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乾隆帝的治国平乱

关键词：金瓶掣签／《四库全书》

1735年～1796年

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于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即位，年号乾隆，时年25岁。乾隆帝在位60年，接着又做了三年多的太上皇，他在位期间有着足以夸耀后世的文治武功，但他执政晚年，放松吏治，致使奢靡贪污之风盛行；同时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以致劳民伤财。自乾隆末期起，社会各个方面潜伏着的危机也陆续浮出水面。

确立金瓶掣签制度

乾隆帝继承父祖之志，以文治武功将清朝统治推到极盛。他不仅在治国之道上卓有成效，而且在平定叛乱、巩固边防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乾隆四十九年（1784），噶玛噶举第十世活佛确朱嘉措叛逃到廓尔喀国，挑唆廓尔喀入侵西藏。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制造借口，挑衅生事，大军入侵西藏。清廷对此非常震惊，派兵援藏。后来由于大雪就要封山，廓尔喀早清军一步撤回尼泊尔。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兵分几路再次侵藏，深入千里，洗劫扎什伦布寺，气焰极为嚣张。乾隆帝急调两广总督福康安统兵入藏，福康安率军一路冲寒冒雪，日夜兼程，经过艰苦战斗，将廓尔喀军全部逐出境外。接着清军深入敌后，一直打到了廓尔喀首都城下，廓尔喀国王投降。

乾隆帝鉴于西藏地方弊端很多，以致强敌压境、无力抵御，下决心整顿西藏事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派人与达赖、班禅的僧俗要员商议，制定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了清廷治理西藏的制度，得到广大藏民的拥护。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这是对驻藏大臣职责和地位的首次明确规定）；噶伦、代本等高级僧俗官员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会同选择，呈请中央政府任命，下级官员则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会同挑选；建立西藏地方的常备军，定额3000人，等等。此外，还确定了著名的金瓶掣签制度，即每世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必须在驻藏大臣监督下，经由乾隆帝所赐的金瓶掣出，再报中央政府批准；其后坐床，也须由驻藏大臣“看视”，报告皇帝。西藏的一切涉外事务均由驻藏大臣办理。西藏地方政府的收入统由驻藏大臣稽查。从此，驻藏大臣的政治权力更加巩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平等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进一步确立，清朝治理西藏的制度更加完善。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之后的200多年间，西藏就有70余名活佛通过金瓶掣签认定。1995年11月，在拉萨的大昭寺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选定了第十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即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统一新疆

雍正五年（1727），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准噶尔部陷入了长期的内乱。贵族达瓦齐乘机自立，但属下官民纷纷归降清朝，使他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乾隆帝认为最后平定准噶尔部分裂割据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大举出兵。乾隆二十年（1755）春，清军分北、西两路，每路2.5万人，马7万匹，向伊犁进军。五月初，两路清军进抵伊犁。达瓦齐逃往南疆，为维吾尔族军民捉获，送至清廷。清军遂占领了准噶尔部全境。同年，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睦尔撒纳在伊犁公开叛乱。次年，清政府出兵平叛。阿睦尔撒纳溃败，叛逃俄境。当清政府打败准噶尔部时，曾受准噶尔部奴役的维吾尔族首领大小和卓乘机逃回老家。他们想独霸一方，煽动维吾尔族上层分子，发动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政府派兵镇压。次年，叛乱被平定，大小和卓被杀。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等地设官驻兵，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管理。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后，实行了军府制统治。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伊犁将军于惠远城（今新疆霍城县），任命明瑞为第一任伊犁将军，为统治新疆全境的最高官员，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伊犁将军之下，分设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大臣，分别管理各地军政事务。清政府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统治，依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原则，采用了不同的办法。如对广大维吾尔族聚居地区依旧实行伯克（突厥语音译，地方官吏称号）制度，但是废除了伯克的世袭，伯克的任免权归于中央，并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在东疆汉人较多的地区实行郡县制；而对北疆的蒙古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则实行札萨克制，即册封王、贝子、公等世袭爵位。吐鲁番地区军府制与札萨克制并行。清朝政府在官员的任用方面还采取了以满族为主、各族官员并用的政策；经济方面，推行以农业为主，农牧并举的经济措施，减轻赋税，采取中央财政定额补贴制度，等等。清朝统治时期，新疆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平定大、小金川

在四川西北部小金沙江上游，有大、小金川两个支流，生活在该地的居民与藏人同族，明代其领袖哈伊拉木被封为世袭的土司，称“金川寺演化禅师”。哈伊拉木的后裔卜儿吉细，于顺治七年（1650）降服清朝。康熙年间，嘉纳巴袭封“演化禅师”职，世袭传至其曾孙泽旺。嘉纳巴的一个偏房孙子莎罗奔，曾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跟随清军入藏作战，在岳钟琪麾下立下战功，经由岳钟琪的保荐，于雍正元年（1723）莎罗奔被封为安抚使，衙门设在大金川东岸的噶尔崖。旧土司官泽旺衙门居小金川的美诺。

莎罗奔于乾隆十一年（1746）劫持泽旺，夺取“演化禅师”之印，兼并了小金川。次年，莎罗奔公开叛乱，攻打邻近土司。四川巡抚纪山派兵镇压，被莎罗奔所败。清政府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四川总督，率军3万再次镇压，但是莎罗奔及其侄儿据险死守勒乌围和噶尔崖，加上张广泗左右所用非人，清军举动尽为莎罗奔得知，久攻不下，损失惨重。

乾隆十三年（1748），清政府派大学士纳亲为经略大臣赴川西督师作战。由于噶尔崖地形险要，清军伤亡惨重。纳亲遂产生畏难情绪，“久而无功”。乾隆帝怒杀张广泗，赐死纳亲，改用岳钟琪为四川提督，傅恒为经略，再率清军攻打莎罗奔。岳钟琪久经沙场，调度有方，率领清军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直逼莎罗奔据守地勒乌围。在包围勒乌围后，岳钟琪只带12名随从进入勒乌围，与莎罗奔畅叙旧谊，劝其归降。次日，莎罗奔带领儿子郎吉，到傅恒军前投降，表示愿意退还所占临近土司的土地，发誓不再侵犯，服从大清，按时纳贡。傅恒秉承乾隆帝之意，赦免了莎罗奔，令其官复原职。后来，莎罗奔年老，其侄郎卡继承其职位。

乾隆二十三年到三十六年（1758～1771），朗卡及其子索诺木连续三次发动叛乱。乾隆皇帝先后派遣四川总督阿尔泰、大学士温福、定西将军阿桂，率军镇压叛乱。最终，阿桂率军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包围噶尔崖，将索诺木擒获，押送京师。清政府先后用了20多年，终于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为防止土司继续叛乱，加强管辖，清政府废除土司制，设美诺、阿尔古二厅，隶属四川省，同时将四川西北各地的土司，也相继改为州、县。这样不但加强了这一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畅通了四川至西藏的通道。然而，前后两役耗银7000万两，对于清政府财政也颇有影响。

由盛转衰的拐点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其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从农业来看，不论是耕地面积，粮食产量，还是当时的人口数量，清朝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帝去世（1799），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全国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据当时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也就是种下1斤麦子可以收获15斤），而当时在欧洲，粮食收获率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仅为10∶1。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国的人口约为3.13亿人，而当时全世界的总人口也就9亿人左右，中国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乾隆时期的手工业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全国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中心，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同时，商品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

商业的增长不仅仅表现在国内贸易上，乾隆时期的国际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是茶叶、蚕丝、土布以及陶瓷等。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大约价值400万两白银的茶叶，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全部商品的总值，还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一项，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极大的顺差地位。到了乾隆末年，每年中国海关的关税盈余就高达85万两白银。

康雍乾三代皇帝励精图治，造就了百年盛世，但辉煌之下，也出现了腐败横行与民生困苦相伴而生的阴影。早在康熙帝晚年，奢侈之风已经兴起，后来经过雍正帝的厉行节约和锐意改革而有所遏制。但到乾隆帝时，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乾隆帝好大喜功，为粉饰太平，不惜靡费巨金，举办各种庆典。乾隆帝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靡费特甚。上行下效，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统治阶级生活奢靡，往往相伴随的是权力机构中普遍性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黑暗。乾隆中后期，连连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其中巨贪和珅，当政二十多年间搜刮的私财不计其数。嘉庆帝抄没其家产共编成103号，其中折合白银竟达两亿两，是当时清政府财政岁入的好几倍。时有民谣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官僚统治机构的奢靡腐败的必然后果，就是强化对小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乾隆中后期，苛捐杂税日益增多，除了正赋（指田赋）以外，还有盐课、关税、杂赋几项。其中杂赋包括渔税、牙税、当税、契税、落地税等名目。就税收总量而言，乾隆三十六年（1771）税收为4350多万两，比顺治末年多收1790多万两。嘉庆、道光年间，苛捐杂税更是苛繁。如此苛捐杂税，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次数也越来越多。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爆发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爆发林爽文领导的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湖南、贵州等地爆发了苗民大起义；嘉庆元年（1796）四月，一场席卷湖北、四川等五省的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调动16个省的兵力，耗银两亿两才勉强将起义扑灭。白莲教起义剥开了清王朝繁荣升平的盛世外衣，暴露了其腐朽和虚弱的本质，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