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同治中兴

同治皇帝一生，在慈禧太后的支配之下虚度。他六岁即位，当傀儡当到十九岁死去。

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同治十一年九月)大婚，封阿鲁特氏为后，封富察氏为慧妃。阿鲁特氏是蒙古人，举止端庄，祖父是钦差大臣赛尚阿，父亲是状元崇绮。富察氏是满洲人，容貌娇美，父亲叫做凤鸣，其后官至工部左侍郎。

同治皇帝本人所喜欢的是皇后阿鲁特氏，慈禧太后所喜欢的却是慧妃。母子婆媳之间因此颇不愉快。

另一不愉快之处，是慈安太后虽则不是同治的生母，但天性慈祥宽厚，一向对同治十分疼爱。慈禧太后虽则是生母，但个性强，对同治管教严，同治和慈安亲，不和慈禧亲。

两宫皇太后，于同治“大婚”的次年(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实行名义上的“归政”，不再垂帘。事实上，一切军国大计仍由慈禧决定。这时候，恭亲王(从同治四年三月起)已不再是议政王，而是普通的一个军机大臣，虽则他仍以军机的身份参预不少机密，核阅不少的“票拟”(诏旨御批的文稿)，不失为军机大臣之中最重要的一人。

地位仅次于恭亲王的是文祥。文祥是满洲正红旗人，学问甚好，为人正直。他是道光二十年的进士，由工部主事历官至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于咸丰八年开始兼任军机大臣，直至光绪二年五月病故之时止。

他不曾因辛酉政变而被革。咸丰皇帝仓卒离京之时，派他署步军统领，留守；其后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创立神机营，帮助恭亲王办理议和的事。

和议既成以后，清廷创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由恭亲王主持，而实际上办事的是文祥。同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另有桂良与宝筠等人。

文祥的本职，由署理刑部侍郎转为实授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他在同治十年受任“协办大学士”，同治十一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升“武英殿大学士”。

他曾经与恭亲王联名上疏条陈六事：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在病重垂死之时，他又单独密奏，强调：“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

同治一朝，内有恭亲王与文祥，外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表面上颇有一番中兴的气象。我们不妨就恭亲王与文祥所条陈的六事，一一检讨当时的实旋情形。

(一)练兵最新式的以洋枪、洋炮为武器的军队，在北京有八旗子弟的神机营，在上海有李鸿章从戈登接管下来的常胜军。常胜军的兵士在华尔创办之时全为洋人，其后杂用华人，最后几乎全为华人，便被并入淮军以内。

淮军继湘军而起，是曾国藩有感于湘军已有暮气而毅然信托李鸿章加以发展的，然而淮军壮大以后，其“冗杂骄佚”更有甚于湘军。

彻底的办法是招募新兵，加以严格的西式训练，成立“新建陆军”。这要等到甲午年中日战争以后，清廷才授权袁世凯办理。

同治年间，所行的只限于裁减绿营兵额，酌量补以湘、淮乡勇，零零碎碎地练了一些各自为政的新兵。例如，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裁汰抚标(绿营)一千六百余人之中的老弱，“补以勇丁，分左右两营，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前此一年，同治七年，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就全省绿营内抽练六千人，仿勇营规制分地巡防”。

(二)简器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时，便已明了洋枪、洋炮的重要。他在衡阳迟迟未肯顺湘江而攻岳阳，便是为了等候从广东运洋炮来。

李鸿章的见解与曾国藩相同。李在同治元年六月写信给曾，说：“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攻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曾、李苦心筹划了几年，终于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负责去外国购买机器的，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18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容闳在同治二年奉曾国藩之命赴美，于同治四年将制造局办成。起初，这制造局仅是一个铁厂，其后成为规模宏大的兵工厂兼造船厂。

在北方，崇厚于署理直隶总督之时(同治元年)，也创设了天津机器局。这天津机器局到同治九年，经李鸿章加以整顿扩充，规模颇为可观。

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也自行设局造炮。他在同治五年向清廷报告说，已经造好开花炮三十余尊，“用尺测量施放，与西洋(所造的)同其功用”。

(三)造船左宗棠设了一个“轮船制造局”在福州马尾。其后，在光绪十三年添筑船坞，于光绪十七年完成。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海军开来加以毁坏；到了光绪三十三年，轮船制造局全部停工，前后共有四十一年历史，造好了轮船四十艘。

(四)筹饷曾国藩办湘军，所靠的主要财源只有两项，一项是各位支持他的督抚的协饷，如湖南的骆秉章、湖北的官文、胡林翼等人；另一项是厘金。其后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所靠的则是所谓“洋税”，也就是关税。左宗棠西征，所靠的竟是洋债。 曾、李、左三人在当时倘若完全等待北京的清廷发下款子来，早就养不住兵、打不成仗了。

清廷的财政，从头至尾是一本胡涂账。但是，它在道光二十二年这一年能够办到收入大于支出，则大致可信。原因是道光皇帝本人的确很喜欢省钱。(收入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两，支出三千一百五十万两。)

关于同治一朝十三个年头的收支数字，我们毫无足资参考的材料。

我们只有间接的，赖以想像而比照的光绪五年的数字：正常的收入，如地丁、杂税、盐税等等，仅有二千七百多万两(应该是四千万两左右，但收不到)。正常的支出，如(旗绿)兵饷、河工、京饷、各省留支，也从四千万两左右减发为二千四百多万两。景况之劣，与道光年间不可同日而语。

所好有新增的收入，计洋税一千二百万两、厘金三百万两。同时却也有新的支出，西征军与津防军共一千万两左右，各省新练的所谓“防军”一千万两左右，汇拢来显然是入不敷出。

自从道光三十年发生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人民直接因遭遇兵祸而受的损失固然不可胜计，间接因供应清军开销而受的搜括，加起来也是天文数字。在洪军未到南京以前，清军已花去二千七百万两以上。江南大营成立以后，每月的开支在五十万两左右，一年是六百万两，十年是六千万两(事实上超过十年)。在安徽南部，由曾国藩主持的徽南防营，每月的开支在三十万两左右，一年三百六十万两，十年是三千六白万两(虽则事实上不足十年)。从同治元年开始，到与捻军的战争结束，曾国藩经手的军费报销，又有三千万两左右；李鸿章所经手的有一千六百万两以上；左宗棠征甘征新，也花掉四千八百二十万两。这些，只是荦荦大者，其他各省各将领的报销尚不在内。

在如此民穷财尽的情形之下，曾、李、左等人竟然办成了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局、马尾轮船制造局，而且也练了若干新兵，真是难能可贵。我们怎能责备他们没有把中国军队彻底近代化呢?

(五)用人恭亲王与文祥在奏疏中所提到的“用人”，着重在用“正人”。为了办理洋务，清廷所需要的不仅须“人”，也要“懂得洋务的人”才行。向那里找？全国根本没有，除了少到极点、像容闳那样由于偶然的机会而被洋人培植出来的(被英国传教士带到英国，其后他自己去了美国，进耶鲁大学读书)。

容闳向曾、李建议，选拔俊秀的华童送往美国。这建议被曾、李接受，于同治十一年实现(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实际上决定这件事的是李)。容氏在耶鲁大学的所在地纽海芬，商得若干美国家庭的同意，让每一个华童均有一个“新的家”可住，获得亲如寄父寄母的美国人的照料。前后被送到美国去的，共有一百名左右。(美国有一本书，《最先来美的一百个中国留学生》[China’s Fir5t Hundred]详细记载此事。)

原定的计划，是要这些孩子留在美国十五年，到学有专长才许回国。可惜，由于其中的若干位剪了辫子或信了基督教，激怒驻美的留学生监督吴子登。吴子登向清廷告了一状，清廷在光绪七年把他们“撤回”。

詹天佑便是这样被强迫回国的一个。后来，他自费再度留美，到耶鲁念完他的课程。

除了选派留学生以外，清廷在同治年间也很注重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恭亲王与文祥于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李鸿章于同治二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广东于同治三年也设了一个专教八旗子弟的“同文馆”(当时总督是劳崇光，巡抚是郭嵩焘)。

北京的“同文馆”在同治五年扩充，增加一个“天文算学馆”。入馆的学生，原以翰林、进士、举人为主，兼收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五项贡生(优秀的秀才)，结果肯应考的寥寥无几。大多数的读书人均以学习外语和工匠之学为耻。恭亲王不得不放宽尺度，也准许捐班出身的监生与“杂项人员”应考，取录了三十人(投考的总数只有七十二人)。

这算学馆规定八年毕业，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汉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矿冶)、富国策(经济学)、译书(翻译实习)，等等。李鸿章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译书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船政学堂：也都是为了灌输洋务知识，造就洋务人才。

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恭亲王与曾、左、李在同治年间开始“树人”，收效却在光绪、宣统以后。

(六)持久恭亲王与文祥在他们的联名奏疏中所说的“持久”，正如以上的第一至第五各项，系专就海防立论，但适用于一般洋务。文祥在临死前所上的遗奏中，将“持久”二字的含意重新申述一遍：“如(王大臣)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京)内(京)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这是文祥的理想，文祥的希望，然而清廷满、汉大员之中，赞成办洋务的根本只是少数，怎么会“历久永远一心”呢?

当时声望最高，以提倡程、朱理学为己任的大学上倭仁，便是坚决反对办洋务的一人。

倭仁说：“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又说，如果定欲造就天文、算学的人才，切不可请洋人米当教授，“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慈禧太后吩咐他：“保荐几个来!”倭仁说：“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

恭亲王为了争取倭仁的支持，特地请慈禧太后加派倭仁“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同时负责同文馆的馆务。倭仁借口骑马伤足，坚辞不就。

恭亲王主持“总理衙门”很久，本该有一些作为，然而这衙门根本不是决策机构，派在这衙门“行走”的大臣时多时少，而其中没有一个是“专任”。况且，他自从在同治四年失掉“议政王”头衔后，权力远不如前。

曾国藩呢?一生尽瘁于讨洪、讨捻的军事，只是以勋臣的身份，在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任上就职权范围以内略办一些洋务，开开风气而已。他不曾当过“总理衙门”的大臣，仅仅在天津教案发生之时，兼了一个极短时期的“三口通商大臣”。所渭三口，是营口、天津、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