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汉武帝



汉武帝像

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去世，十五岁的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在位长达五十四年，占西汉王朝统治时间的四分之一，开创了中国帝制时代第一个恢宏盛世。

初试锋芒。武帝母亲即景帝王皇后的身世颇为传奇。王皇后的母亲臧儿是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中最早反叛的燕王臧荼的孙女。臧儿有两个女儿，长女即皇后王娡。臧儿先将王娡嫁给一个姓金的人家，生了一个女儿。后来臧儿听算命的说，女儿将来一定会大贵，便后悔将女儿嫁给家世平庸的金家，提出离婚。金家一气之下，将王娡送进太子宫，没承想这倒真的成全了算命先生的话。王娡进宫后，得到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的宠幸，接连生下三女一男。男孩就是汉武帝刘彻。

即位伊始，这位少年君主便显现出超常的才略和胆气。建元元年（前140年）岁首十月，武帝下了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书，令各地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他要将天下贤才尽数招揽到朝廷，辅佐他建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帝鉴图说·汉武好儒》

丞相卫绾上奏，请求罢免修习法家、纵横家学说的贤良，认为这些学说会扰乱国政。这一建议马上得到武帝的许可。

汉初一直奉行黄老“无为”政策，对百家思想持自由开放的态度。此次武帝同意卫绾的请求，罢免法家、纵横家贤良显然不同寻常，意味着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将要发生重大转变。

六月，卫绾因病免相。武帝趁机对大臣做了一次大调整，任命祖母窦太皇太后的侄子窦婴为丞相，舅舅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窦婴、田蚡的外戚身份固然惹眼，但四人均崇尚儒学才是这次调整的关键。

果然，不久他们便将儒家主张的建明堂、行巡狩、改正朔服色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

事情尚在酝酿之中，便遇到强大阻力。阻力来自窦太后。

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很少干预政事，但唯有对尊崇儒术这件事十分反感。史称窦太后“好黄老言，不说（悦）儒术”。武帝和大臣要尊崇儒术，贬黜百家，自然担心窦太后会反对。于是赵绾建议，索性不向窦太后所在的东宫奏事。窦太后闻知大怒。

武帝不敢公然违抗祖母的意愿，于是罢免窦婴、田蚡，并将赵绾、王臧下狱，二人被迫自杀。但这只是表面的妥协。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宣布设立五经博士，儒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但对武帝来说，更为迫切的是解决北方边患问题。建元三年（前138年），武帝向全国征募愿意出使西域者。此举其实剑指匈奴。

建元六年（前135年），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窦太后寿终正寝，至此，汉武帝长达六年的政治“禁锢期”宣告终结，属于刘彻的时代终于到来。

阴山山脉

内蒙古阿拉善盟匈奴岩画。在古代，阴山南北是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他们逐水草而居，猎牧于山林草原，从发现的岩画中可以看到匈奴人的生活状况。

匈奴王像

剑指匈奴。战国中期，匈奴崛起。他们不断蚕食、征服周边弱小民族，并南下侵扰中原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派蒙恬率军北击匈奴，夺取河套地区，迫使匈奴北迁。但秦末战争爆发后，匈奴趁中国内乱，又南下夺回河套。

秦汉之际，匈奴头曼单于太子冒顿杀死他的父亲，夺取单于之位。这是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他东灭东胡，西击大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很快便控制了整个蒙古草原，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

汉初，匈奴不断侵犯汉朝边境，进行掳掠。高帝七年（前200年），匈奴南下攻打汉分封的诸侯国韩，韩王信不敌而投降。匈奴直抵晋阳。汉高祖刘邦率三十万大军前往阻击，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陷入匈奴包围圈，被困七天七夜，险些被俘。高祖通过贿赂单于阏氏（夫人），才得以逃脱。此役对汉朝来说是一次重大挫败，百姓编歌谣：“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单于天降瓦当，内蒙古包头市出土。

单于和亲瓦当，内蒙古包头市出土。

平城之战令高祖意识到，当时尚不具备用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国力，于是采纳谋臣刘敬的建议，与匈奴缔结“和亲”。和亲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点：第一，汉将一位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第二，汉每年送给匈奴大量丝绸、酒、食物等礼物；第三，汉与匈奴结为兄弟之国；第四，双方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高祖死后，惠、吕、文、景四朝均选送公主，与匈奴续订和亲之约，赠送的礼物数量逐年增加。

“和亲”虽然缓解了汉匈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匈奴一旦遭遇灾荒，就撕毁合约，南下掳掠。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十四万骑兵甚至深入到距长安仅七百里的地方。

更让汉朝君臣感到耻辱的是，高祖死后，冒顿单于送了一封国书给吕后，说：“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大怒，要斩使者，发兵攻打匈奴。当时群臣情绪激昂，但几位头脑清醒的大臣，理性分析形势，认为出兵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吕后知道他们说得有理，只得婉辞回书，重修和亲之约。

匈奴无疑是汉的心腹之患。文帝时，贾谊曾上书，发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的慨叹。其所谓“可为流涕者”指的就是匈奴边患。他痛心道：“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

文帝时曾有意抗击匈奴。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入侵河套地区，文帝调集八万骑兵，前往高奴，准备阻击。匈奴闻风撤走。文帝亲临甘泉，阅兵视察。恰在此时，国内发生诸侯王反叛事件，文帝遂罢兵回朝。次年，匈奴求和亲，文帝召开朝议，让大臣讨论是继续和亲还是出击。结果大臣都认为应当和亲，致使文帝放弃北击匈奴的想法。

壮怀激烈的武帝，决心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然而，对于汉是否具备独自对抗匈奴的能力，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他需要一个同盟者。他听说，匈奴大败月氏后，月氏人西迁至西域一带。冒顿单于用月氏王的头骨做饮器，月氏人对匈奴恨之入骨。武帝于是决定派人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

秦汉时将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称作西域。这里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国家。他们生活在沙漠的绿洲上，或以游牧为业，或以农耕为主，或兼营农牧业。对于汉朝人来说，西域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一个叫张骞的郎官响应招募。武帝于是派这位年轻的冒险家，率领一百多位应征者，携带大量丝绸、食物，从长安出发了。由于路途遥远，途中又要经过匈奴之地，谁也无法预想张骞一行会遭遇怎样的命运。

建元六年（前135年）年底，匈奴派使者前来求和亲。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臣一如既往地分为主战、主和两派，最终主和派占了上风。虽然武帝听从了多数大臣的意见，但显然这并非他的本意。

两年后（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州）豪族聂壹通过大臣王恢上言，建议诱歼匈奴。这一次，武帝坚定地站在了主战派一边。

汉朝调集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山谷。聂壹诱匈奴十万骑前往马邑，距马邑百余里时，单于看到牛羊遍野，却无人放牧，不禁心中生疑。他抓获一个汉军吏，从他口中得知武帝的计划，立即杀死聂壹，掉头撤退。

汉匈从此断绝和亲，汉匈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马邑之谋”是汉朝第一次有计划地试图与匈奴人展开军事上的角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它的标志性意义很大，实际上“马邑之谋”拉开了汉匈战争的大幕。

元光六年（前129年），匈奴入侵上谷郡。武帝令汉军分四路出击，每路一万骑，围剿匈奴。汉匈战争正式开始。

四路军中有两路战败，一路未与匈奴遭遇，只有将军卫青率领的一路直捣匈奴单于府——龙城，歼灭七百人。这个小小的胜利，给朝野上下极大的鼓舞。

卫青是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同母异父弟弟。卫子夫曾是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女，卫青是公主家的家奴，出身卑贱。武帝到姐姐家玩时看上卫子夫，平阳公主便将她送进宫。她很快便给武帝生了个儿子，当时武帝已经二十九岁，第一次有儿子，因此对卫子夫十分宠爱。卫青也长得一表人才，善骑射，善结交，武帝认为他有将帅之才，对他格外器重，不断提拔他。起初，大臣对此颇有微词，但经此一役，都佩服武帝知人善任。

此后，汉军连年与匈奴交战，不断取得胜利。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率兵击败楼烦、白羊王，收复河套地区，汉在这里设朔方（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治今内蒙古五原）。

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率三万骑大败匈奴右贤王，斩首一万五千余人，右贤王仅率数百人逃脱。

西汉马踏匈奴石雕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今甘肃临洮），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大黄山）一千余里，大败匈奴，杀两王，俘浑邪王子，歼灭八九千人。

当年夏，霍去病越过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河上游），至祁连山（今甘肃酒泉南方），歼灭三万余人，俘两千五百人。

这两次战役给匈奴右翼以致命打击，造成匈奴内讧。这年秋天，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降汉。汉在河西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十八岁进宫，任侍中。他和卫青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杰出军事人才，善骑射，骁勇善战。他跟随卫青出击匈奴后，很快便脱颖而出。经过这两次战役，他的地位逐渐跃居卫青之上。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分两路出击匈奴。卫青部出塞千余里，穿越漠北，重创单于部，单于仅率数百骑逃走，汉军追至窴颜山赵信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歼敌一万九千人。霍去病部出塞两千余里，大败左贤王部，斩首七万余人，封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临瀚海（今贝加尔湖）而还。

匈奴从此一蹶不振，他们编歌谣唱道：“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其主力向西北远徙，出现“幕南无王庭”的局面。

汉向新建立的西北、北方边郡移民，修筑长城、烽燧，派兵数十万屯田戍守。

茂陵石雕之伏虎，霍去病墓前。

两年后（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因病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四岁。武帝十分悲痛，将其安葬在自己的寿陵——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将坟冢建成祁连山的样子，以此纪念他北伐匈奴的伟大功绩。

南方的战事。武帝开疆拓土，扩大版图，并不限于蒙古草原。秦末战争爆发后，越人相继脱离秦王朝的控制，南海郡尉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楚汉战争期间，闽越和东瓯首领曾帮助汉军攻打楚军。汉建立后，刘邦分别封他们为闽越王和东瓯王。后又派使者出使南越，令赵佗臣属。但三个封国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向汉告急。汉水军从会稽（今江苏东部及浙江西部）出发，前往相救。闽越闻风撤走，东瓯请求举国内迁。武帝将他们安置在长江与淮河之间。这些越人逐渐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今天汉民族的一部分。

建元六年（前135年），好战的闽越王将兵戈指向南越，南越向汉求救。汉大举发兵，分两路进击闽越。大军尚未翻越五岭，闽越人十分震恐，杀其王，向汉谢罪，汉罢兵。

武帝向闽越发兵的同时，派番阳（今江西鄱阳）县令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到南越都城番禺（今广州）后，南越人拿蜀的蒟蒻酱招待他。他很奇怪，蜀与番禺相隔千山万水，蜀的东西怎么到番禺的？他多方打听后了解到，番禺城西北的牂牁江可连通蜀，夜郎（今贵州西北部及云南、四川两省部分地区）是连通南越与蜀贸易的中转站。唐蒙因此建议武帝，可沿牂牁江出兵南越。这激发了武帝经营西南的兴趣。

人操蛇屏风铜托座，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以唐蒙为使者前往西南，夜郎及周边部族纷纷表示愿意归汉，汉在此设立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汉开始修建南夷道，自僰道（今四川宜宾境内）通往牂牁江。

东北战事与财政困局。在辰韩的北面，高丽、沃沮的南面，是称作东夷的濊貊。元朔元年（前128年），濊貊首领率众二十八万人归汉，汉在此设苍海郡。

云南省晋宁出土的西汉文物铜孔雀

汉武帝自建元三年（前138年）出兵救东瓯以来，战事不断扩大。特别是元光六年（前129年），汉匈战争全面爆发后，几乎连年征发十余万将士，军需供应花费巨大。西南方面，仅平定反叛的费用即以巨万计。东北方面，苍海郡设立仅两年，“人徒之费，拟于南夷”。汉初六十余年休养生息积攒下来的财富，在十余年间消耗殆尽，朝廷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捉襟见肘的财政，令武帝不得不放慢开疆拓土的步伐。元朔三年（前126年），他被迫撤销建立两年的苍海郡，停止西南方面的经营，专心对付北方的匈奴。

张骞凿空西域。这一年，十三年前奉命出使西域的张骞回到长安。原来，张骞西行途中被匈奴人抓获，十年后伺机逃脱。他辗转到达已迁居妫水流域的大月氏。大月氏已在此安居乐业，无意东归。张骞无奈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当年随他出使的一百多人，回到长安时，只剩下他和一个贴身奴仆。

张骞此行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自此打通了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中国开始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接触，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故被誉为“凿空”。

张骞把他出使西域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讲给武帝听，说汉朝正西方一万里处有大宛国，出产骏马——汗血马。大宛西南有大夏国，他在大夏曾见到邛的竹杖、蜀布，是大夏东南的身毒商人贩来的。他由此推想，身毒离蜀应不远。

受交通手段的限制，当时世界上各个文明彼此隔绝。武帝第一次听到汉以外还有如此广阔的世界，不禁十分向往。他命张骞等分四路出使身毒，北路行至氐、莋，南路行至嶲、昆明，受到当地部族的阻截。滇王没有听说过汉，问汉使者：“汉孰与我大？”此次受阻，让武帝下决心重新经营西南。

财政改革。要经营西南，首先必须解决经费问题。元狩三年（前120年）的大移民更加剧了财政的紧张。

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在濮阳瓠子（今河南濮阳）发生大决口，流入巨野泽，与淮河、泗水连成一片，泛滥十六郡。武帝当即征发十万士卒进行堵塞，但很快又被冲垮。此后，武帝听信大臣和望气家的话，不予堵塞，放任自流,以致灾区连年饥荒，百姓生活没有着落。元狩三年（前120年），武帝决定将灾民七十二万五千口迁往西北边郡，一方面解决灾民的生活困难，一方面充实西北边郡。此举花费数以亿计。

面对这样的财政困境，武帝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才可能使他渡过难关。

武帝最先改革货币，但不成功，盗铸猖獗。在此情况下，武帝一反常规，开始选用商人。

秦商鞅以来就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当时有“七科谪”，即七类贱民，其中商人以及父母、祖父母为商人者，就占了四类。国家对他们实行歧视性政策。汉建立后，继续奉行重农抑商政策，高祖时曾下令，不允许商人穿丝质衣服、乘车骑马，并加倍征收他们的人头税。惠帝以后虽然放宽限制，但仍不许商贾做官。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任命齐地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南阳的大铁商孔仅为财政大臣大农令的副手——大农丞，专管国家命脉产业——盐铁事宜。洛阳贾人之子侍中桑弘羊，因精于计算，更得武帝赏识。在他们的筹划下，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陆续出台。

首先，实行盐铁国营，在各地设盐官、铁官，掌管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天汉三年（前98年），武帝又将酒的酿造和贩卖收归国营，称作“榷酤”。

元狩五年（前118年），废除半两钱，发行五铢钱，币重与名称相符。元鼎四年（前113年），下令取消郡国铸币权，货币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造，第一次将铸币权控制在中央手中。货币自此稳定下来，五铢钱长期使用，一直到隋时。

元狩五年末，开征车船税和缗钱税，称作“算车船”“算缗钱”。“算”为征税的单位，缗指串铜钱的绳子。规定，工商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均须按经营成本申报纳税，违反者罚戍边一岁，没收财产。同时，重申不允许商人占有土地的政策。

为了防止商人隐匿财产，元鼎三年（前114年）武帝下告缗令，令检举揭发者可得被告者一半财产。告缗波及全国，商贾中家以上大多被告，短短几年内，政府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下令在各地设均输官，将中央充裕的物资，从出产地直接运往所需地区，减少运输费用。同时颁行平准法，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贱买贵卖，一方面可增加国家收入，一方面可平抑物价。

此后，桑弘羊又建议允许百姓用捐粮换取做官吏、赎罪和免除徭役的资格。此令一出，一年之中，国库就堆满了粮食。

武帝财政改革的实质就是将以往的自由经济改为由国家控制经济的运作。由于改革主要针对商贾、富人群体，因此，虽然改革的力度很大，但并没有给百姓增加多少负担，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实现武帝的伟大功业至关重要。国家为了防止官吏随意向百姓赋敛，还特意制定了“擅赋法”。汉兵出征，沿途郡县只需提供粮草。

迅速充盈的国库，为汉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元鼎二年（前115年）至元封六年（前105年）十年间，汉在开疆拓土和外交方面均取得了辉煌成绩。

元鼎五年（前112年），汉出兵南越，平定王相吕嘉反叛，设立儋耳（治今海南儋县西北）、珠崖（治今海南海口东南）、南海（治今广东广州）、苍梧（治今广西梧州）、郁林（治今广西桂平西）、合浦（治今广西合浦）、交阯（治今越南河内西北）、九真（治今越南清化西北）、日南（治今越南广治西北）九郡。

次年，汉平定西南且兰（今贵州黄平西）等族反叛，设牂柯（治今贵州福泉）、越雋（治今四川西昌东南）、沈黎（治今四川汉源东北）、汶山（治今四川茂汶）、武都（治今甘肃西和）五郡。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出兵征服滇国，设立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赐滇王王印。

至此，五岭以南及西南地区几乎全部并入汉的版图。

经营朝鲜与西域。秦汉之际，燕人卫满在朝鲜半岛称王，以王险（今朝鲜平壤）为都城。惠帝时，卫满与汉约定，为汉外臣保塞。卫满逐渐征服真番、临屯，疆域达数千里。传王位至孙子右渠时，拒绝入朝，并大量引诱汉朝逃亡的人。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发兵从海陆两路攻入朝鲜。次年，朝鲜大臣杀右渠降汉，汉设立真番（治今朝鲜黄海南道信川郡）、临屯（治今江原南道江陵）、乐浪（治今朝鲜平壤南）、玄菟（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四郡。

经过二十余年经营，武帝时代的中国疆域，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及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较秦时扩大近一倍。

汉在少数部族聚居区实行郡县和部族首领双重统治，尊重当地习俗，并给予不收赋税的优惠。

汉在西域及中西交通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进展。

匈奴在元狩四年（前119年）遭遇大败后，逐渐向西北迁徙，西域成为汉匈争夺的焦点。元鼎二年（前115年），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欲结和亲，共击匈奴。此行虽没有达到目的，但张骞派出的副使到达大宛（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位于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大夏（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等国，与这些国家建立了联系。

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派兵征服北道的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姑师（后称车师，今新疆吐鲁番），控制了西域门户。

元封六年（前105年），武帝将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结和亲，进一步巩固了汉对西域的控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由于当时的贸易主要以丝绸为主，因此这条道路被誉为“丝绸之路”。

元封元年（前110年）岁首十月，武帝第一次领兵北巡。十八万骑兵分十二部，浩浩荡荡，从云阳出发，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他派使者向单于宣战：“南越王头已县（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

单于大怒，立斩接待使者的官吏，扣押汉使者，但却不敢应战。

封禅之旅。汉武帝这次北巡有着特殊的意义，系为即将举行的封禅大典做准备。封禅，是战国以来帝王的最高理想，只有开启盛世的圣德帝王才有资格行封禅礼。武帝显然认为自己已经具备这样的资格。

元封元年（前110年）正月，武帝开始了封禅之旅。四月，在泰山东举行了封泰山大典。礼毕，武帝携霍去病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两人登上泰山山顶。在泰山东北的肃然山举行禅礼后，武帝在奉高（今山东泰安东）西南四里处的明堂大会群臣。群臣向武帝祝寿，歌颂他的功德。武帝宣布，以此年为元封元年。

接下来的数年，相对以往的峥嵘岁月，稍显平淡。

元封二年（前109年），数万士卒堵塞了黄河决口，为害二十余年的水患终于得到治理。

元封五年（前106年），卫青病逝，武帝将他葬在茂陵的东面，与霍去病墓相望。

这一年，武帝进行了一项重大制度改革，即在郡国之上设立州，将京畿以外的郡国分为十三州。州设刺史，主要职责是监察郡国守、相等二千石官员和强宗豪右。州刺史初设时级别不高，秩六百石，仅相当于一个大县县令，远低于所监察郡国长官，但后来其权力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

太初元年（前104年），在太史令司马迁等人建议下，武帝改正朔，颁行新历——“太初历”，行用夏正，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字用五。至此，武帝稽古礼文的文治工作基本告成。

巫蛊之祸。平静的社会表象下，其实早已暗流涌动，并最终在武帝晚年以惊人之势爆发。

太初、天汉年间，关东地区不时传来农民暴动的消息。他们多者聚集数千人，少者数百人，攻城邑，夺库兵，劫死囚，杀官吏。泰山、琅邪郡尤为严重，道路不通。

武帝好大喜功，自即位以来就不断用兵四边。他喜欢铺张排场，连年出巡，举行各种祭祀典礼。生活奢靡，在位期间修建了大量宫殿苑囿。太初元年建造的建章宫，规模宏伟，史称有“千门万户”。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迷信方士，炼丹求仙。这些都花费巨大，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一位大臣曾当面批评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切中武帝要害。武帝虽然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但治政却并非纯用儒术，而是广泛吸纳法家思想和手段，外儒内法。史称“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他任用的郡国二千石官大多是执法严厉的酷吏。赋役沉重，统治残酷，是造成武帝后期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武帝派兵镇压农民暴动，花费数年，才大致平定。但仍有很多反叛的农民逃到山泽，重新聚集。于是武帝制定“沉命法”，规定地方官若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叛乱，要被处以死刑。地方官害怕被杀，索性欺瞒不报。结果社会愈来愈动荡不安。

更令武帝始料不及的是，更大的灾祸居然起于萧墙之内。

征和二年（前91年），有人告发丞相公孙贺父子行巫蛊，牵连两位公主和许多贵戚大臣。

巫蛊是当时盛行的巫术，即将木偶作为仇敌的化身，埋在土中，对其进行诅咒，认为这样就可让仇敌死。武帝迷信神仙鬼神，所以当时京城里充斥着方士女巫，都希望借此换取荣华富贵。这些女巫往来宫中，教那些不得宠的妃子行巫蛊。公孙贺案发，牵出宫中行巫蛊事。武帝原本怕死，一听大怒，杀死宫人及大臣数百人。即便如此，武帝心中仍十分不安，担心巫蛊应验。一天他睡觉时，梦到数千个木偶拿着棍子追打他，他被吓醒，自此就病倒了。

颇受武帝宠幸的水衡都尉江充，曾得罪过太子刘据。他看到武帝年老多病，担心太子即位后对自己不利，于是对武帝说，武帝的病是因为巫蛊。武帝便命江充为绣衣使者，治巫蛊案，获罪而死者达数万人。江充告太子行巫蛊。太子求见武帝不得，无以自明，被迫发兵，矫诏杀死江充。

武帝命丞相刘屈氂率部与太子大战于长安城中，喋血死伤者数万人。结果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匈奴经过十余年的休养，逐渐恢复元气，自元封末年起，边塞烽烟再起。征和二年（前91年），匈奴再次侵边。次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等分三路出击匈奴。李广利是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颇受武帝信任。李广利纵兵深入，至燕然山时，被单于五万骑兵包围，李广利寡不敌众，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族灭李广利家。

接连发生的事件令年迈的武帝备受打击。巫蛊案经调查后发现，多属不实。武帝意识到太子很可能是因为恐惧举兵，并无反叛之心，心中不免伤痛。此时，恰好一个叫田千秋的郎官上书，替太子诉冤。武帝立即将他从三百石的郎官提拔为中二千石的大鸿胪，并族灭江充等构陷太子的官吏。

轮台罪己诏。武帝意识到，政策的转变已经等不到下一代了，必须提前改弦更张。

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等大臣提出，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开屯田，设亭障，以巩固汉在西域的地位。武帝借此之机颁布了轮台诏，批评屯田是“扰劳天下”，他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的执政策略：“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同时提出国家政策的全面转变：“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即政治上从严刑峻法转向宽松温和，经济上从垄断财利转向发展农业，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对待百姓从重赋繁役转向轻徭薄赋。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罪己诏的形式来自我批判的皇帝。有了错误能主动承认，而且能积极改正，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因为当时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连年战争使国库空虚，这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强烈的不满，很多批判的声音随之而起，这让汉武帝不得不进行反思。

针对武帝即位以来热衷求仙的举动，田千秋上奏：“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由于这些年来求仙一无所获，武帝此时也省悟：“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只是可以少些病罢了。”于是欣然同意田千秋的提议。由于田千秋两次上奏均吻合武帝心意，于是拜为丞相，封富民侯，寓意为“思富养民”，宣明武帝休养生息的决心。

武帝的这一举措扭转了汉帝国“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厄运。

武帝一直非常清楚汉建立以后的政局变化和自己的使命，他曾说：“汉家庶事草创，加之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因此，到了晚年，他可以改弦更张，与民休息。这也正是他超越秦始皇的地方。

后元二年（前87年），七十岁的武帝病逝，临终前，立八岁的少子弗陵为太子，即汉昭帝，命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辅政。

东汉史学家班固盛赞武帝在“稽古礼文”方面的功绩，认为他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察举贤才，兴建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建封禅，“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有三代之风，称其“雄材大略”。但又批评他不如文、景恭俭济民。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则认为，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几与秦始皇无异！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是因为武帝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不同时代的史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武帝做出了不同的评价。无论如何，汉武帝不愧为雄才大略之主，其文治武功均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