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人口增长与转变

19世纪与中国接触的欧美人士，经常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描述为长期“稳定不变”，或者是更要命的“停滞不前”。对西方文明来说，抱持着将他们独特的进步经验带到世界广大蛮荒之地的任务，乃是一种“便利的神话”（convenient myth）。然而不幸地，在20世纪下半叶，不仅在西方，同时也在中国，“停滞论”成为中国晚期帝国史的标准历史论。在中国大陆，“停滞论”与“封建主义”密切结合，而在台湾，这种论调为国民党倾心的美式“现代化”提供适用的对比。此种晚期帝国停滞论的观点至今仍可找到追随者。

的确，在清朝社会中许多元素相对稳定，甚至增强，以与中国过去的历史相承。这包括了从夫居婚姻、父系亲属、男性子嗣分家继承、以家庭单位为中心、定居农业、土地拥有权，以及区分精英与平民界限的科举制度等等。而逐渐将“机器作为人类之度量”的西方观察者，其认为大清帝国少有根本之技术革新的观点，或许也没有错。不过清朝停滞不前的概念是种错觉。在与西方“近代早期”相平行的时间架构底下，清代社会经历许多规模大小不一的变化，并总体形成结构性的转变。在1911年清朝灭亡之前，甚至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期间，与经历17世纪中叶之危机与征服的时期相比，此时的中国社会已不同于以往。

从清帝国开始到结束之间最大的变化是人口密度的增加。在15世纪与16世纪，欧亚大陆东西两方都开始经历所谓的“现代人口增长”。这部分是因为引进新大陆的耐旱粮食作物，如马铃薯、甘薯与花生等。这些不受季节循环影响的作物，在优先粮食作物（如稻米与小麦）歉收时，可用来防止饥荒。紧跟着17世纪的危机之后，中国的人口恢复增长，并在短时间内开始加速。1700年人口计约1.5亿人，大略相当于100年前明朝的人口。到1800年时，已超过3亿人，而在1850年太平天国之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可能已经达到4.5亿人。至2000年为止，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12.5亿。

如同之前的晚明与同时期的欧洲，清代初期人口快速增长必然与死亡率下降有关。马铃薯与花生在热心的地方与省级官员协助下扩散到中国内陆，让许多人免于因营养不良而死。17世纪最大的杀手天花，也因为种痘的普及而得到控制。改良过的接生技术与幼儿照护方式，经由职业化的医生与产婆和商业出版的医药手册宣传，在降低婴幼儿死亡率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许中国人口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溺婴率的降低。溺婴向来以女婴占多数，但其并非是唯一会被溺毙的对象。从17世纪晚期开始，由于国内局势平和、新土地的开发与谋生机会增加，人们有意地减少杀害或抛弃新生儿，虽然此陋习在19世纪时曾再度增加。20世纪密集施行的避孕减缓了欧洲的人口增长，然而同时期的中国由政府推动的反溺婴运动相当成功，于是将此人口规模的传统“预防性控制”取消，而带来重大的后果。

此时欧洲正经历经济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的结构性改变，而人口增长最多的地区是大城市及其周遭乡间。而在中国正好相反。即使在帝国其他地方人口都增长迅速的时段，清朝最城市化、人口最多的江南地区，其人口增长仍微不足道。然而在僻远边地与高地地区的移民活动却相当兴盛，因为这些区域提供了最佳的机会，让人通过开发与耕种提高生活水平。

当然，在此所指的不仅是人口增长，同时也包括了从人口密集区域迁移到新土地以寻求机会。清政府有意地对前所未有的人口西迁做出贡献。清廷废止了多数明代对区域迁徙的禁令（虽然在明代的最后100年左右这些禁令多半已被忽视），同时提供税赋减免、发给谷种或牲畜等积极的诱因。在晚明张献忠的血腥屠杀后人口大量减少的四川，其肥沃的红色盆地产生一种“真空效应”，如19世纪学者魏源（1794—1856）所说：“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到18世纪20年代时，该省70%——80%的人口不是本地人，而在一个世纪之后更达到85%。清代四川社会文化的混同变得错综复杂，且充斥紧张的关系。

在中国本土那些长久有人居住的地区，重新在18世纪早期被填满之后，清代的子民开始涌入帝国的边疆，将沼泽与森林开垦为中国的定居式田地。如同前面提到的，在整个18世纪头十年有百万汉人迁徙到西南（今云南与贵州省）地区，他们冒着罹患本身缺乏免疫力之热带疾病的危险，以求取耕种该区域肥沃的谷地，和在山上开采铜与其他贵金属的矿藏。同样，在18世纪的台湾，清朝对移民的限制无法阻挡对于土地的渴望，加上种植稻米供应一海之隔且长期缺乏粮食的大陆地区所带来之商业利益机会，更加剧此发展趋势。实际上到了清代中叶，台湾在社会上与经济上皆已和福建省整合在一起。

在18世纪50—60年代清朝征服新疆之后，乾隆展开对新疆的农业移民政策，部分是为了保证驻扎此地的大量军队有稳定的兵粮供应，部分则是为了纾解中部省份的人口压力。这些移民地有许多形式：新疆的穆斯林、旗人与汉人；军事移民地、犯人流放地与自由民的移民地。政府给予这些开垦移民者的诱因包括给予土地、免费的工具与种子、现金借贷及牲畜。在19世纪中叶，新疆已有360万亩地被改造成定居农业的田地。

在女真祖地的东北，汉人移民的速度初时远较西北缓慢。在1668年之前朝廷推动辽东移民，而在17世纪70—80年代送了些移民者到吉林与黑龙江的边疆之地。但大部分移民都是在违抗帝国法令的情况下迁徙到东北。体认到此问题严重性的乾隆皇帝，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即宣布将女真土地租让给汉人是非法的。但到了19世纪晚期，甚至连尝试执行诏令都免了，而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期，从山东、河北移民到东北的人口有2500万人之多，是现代规模最大的移民潮之一。

与清代移民到边疆同时进行的是移居到中国本土新近开发的区域中。中国传统农业模式较喜欢在平原与河谷耕作，而将帝国内大量的高地留给原住民、盗匪、走私者与其他边缘群体。明代一项禁止在高地居住的禁令一直延续至清初，但如同其他限制地域迁徙的禁令一样，违抗这项禁令的人多过于遵守的，最后此令逐渐在清代被废除。因此，18世纪成为中国文明社会往山区迁移的决定性时代。山区的诱因之一是它的金属矿藏，特别是铜与铅，因为商业经济快速成长带动对货币的需求。结果是在18世纪中叶，帝国内部掀起开采金属矿的热潮，但更为普遍、难以抗拒的仍是对新开垦农地的渴望。

早期移居到华中、华南交界之高地与位于汉水流域西北部的开垦者通常实行轮耕。他们将树砍下，作为木材或木炭卖出，将余留的植被焚烧做为肥料，之后再前往邻近区域进行下一个种植季。这样的“刀耕火种”与其他形式的山居谋生方式，让这些居住在高地的住民与其平地邻居有相当清楚的分别，尽管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往来。这些人被称为“棚民”，因为他们身上背着可展开为临时遮蔽的棚帐。虽然身为汉人，却属于受贬抑之社会阶级。

另外一波的移民潮是有钱的土地开发者同政府订立契约来开垦大片高地，接着再将这些土地拆作小区块，转租给小业主来耕作。因此同一块农地的所有权可能分有很多层，其收租也可能层层转包。独立的农户各自被招募来从事实际上的耕作。如甘薯等旱作通常会先栽种，因为适合在山坡地种植，但如果有任何平坦的阶地，最终都将切割成缓坡状的梯田，种植水稻。

开垦土地的驱动力基本上来自私部门，但1730年左右雍正皇帝因增加食物供给以应付这群急速增长之人口的需求，而有合理的担忧，于是展开一场让地方官员竞相拓垦的运动。并且以5年到10年的免税期作为诱因，这些官员就于雍正年间在地籍登录上新增了超过100万亩的新耕地。可预知的结果是产生一堆假造的报告，以及将不可耕的土地分派给地方各户，以登记为新开垦的土地。在免税期结束后，掀起进一步的危机，因为新税负担（大量从登记有案之不存在或没有生产力的土地而来）必须摊派给辖下的农户。

图9 成梯田的山坡

一种尝试解决的方式是找出那些真正具有生产力但之前由这些农民非法开垦的土地，然后把这些新的赋税负担分配到之前未被课税的小块土地。但如此可预见地又引发另一回合的徇私舞弊。在更谨慎且自觉“宽宏大度”的乾隆皇帝于1735年即位之后，朝廷决定大比例地消除田赋登记中的新垦土地。包括河南巡抚内的诸多官员，因在开垦竞争中的轻率而遭革职。但朝廷宣布继续支持合法的土地开垦，在有些例子中则对已有居民的新垦小块土地提供永久的租税减免。

毫无疑问，土地开垦的热潮大量增加了帝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到18世纪结束，养活急速增长的人口之余，并未让人均粮食消耗量减少。但土地开垦带来一个未能预料到的灾难性后果：生态环境的破坏。滥伐森林引起大规模的表土流失，不仅让土地日益贫瘠，亦淤塞河道、淤高河床、缩窄河岸，最后引发洪水。虽然黄河与其他流经华北沙土的水道，在千年间长期带来洪灾的威胁，但水流顺畅的长江与其他华中、华南的河流则无此状况。然而清朝中晚期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造成此问题恶化的是华中两大湖泊，湖南洞庭湖与江西鄱阳湖面积骤减。这两大湖与其他湖泊，历来在河道无法负载高山融雪带来的丰沛水量时，担任蓄洪的角色。在清朝年间，求地若渴的农民在湖畔筑起堤防，圈出土地以种植稻米，让这些自然储水库调节洪水的功能大大降低。

从18世纪末开始，政府注意到日渐严重的生态问题，而特别是在大洪灾之后，不时地谴责或取消这些被认为是引发大灾难的开垦计划。最早的例子之一，是1788年湖北西部的长江河堤溃堤，因而促使清政府查扣且摧毁一处在河中央由私人开垦的沙洲。但是久而久之，令人难以抗拒之遍寻新耕地的驱动力，超越了政府限制这些活动的任何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