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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史——开辟丝绸之路

历史大观园 秦汉精神 2020-06-28 22:44:29 0

关键词:凿空之旅/丝绸之路

两汉时期

两汉时代,汉朝政府与周边及域外各民族和国家进行广泛的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向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实际上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汉朝政府对西域的开发及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畅顺更是至关重要。各国使节频繁往来,随之而来的商旅、僧侣络绎不绝,终于实现了东西方连接的梦想。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中西交通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汇合、交融,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西域文明。

初通西域

西域是见诸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历史上狭义的西域指今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广义的西域则可远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北非以及东欧部分地区。

汉代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新疆地区,基本没有确切系统的文献记载,故称“史前西域”。西域一带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的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当地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被称为“行国”,其中又以乌孙较为突出。乌孙极盛之时,是一个有十多万人口的骑马游牧部落,畜牧马、牛、骆驼、羊等,又以羊居多。“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简明概括了乌孙人的饮食起居。天山以南地区属于暖温带极干旱荒漠气候,灌溉农业发达,当地居民多具有定居民族的特点,这里的国家称为“城郭之国”。各个绿洲上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或以畜牧为主,兼营农耕,如鄯善等,因为仰仗邻国粮食,故而也称为“寄田仰谷”;或以农耕为主兼有畜牧,如于阗等。

汉武帝统治时期,听说西迁的大月氏与匈奴有仇,为了寻找讨伐匈奴的同盟军,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元三年(前138),张骞一行一百余人从长安出发,但不久就被匈奴抓获,并押送到漠北的单于王庭,扣留十多年。后来,张骞逃离匈奴,继续西行,历尽辛苦,才辗转到大月氏。但大月氏人已经西迁,现居地肥沃,安居乐业,不再考虑向匈奴复仇之事。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一年多,始终没有说服大月氏。然而,张骞带回丰富的西域知识,是中原汉人闻所未闻的,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河西一役,汉军打通河西通道。在此形势下,张骞建议武帝与乌孙结盟,共同打击匈奴。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命西行,企图招引乌孙东归。此时的乌孙国家分裂,国王年老,既对汉朝缺乏了解,又惧怕匈奴,张骞未能如愿。但乌孙使者随张骞来到汉朝,“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从而开启两国交通往来。而张骞派遣出使大宛、大月氏、康居等国的副使,几年后多与出使之国的使臣回到汉朝,“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中国简史——开辟丝绸之路

纳贡场面贮贝器·西汉

贮贝器是西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滇国特有的青铜器,其主要用来盛装货币——贝壳,同时还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这件贮贝器因为塑造了不同民族的人物向滇王进贡的场面,因而得名。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中国简史——开辟丝绸之路

鎏金铜马·西汉

这件铜马出土于陕西茂陵汉武帝墓中。马高62厘米,马长76厘米,造型朴实稳重,通体鎏金,表面光洁度很高。根据考证,鎏金铜马是饲养在上林苑或御厩中的大宛天马的艺术造型。

经营西域

西域归属汉朝统治以后,汉军在这里驻扎屯田,设置机构,做好了长期留守的打算。到了两汉之际,由于政局的改变与动荡,中原对西域的保护变得无力,匈奴乘虚而入,于是有了东汉班超的再通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每年都要向西域派遣使团,以求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这些使团,或受到匈奴的侵扰,或遭受西域小国的劫持,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作为汉朝管理西域的最高行政军事机构,以监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畅通。西域都护相当于内地郡守,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有统率的军队。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这对于加强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和军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西域屯田的顺利进行和过往商旅的正常往来。伴随中原王朝的治乱和国力的兴衰,西域或归附汉朝,或臣服于匈奴;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或紧或疏,甚至完全断绝。

东汉光武帝初年(25),西域诸国无法忍受匈奴的沉重赋敛,相继遣使要求内属,请求汉朝派遣都护。光武帝刘秀考虑到天下初定,无暇西顾,予以拒绝。汉明帝时,汉朝政局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反击匈奴、恢复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已经成为可能。永平十六年(73),班超投笔从戎,跟随窦固出击匈奴,建立战功,崭露头角,受窦固器重,因此被派遣出使西域南道诸国。班超一行走南道,至鄯善。他因时行事,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迈气魄斩杀匈奴使者,安抚鄯善,威震于阗,靖定疏勒。明帝去世,汉朝尽撤西域屯兵,班超决定率部返回中原。疏勒等国害怕匈奴卷土重来,苦苦请求班超留驻西域,于阗王甚至抱住马腿,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班超因而决定留驻西域。他在西域历尽艰险,苦心经营,使丝绸之路保持畅通。和帝之时,班超击败月氏,讨伐焉耆,使焉耆降服汉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皆纳质内属焉”。班超在西域的军事外交实践,使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空前密切,也为东西文化交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班超再通并经营西域之功,其意义绝不亚于张骞初通西域之举。

值得一提的是,永元九年(97),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甘英抵达条支海滨(今波斯湾),无功而返。即便如此,此行仍加深了汉朝对沿途各地情况的了解,开阔了视野。永元十二年(100),一个罗马商人使团到达洛阳,这是中国与欧洲有据可寻的首次交往。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从海路辗转来到洛阳,敬献象牙、犀角等礼物,中西方开始了有明确历史纪年的官方交往。

丝绸之路

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贸易通道,从今天的西安出发,经新疆分南北两路,越过葱岭,到达中亚、西亚各国,再由这些国家转道至欧洲。其实,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物品远不止丝绸一宗,但以丝绸最为有名。从公元前2世纪起,以后的千余年间里,中国的丝绸通过大宛,源源不断地经由这条商路远销地中海世界,成为国际市场上闻名遐迩的畅销商品,此路故而得名。早在张骞通西域前,西域绿洲诸国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必须谋求各个绿洲之间的合作,互通有无,无形中沟通了绿洲之间的交通路线,形成相对稳定的商道,奠定了丝绸之路的雏形。张骞通西域,使绿洲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又借汉朝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加强,使丝绸之路得到实质性开发。东西方彼此间物质、技术、文化的互相需要,是丝绸之路得以开通的根本性原因。各国商旅的贸易往来、使节的频繁交通,都对丝绸之路的实质性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简史——开辟丝绸之路

高昌故城遗址

高昌城建成于公元前1世纪,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汉书》中最早提到了“高昌壁”。《北史·西域传》记载:“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

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及其他手工艺品输入西方;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盛产于康居等国的皮毛,月氏、安息、大秦的毛织品及各种珍奇异兽,如琉璃、琥珀等也输入中国。精通天文、农业、水利、冶金等各种技术的人才移居西域地区,对于推动当地生产技术和科学进步,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西域地区具有波斯、印度风格的乐舞、美术、生活用品,如胡坐(靠椅)、胡床(折叠椅)等,一时间也引得西汉皇室、贵胄、官僚的竞相效仿,风行一时。西域南北两道城郭诸国在丝路贸易中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得中国与西方文明频繁接触,交流持续不断,而西域则成为各个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汉代,不仅有陆路丝绸之路的开放,几乎同时也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东南沿海擅长航海的百越民族,沿着大陆边缘的海岸,经过长途航行,到达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汇聚地南印度洋海岸,进行各种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易。随着历史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

历史断面

佛教东传和白马寺建成

佛教在西汉末期已从西域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派遣郎中蔡和博士秦景前往天竺求佛经。永平十年(67),他们与天竺的两位沙门(高级僧人)带着佛像和佛经回到洛阳。汉明帝接见了天竺僧人,并把他们安置在东门外的鸿胪寺。第二年(68),又命人在雍门外另建住所,天竺僧人就在这里翻译佛经,他们所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汉译佛典。由于驮佛经回来的那匹白马也饲养在其中,这处住所就被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立的第一所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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