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否让东南亚海域各国编入明朝的朝贡体制中？

郑和作为朱棣的海上代理人，严惩华人海盗，按照明朝的价值观从各地方势力中选出正统政权，促其朝贡，且派使节团送贡品到中国。郑和的活动是否让东南亚海域世界按照朱棣的意愿编入以明朝为顶峰的朝贡体制中了呢？

海域世界眼中的远征

14世纪后半叶在东欧亚大陆，仅半个世纪中，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域都出现了大量新型政权。马上能说出名称的，就有日本列岛的室町政权、冲绳本岛的尚氏政权、朝鲜半岛的李朝、越南的陈朝、湄南河流域的阿瑜陀耶、马来半岛的满剌加国、爪哇岛的满者伯夷王国等。这些政权与过往政权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国内统合为一个经济圈进行对外交易。明朝也是这些政权中的一个。

当蒙古帝国创造的银本位的经济体系瓦解以后，这些政权在相互产生共鸣的同时，逐渐开创历史。15世纪上半叶，即郑和驶向南海、印度洋的那个年代，正是越过分水岭后，各个地区开始探索新的贸易体系的时期。

以14世纪为分水岭，东南亚海域的政权交替出现。在这以前，曾盛极一时的占城等政权是以为西亚、印度与中国交易牵线搭桥而存在，而这之后又增添了作为港口国家承担中转交易的性质，通过河流加深了与港口相接内陆的关系，在从内陆获得热带雨林生产的香料等物品的同时，逐渐仰仗内陆供给粮食以养活海港城市人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爪哇岛内陆、湄南河流域的治水灌溉得到发展，出现了专供海港城市使用的粮食生产。新政权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进行水田耕作的小农经济与负责交易的港口经济试图相结合之处。

流传至今的王统记记载了14世纪后半期诞生的各个政权的建国神话。而其中有关郑和远征，除一个例外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触及，也就是说郑和的远征对新政权的形成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

满剌加王国与郑和的远征

唯一的例外就是满剌加王国。位于马六甲海峡要塞的满剌加王国，被阿瑜陀耶势力所压倒，开国君主拜里米苏剌为抵抗阿瑜陀耶的压迫考虑利用明朝的威望，永乐三年（1405）派使节前去朝贡，被封为满剌加国王。永乐六年郑和赴该地以其军事背景推动了满剌加从阿瑜陀耶的独立。

郑和积极参与的背后，可以说是因为他需要确保此处作为其远征的中转站。曾参加郑和第四次以后远征的马欢，在其著述《瀛涯胜览》中记载，中国的远征队在满剌加设置了类似于城寨的四个大门与带瞭望楼（负责告知时间）的栅栏，修建仓库保存交易所需物资。远征队回国之时，在此等候风向由西转南，待五月中旬驶向中国。

可以说满剌加为远征队提供停泊港，所以郑和为维持船队在此处的落脚点而帮助满剌加。满剌加王国用以支撑港口城市人口的粮食曾主要仰仗阿瑜陀耶。与小农经济无缘的满剌加王国，不同于其他14世纪诞生的新兴国家，算得上近于旧式的港口国家。如果郑和的远征没有在此处落脚，那么满剌加王国极有可能已经成为阿瑜陀耶的附属国。

满剌加王国利用明朝的威势，实现了摆脱阿瑜陀耶的独立。在永乐共二十二年的时间里，满剌加王国共派了十五次朝贡使节，朱棣也接受满剌加方面的要求，劝谕阿瑜陀耶不要对满剌加施加压力。不过历史上却并没有满剌加国王对接受朝贡的明朝表示感谢的痕迹。

在满剌加流传的王统记中，记载着15世纪中叶中国皇帝从满剌加国王那里索得洗脚水，皇帝饮之治好了自身的慢性病而对满剌加倍加感谢（弘末雅士，《东南亚的建国神话》，山川出版社，2003年）的史实。可以想象中国的皇帝或许以为他们是因为仰慕中华文明而派使节前来，但送出使节的一方所有的行动却出自与之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郑和与马和之间

对郑和自身来讲，远征有何意义呢？在福建省泉州有一块关于郑和的石碑。碑文上写着：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0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从这块石碑可明确知道，在第五次远征之前郑和曾在泉州的清真寺进行礼拜，参拜伊斯兰圣人之墓。郑和被称拥有三宝即佛、法、僧三种美德，估计他应该是由于朱棣宫中禁拜伊斯兰而信奉了佛教。但是在以忽鲁谟斯为目标的第四次航海之后，郑和明显开始意识到自己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在最后一次航海中，虽然因年事已高，郑和本人没能到达麦加，但他的分队和类似船只曾经于1432年在吉达（Jiddan）进港，向麦加前进，相关的记录从一些西亚的史料中可以窥见。

第一次远征之前，郑和在其父亲墓前的石碑上，不无自豪地镌刻上父亲以及祖父都是曾去麦加朝圣过的朝觐者，在泉州郑和或许想到了自己原本叫马和的事情。顺便提一句，中国穆斯林中比例很高的“马”姓，来自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