深为折服，用这一思想治理齐国，果然取得良好效果，被人盛赞“贤相”。现在他当了中央王朝的相国，便把这一思想应用到王朝政治上。

但惠帝不理解曹参的用心，对他很不满。他叫来也在朝中做官的曹参的儿子曹窋，让他趁便问曹参：“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曹窋去问曹参，曹参大怒，叫手下打了曹窋二百大板，说：“天下事岂容你插嘴！”惠帝责备曹参，说是自己让问的。曹参问惠帝：“陛下觉得和高帝相比，谁圣武？”惠帝说：“朕岂敢望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臣与萧何谁贤？”惠帝说：“君好像不如萧何。”曹参于是道：“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袖手），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就可以了吗？”惠帝觉得很有道理。

虽然曹参只当了三年相国就去世了，但是萧何、曹参的做法却深得民心。史载：“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画一”之歌唱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

最典型的事例是惠帝时期兴建长安城墙。惠帝为了不给农民增加负担，城墙的建设花费了五年时间，只是在二年至五年的冬季正月农闲时间，征发附近十五万农民三十天，届时不管工程进度如何，都停工让农民回家。

惠帝在位仅七年就去世了。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她大肆清除刘姓诸侯王，公然违背刘邦誓约，封吕氏为王，几乎危及刘姓天下。但是她也清楚地认识到，凝聚人心、休养生息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在治国方针上，她依然坚定贯彻刘邦的“无为而治”政策。

惠帝、吕后时期采取的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有：惠帝即位当年就减轻田租，从十税一减至十五税一；在位期间，惠帝三次下诏减轻刑罚，废除秦始皇时所立“挟书律”，奖励孝悌力田，鼓励生育；吕后临朝时期，废除夷三族罪和妖言令，放宽对商贾的限制，两度实行货币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

司马迁评价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应当说司马迁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仅仅看其品德，还要看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吕后虽然心胸狭隘，心狠手辣，如她对戚夫人以及刘姓诸侯王的所为，但是这属于宫廷内部斗争，在当时并未波及、影响到王朝政治与社会。就执政而言，吕后事实上一直在积极贯彻刘邦制定的“无为而治”政策。

汉文帝母薄太后曾病三年，文帝侍奉不怠，衣不解带，汤药必先亲尝后奉母。图为清代四川绵竹年画《孝行图》，描绘的正是文帝亲奉汤药的情景。

吕后死后，文帝被从代王推为皇帝。文帝被周勃、陈平等大臣推为皇帝，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帝为人“仁孝宽厚”，二是文帝的母家薄氏诸人都谨慎善良。事实证明大臣的选择十分英明。

文帝之治。文帝即位第一年就办了几件深得民心的事：第一件，下诏废除“收孥相坐律令”，即不再对犯罪者亲属实行连坐，将他们没官为奴。第二件，颁布养老令，对年八十以上的人，发放米、肉、酒、帛、絮等实物，进行慰问。第三件，下令郡国，不让他们上贡朝廷。

这还仅仅是开始。文帝二年（前178年）废除“诽谤妖言”“祝诅上”（即诅咒皇帝）罪，给予一定的言论自由。次年，任命执法公正、体恤民情的张释之为廷尉。张释之执法奉行疑罪从轻的原则，因此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据称文帝时“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又在刑法方面做出一项重大改革。

这年五月的一天，文帝看到一份上书，不禁感慨万分。

石印画《缇萦》

上书的是个女孩，名叫缇萦。她的父亲淳于公是齐国的太仓令，因犯法，被判肉刑。淳于公没有儿子，只生了五个女儿，他被抓时，气急败坏地骂女儿：“生女不生男，一点儿用也没有！”小女儿缇萦心如刀绞，父亲押解到京，她一路跟来。她上书替父亲鸣不平：“死者不可复生，人被处肉刑就不能恢复原样，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妾愿意没官为婢，赎父亲的罪。”

缇萦至孝至勇的行为深深触动了文帝。他于是下令百官讨论，废除黥（脸上刺字）、劓（割鼻）、斩趾等肉刑，以笞刑、服苦役等替代，并将无期刑改为有期刑。

肉刑由来已久，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西周时五刑，即有墨、劓、宫、刖、杀罪各五百。商鞅变法时又增加凿颠（开凿头颅）、抽胁（抽去其肋骨致死）、镬亨（用鼎镬煮杀人）之刑。而且，在文帝改革前，人一旦被判刑，便终身为徒隶，不能恢复自由身份。虽然后代不同程度地恢复了一些肉刑，但和文帝以前仍有质的区别，因此应当说，文帝十三年废除肉刑，将无期刑改为有期刑，在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上是一大进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汉文帝的统治宽厚不仅仅表现在刑法上，他还非常爱惜民力，实行轻徭薄赋。即位第一年，颁布了养老令，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米、肉、帛等物品，让地方官按时慰问。同时下令郡国不要搜罗奇珍异宝上贡朝廷。文帝二年（前178年）、十二年（前168年），曾两次下诏免除百姓一半田租，将十五税一的税率降至三十税一。十三年（前167年），更下令免除全部田租。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每人每年四十钱。遇到灾荒年月，文帝还出台临时政策抚恤百姓。他还大力减少徭役，将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服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

汉文帝时期，同姓诸侯王坐大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汉王朝的心腹大患。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削藩”，请求文帝削夺诸侯王的国土，以削弱他们的力量。文帝为了政权的稳定，基本没有采用贾谊的建议。虽然这种姑息最终酿成了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但在当时，削藩显然还为时过早。

贾谊是洛阳才子，曾经给汉文帝出过很多的主意，《治安策》就是其中之一。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主张，但是也不是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的合理成分，他把淮南国和齐国都进行了拆封。当时，他没有进行削藩，主要是当时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文景时期，据有的学者统计，全国人口大概一千三百多万，诸侯王控制的人口大概有八百多万，在这样一种实力对比之下，让汉文帝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进行削藩，对汉文帝来说是不现实的。

文帝始终都把稳定放在第一位，内政如此，外交也是一样。匈奴屡屡撕毁和约，入侵边境。文帝怕刀兵再起，百姓遭受战争之苦，下令严守边塞，不发兵追击。

地处南方的南越国在刘邦时期，向汉朝称臣。吕后当政时，下令禁止卖铁器给南越，向南越出售牛马也只能卖公的，不能卖母的。南越王赵佗大怒，干脆自称武帝，与汉朝抗衡。吕后发兵征讨，未能成功。文帝即位后，写了一封客气的亲笔信，派陆贾带着出使南越，表明汉朝和南越和平相处的诚意。这是一次重要的行程，陆贾作为汉朝和南越友好关系的使者，千里迢迢从汉来到南越，把文帝的信交给赵佗。赵佗看信之后，又感动又惭愧，马上去掉帝号，上书称臣。

汉文帝是个宽厚的皇帝，但也是颇有手腕的政治家，他所有措施都旨在巩固政权。文帝刚从代国进京登基，入未央宫，就拜亲信宋昌为卫将军，掌管南北两军，把军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又大封拥立自己的朝中功臣，展示自己的谦逊态度，使功臣集团安心。看时机合适，又让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趁机罢免绛侯周勃的相位，以抑制功臣集团的势力，并先后平定了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

印有“长乐宫器”的南越式陶鼎

汉文帝像一个勤快精巧的工匠，兢兢业业地编织着大汉盛世这件前所未有的素纱襌衣。他宽厚仁爱，深刻认识到农业为天下之本，衣食足，才能够百姓安。他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亲为表率，十三年（前167年），下诏恢复古代帝王亲耕藉田、皇后亲桑的礼仪。百姓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努力耕作，日渐富庶，和汉文帝一起为这件素纱襌衣织上最美丽的图案。

马王堆汉墓出土素纱襌衣。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国宝级的文物，漆案、漆盘、丝绸和私家小型乐队陶俑等，每一件都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件重量只有四十九克的素纱襌衣，却让其余的宝物都黯然失色，被视作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用纱料制成，“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巧夺天工，至今都是世界上最轻的衣服，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也难以超越。素纱襌衣虽已重见天日，但它的制作方法却和编织它的能工巧匠一起湮没，无迹可寻。

举世绝伦的素纱襌衣虽然是文帝时期巧匠的杰作，但是汉文帝自己却一直穿着黑色粗丝做的衣服。他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为了节省布料也不穿贵族妇女流行的曳地裙服。宫中所使用的帷帐都很朴素。文帝一心想成为天下人的表率。汉文帝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都非常少见，他在位二十多年，宫室苑囿没有新建，衣服车马也是久不更新。他曾经想造一座露台，得知大概要花百金（约一百万钱），说：“百金，相当于中产之家十户的家产，我侥幸奉先帝的宫室，常常担心辱没了先帝，还建造什么露台。”于是中止了计划。

事实上，文帝刚即位时也耽于射猎宴乐，史称“一日再三出”。当时一个列侯的侍卫，名叫贾山，上书劝谏他，说“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皇上这样做，会“绝天下之望”。文帝善于纳谏，立刻减少了游猎的次数，可谓从善如流。

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驾崩。为了纠正当时的厚葬之风，他临终前遗诏薄葬：“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令吏民出临三天后就可以脱掉丧服，不禁止百姓婚嫁、祭祀、饮酒、吃肉，不要用布衣车和兵器送葬，夫人以下嫔妃均遣出宫归家。史载：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汉文帝霸陵

文帝霸陵坐落在今陕西西安东郊凤凰嘴。它依山起陵，墓葬开凿于山崖中，没有封土。从历年出土的文物看，也确如史载，只有瓦器，还没有发现金银等珍宝器物。这样简朴的陵墓在两汉甚至两千年帝陵中绝无仅有。

宋代史学大家司马光评价文帝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文帝被后世视为仁君德政的典范。

景帝之治。景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政策。景帝即位当年，就免除一半田租，实行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为后代所继承。第二年，又下令将男子服正役的年龄从十七岁提高到二十岁。在年成不好的时候，还下诏不接受郡国贡献，降低皇宫饮食标准。

长信宫灯

在减轻刑罚方面，景帝主要做了几件事：

第一，对官吏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进行调整，力求公平。

第二，废除残酷的车裂刑——磔，改为绞刑的弃市刑。

第三，强调疑罪从轻的原则。他在中元五年（前145年）下诏，痛斥不法官吏徇私枉法，结党营私，以执法“苛刻”为察明，致使无罪者蒙冤，有罪者横行。命令自此以后，凡有疑问的案件，都要上报，进行合议。后元年间再次下诏明确，疑案先交给主管部门合议，如果主管部门仍不能定案的，移送至最高司法机构——廷尉进行终审，强调“治狱者务先宽”。

景帝最著名的刑法改革是“减笞法，定棰令”。文帝废除了肉刑，改以笞刑，虽然是一大进步，但是量刑却过重。例如本来应判斩右趾的现在改为死刑，斩左趾的改为打五百大板，行劓刑的改为打三百大板。这么多板子打下去，一般人都承受不了，以至于死。因此被称作“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景帝深感于此，两次下诏减笞法，最终将笞五百减为二百，三百减为一百。又制定棰令，规定棰必须是竹制的，长五尺，宽的一头厚一寸，窄的一头厚半寸，并且把竹节全部削平。板子只能打在屁股上，中途不得更换打手。这样挨过板子的人基本都可以活下来。

景帝除了在减轻刑罚和轻徭薄赋上下功夫外，还在整顿吏治方面大做文章。景帝后元年间，因年成不好，出现饥荒。景帝深为痛心，他下诏质问百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不是官吏贿赂为市，鱼肉侵夺百姓造成的？他敦促各郡国长吏，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若有违法乱纪者，丞相要上报，予以惩治。并命将此诏书布告天下，使天下百姓都明白他的心意。

为了让农民安于生产，他下诏对官吏征发百姓采挖黄金珠玉者，以贪赃盗窃罪论处。

汉初规定，家资达到十万钱即中产之家才可以做官。为了广泛招揽人才，景帝将十万钱的标准降至四万，放宽门槛，让家境贫寒的廉洁之士也能够进入官僚阶层。

从个人品行上来说，历代对文帝的评价比对景帝要高。文帝是表里如一的，他确实是实行仁政，是一位仁厚之君，这是历代都没有争议的。景帝在仁厚之外也有刻薄寡恩的一面，例如为了平息七国之乱，不惜把忠心耿耿的重要谋臣晁错杀了。这是他们两人最大的不同。文帝和景帝一致的地方，就是他们都重视国计民生。

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四十八岁的景帝病逝。

至此，汉王朝建立已六十一年，汉初残破、萧条景象一扫而光。史载：如果没有遇到水旱灾害，百姓都人给家足。城乡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储藏了大量财物。国库的钱，数以亿计，因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数都没法数。太仓堆满了新旧粮食，有的因没地方存放，只好放在外面，以致腐烂不可食。街巷中随处可见到马，阡陌之间更是成群遍野。地位卑贱的看门人都吃上了小米和肉，官吏因无事可做，就忙着生养孩子。人人自爱而怕犯法，都以行义为先。

这样一片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乐的景象，是在汉初统治者制定的“与民休息”“黄老无为”政策下取得的。特别是文、景时期一系列惠民措施，更博得后世的一致称颂。据统计，文景时期共颁布了八次大赦令。东汉著名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在《景帝纪》后赞道：“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将文帝、景帝时期的统治与周代的成康时代相媲美，誉为“文景之治”。文帝、景帝的谥号便由此而来。古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

汉景帝阳陵出土的人物俑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盛世，然而繁荣景象背后，也掩藏着重重危机。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确是一扫秦末的残破凋敝，出现了欣欣向荣、百业俱兴的盛景。然而诸侯王和匈奴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被消除，特别是北方匈奴，一直是汉王朝梦魇般的劲敌。从汉高祖刘邦时代开始，就不断受到来自北方的骚扰和挑衅。新兴的汉朝无力与匈奴大规模长期征战，只有采取和亲与安抚。然而，怀柔只可以换取短暂的和平与宁静，却无法保证长治久安。

时代呼唤变革。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随着新皇帝的即位，徐徐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