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大清商业

虽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总是由农民组成，且西方长时间认为中国是农业社会最名副其实的典型，不过到了清朝中叶，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宣称过着理想化“耕读生活”的中国精英分子，他们通常是无法不依靠从贸易得来的家产资助过活。而那些19世纪来到中国自称为“商业先锋”的西方人，认为自己教导当地人交易的好处，其实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假象。自16—19世纪之间海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及鸦片战争后西方商业进入中国内陆城市，增加更多的贸易活动，这些的确让帝国的商业总额有所上升。然而这些商业活动远远不及清帝国本身庞大且兴盛的国内贸易经济规模。

中国的国内贸易在西方人到达之前已经发展良好。如果我们可以假定有一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帝国早期的范式（这本身可能已言过其实），此经济形态可以分为两个根本的转变时期。其一是大致从11—13世纪的宋朝商业革命。这个时期有着大规模的长距离跨区贸易，同时也开启了对东南亚的海外贸易。交通运输的改善（特别是运河与其他水运）让货物运送至中国各处，致使大都市兴起而繁荣，一如为商业而存在的杭州。一个相对较小但相当富有的商人阶层出现，建立了一种创新的合股关系来运作资金。宋代的商业革命无疑是中国经济的重要转型。

唯此转型仍有明显限制。跨区域贸易的项目大多是由都市人口生产并消费的奢侈品，如丝、香料、药草，及瓷器、漆器、金属器具等工艺制品。早在唐朝就已有将谷物与其他主食作物从乡村到城市、从富庶的东南区域大量运送到首都与西北，以供给增长中的都市人口、提供军队粮食，以及接济缺粮之需。但这些粮食的运送多半是经由命令的手段，如租金与税收，而不是通过行情变化莫测的商业市场。

14世纪末明代开国者对贸易、职业活动、地理迁移强加的严格限制，大大减缓了中国境内贸易的发展。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帝国开始了比前次转型幅度更大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历史学家有时称此时期的发展为“流通经济”或“商品经济”，其中商业化扩散至地方乡村社会的情况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大量中国农业家庭将自有之相当比例的农产品售出，并依靠市场交易取得日常消费品。跨区域的贸易也开始包括了主食作物，与其他单位价格较低的项目，如棉花、谷物、豆类、植物油、林业产品、动物产品与肥料。虽然大部分的农业产品还是由其生产者所消费使用，但在18世纪末，帝国1/10以上的谷物、1/4以上的生棉、一半以上的棉布、超过9/10的生丝，以及几乎所有的茶叶，都是为了在市场贩卖而生产。

各区域开始有其专业的出口作物，或许是从集中种植棉花的长江下游（江南）开始。明代初期，棉花实际上仍是鲜为人知的商品，而到了晚清，棉花已经是全中国最普遍的衣料。当江南所生产的棉花不够满足市场需要，棉花的种植乃向北沿着大运河扩散到山东与河北、向西溯长江到湖北。曾经是帝国稻米主要生产区域的长江下游三角洲，现在忽然因为栽种棉花导致粮食作物短缺，因而开启了其他区域出口导向之商业化稻作的大门。最先开始的是江西的赣江流域。当此区的生产不敷需要，更上游的湖南湘江流域，以及最终四川的红土盆地都加入驰援的行列。到18世纪30年代，每年有10亿到15亿磅（800万——1300万石）的稻米顺着长江运到江南。长江中游的新兴港口汉口，在17世纪成为此庞大跨区域贸易的中央集散地。从汉口可以看到其他各种大宗商品从遥远的帝国各地运到此处：湖南与福建的茶、安徽的盐、四川的药草、西南的木材与漆、东北的小米与麻、西北的毛皮与烟草，以及来自东南的糖、海产与其他亚热带的食材。

此第二次商业转型的发生是第一次商业转型逻辑进展的结果。首次商业转型起始点是在晚唐到宋代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商业化断断续续地从该处扩散到帝国其他地方。晚明国力下降，无法贯彻其早期的反商政策，伴随一些对贸易有利的积极变革，如16世纪为奖励商人运送粮食与军需到北方前线受围之军队，给予盐业专卖权与其他商业利益的政策。这些因素更进一步地为清代商业快速发展奠定基础。新政权积极地增进市场效率，如废除限制个人迁徙令、维护商业契约与财产权效力，以及消除“把持”与其他对货物最大流通量的限制之作为。

但也许第二次商业革命最重要的因素，是大量来自新世界墨西哥的瓦哈卡（Oaxaca）与波多西（Potosí）矿场，经由菲律宾马尼拉迅速输入中国的白银。在晚明时期帝国逐渐转变为银本位制，且更加速进行所谓的“一条鞭法”税赋改革。这一套复杂的财务政策在康熙朝达到高峰，其主要特征是以白银来估算并征收田赋。地主需要现金来付税，也开始要求以现金来缴交田租，而这让佃农有更强烈的动机转向可换取现金的作物，取代那些供个人食用与易货的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