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战争——情报战争



清国的情报事情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在《用间篇》里最早提出了“间谍”的概念。并将间谍分为“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类型，强调间谍活动须任用极为睿智的亲信；采用极端秘密手段；执行最机密任务的原则。间谍在历史上曾经留下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们的成就推动了国家的组合、分裂、再生的过程。清朝时，间谍活动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间谍的手段主要应用在官场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内斗中。

清国的国家机构及军事体系中均未设置专门的情报机构。长期坚持锁国政策的清朝政府，唯我独尊，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少有积极的兴趣。官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对外窗口，仅限于派遣公使一途，而外交使节除了施外交礼遇外，在间谍活动上无甚大的作为。尤其在国家战争危难之时，非但没有准确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甚至严重泄漏各级军政机密，影响了国家中枢对战争的决策。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驻日公使汪凤藻，他在任十八年而碌碌无为，最终因战争前的诸多失职被朝廷免官。

清国忽略情报收集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导致战争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战争前和战争中，在清国国内的日本间谍活动猖獗，而清政府几乎没有实质而有效的对策。相较而言，清国情报工作反应迟钝，作战中枢多次出现人为造成的情报事故，甚至连媒体也胡乱报道不确实的战争信息，使战争的决策和民众对战争的认识产生错误判断。受西方文明熏染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也极度欠乏情报观念，常凭主观经验臆测或偏听偏信来指挥作战。西方国家外交官在战前曾多次向清国提示战争的危机，发出同情和善意的劝告。可是这位固执的清国老人不相信日本决心与清国开战，一心寄望通过列强周旋来化解清日两国危机，致使清国错过了前期备战的最佳时机。

清国国内长期以来存在大量的日本间谍和清国奸细，他们以各种身份搜集清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刺探情报的意图最初没有引起清国政府重视，相反清国为炫耀本国军事实力，向日本公开展示本国的军事秘密。1893年4月，清日战争前一年，日军参谋本部川上操六次长亲自前往朝鲜和清国实地考察，从朝鲜釜山、仁川、汉城，再到清国芝罘、天津，用一个月时间对朝鲜和清国的军事现状进行了评估。李鸿章视川上操六为座上宾，采用炫耀自家实力打压对方的一贯做法，向潜在的敌人敞开了秘密，给川上的来访提供了各种方便。川上一行在天津参观天津机器局；走访武备学堂；观摩步兵战术操练；登上北塘炮台观看炮兵操演；还利用郊游的名义，对天津周边地形进行了观察。日本间谍明目张胆的情报活动，引起清国地方政府的注意，抓获了一些日本奸细。但是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李鸿章唯恐引起外交纠纷，态度暧昧，处置宽容，甚至以礼相待，将嫌疑者释放。

清日战争爆发后，打击日本间谍的呼声四起，忧国之士纷纷上书，向政府提出反间谍建议。清国政府为此制定了反间谍活动的相关办法，（1）照会各国公使馆，反对西方国家在租界内隐匿日本间谍。（2）各地方官衙实行保甲制，捉拿日本和清国奸细，并严惩不贷。（3）各地官府发布缉拿告示，用高额悬赏的办法展开揭发日本间谍的群众活动。 （4）禁止清国国内的日本人戴假发穿清服，冒充清国人者一律按间谍治罪。清国政府大张旗鼓的反间谍行动，虽然破获了几起间谍案，斩杀了一些嫌疑人，可是清国政府吏治腐败，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且贿赂成风，敌特间谍活动仍然猖獗，反间谍战外紧内松，实际收效并不显著。

清国情报战曾经有过四次严重的过失。第一次，“丰岛海战”时，在出兵增援朝鲜和外交周旋问题上，李鸿章的情报源混乱，坚信驻日公使馆汪凤藻的说辞，错误判断日本国对清作战的决心。在日军完成战斗部署的情况下，清国才开始增兵，致使海战惨败，运兵船被击沉。各路增援朝鲜的部队赶到平壤时，成欢战斗已经结束多日。第二次，“成欢之战”时，败将叶志超向朝廷呈报虚假战报，谎称歼灭日军1,700余人，后再夸大至2,000余人，骗得朝廷嘉奖赏银二万两，晋升叶志超为提督，成为平壤各路清军统领。叶提督公然编造虚假情报的行径和战场上的怯懦表现，导致平壤战役再次大败。第三次，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国军舰5艘，日方伤舰多艘但无沉舰。可是来自北洋水师的最初奏报却称：“击沉包括吉野号在内的数艘日舰，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失去海外作战能力”，朝廷对此特授予丁汝昌奖赏以资鼓励。9月23日，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在天津拜访李鸿章，当告知日本舰队包括受到重创的“松岛”旗舰一艘未沉，全部受伤战舰已经修复，再次驶入清国近海巡航求战时。李鸿章震惊不已，绝不相信这个事实。慌忙中开始备战，催促受到重创的北洋水师带伤出海巡逻。第四次，“密电泄露事件”。事情发生在清国驻日公使馆，开战前公使馆与本国总理衙门间收发的全部密电被日本电信课截获破译。破译清国密电的事实一直是日本国家的最高机密，仅局限于伊藤和陆奥及相关人员知道。这个最高级机密直到伊藤博文被暗杀的三十年后，才在有限范围内公开。日本情报部门解读清国公使馆的电报密码，清国方面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引起政府的警觉，当李鸿章率和谈使团来日和谈时，竟然继续沿用这部密码本。清国人的大意和愚蠢使日本政府准确掌握清国对朝鲜国的政略、作战意图、行动部署以及和谈中清国割地赔款的底线。日本因此在出兵朝鲜的时间上比清国更加迅速，派兵数量压倒性超过清军兵力，甚至8月1日两国发布宣战布告的时间都惊人的吻合。和谈中，日本密切关注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间的密电，成功突破清国割地赔款容忍的底线，最终酿成清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损失。

日本的情报战争

在日清战争的情报战场上，日本发动了一场具有近代特征的情报战争。由于日本重视情报战的价值，全面动员海内外谍报资源搜集清国的情报，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日本早期的情报系统并不完善，却自成体系，情报工作主要致力于以下方面：

建立情报网

政府和军队联合行动，在驻外公使馆设立谍报课，配置间谍武官、情报员、侦察员，通过旅居清国的浪人、商人、僧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的居民，以及收买的清国人，构建收集清国情报的谍报网。

情报搜集

为综合判断清国的战争情势，情报搜集对象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在内的所有信息。一般通过收集整理媒体报道、地图、照片、书信、电报、会话、文件以及实地侦查、缴获战利品的信息分析等途径解读、提取情报。

情报应用

情报分析部门解读来自间谍网送来的情报资料，区分有价值的实效情报和战略情报，及时提供给政府和军事部门。日军海外作战部队配备随军翻译官，实时解读处理汇集来的外文战地情报。需要技术支援的高等情报转交大本营分析，遇到有时效价值的情报则迅速反馈前线，或作出相应的作战对策。战争中，日本情报部门还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大量精确作战地图，地图注释的标高、地名、方向、距离、浅滩、潮汛等资料准确详细，远远超过清国人对自己国土的了解。失效或长期有效的情报资料，遵循严格的管理制度，进行整理、归纳、存档、加密以备后用。

情报评估

情报评估是作战决策部门的重要工作，通过对情报的评估为作战制定决策。日清战争著名的情报评估案例有四起：（1）外务省电信课成功破译清国密电，为日本取得朝鲜初期作战优势，以及后期和谈优势提供了决定性情报。（2）解读清国舰队最高长官丁汝昌个性，利用劝降信和军事压力瓦解北洋水师军心，成功招降、覆灭清国舰队。（3）掌握列强干涉战争的容忍底线，回避过早进行直隶作战。直取威海卫和澎湖列岛，彻底击垮清国续战决心，为和谈取得筹码。（4）日清和谈期间，为向清国施加军事压力，日军倾巢出动征清不但造成国内防御空虚，还招致列强的干涉，迫使日本无奈归还清国辽东半岛领土。此案被评价为日清战争中最愚蠢、最无谋的情报失误和决策失败例。

战前，日本在驻天津、上海公使馆，安插了直属政府的间谍领事和隶属参谋本部的陆海军间谍武官，汇集各路间谍密探送来的军事情报发往本国，为政府决心开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代表军方的著名谍报人员有：参谋本部派遣的陆军情报官神尾光臣少佐、海军派遣的井上敏夫、泷川具和等人。战后公开的相关文献资料记载，为了推动日清战争，情报官神尾光臣按照参谋本部的意思，在提供给政府的有关清国朝廷内部的情报中，掺杂了许多煽动政府对清国开战的成分，刻意夸大清国内部好战势力执意与日本开战的动向，为政府下定决心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战争中，神尾作为第二军情报主任参谋，屡见功绩，1916年晋升为陆军大将。公使馆海军武官井上敏夫按照参谋本部指示，亲临渤海湾航道，大连湾、旅顺要塞、威海卫要塞、天津、塘沽等地，对地理水文数据和设防情况进行了详细侦查。1905年，井上敏夫晋升特务舰队司令官，香港丸巡洋舰舰长。驻天津的海军武官泷川具和曾经向本国传递了与神尾光臣不同意见的情报，较为客观地报告了清国正在全力准备西太后的万寿庆典，并无战争意向的情况。战前，他乘帆船沿渤海岸线航行了一个月，详细调查了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沙滩、海泥、岩石、民船、运输情报，为日军选择登陆地点提供了有力依据。泷川具和后任朝日舰舰长，1906年任旅顺口镇守府参谋长。

著名间谍情报案是日军的三名翻译官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在提前登陆执行侦察清军布防任务时，被清军捕获处以死刑的案件。日军后来取三人名字中的“崎”字，简称“三崎事件”。三崎事件在日本军中引起强烈震动，成为日军在金州旅顺对清兵大开杀戒的诱因之一。事件中唯一侥幸脱逃的翻译官向野坚一郎，在他的“追忆录”里记载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1894年10月，大山严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前，派出数支侦察小队化装成清国贫民潜入貔子窝、普兰店、复州城一带窥探清军布防情报。配合侦察小队行动的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向野坚一郎等军部翻译官，乘鱼雷艇接近沿岸换乘舢板登岸，分别向预定地点出发。这些翻译官是经过特别训练的间谍，在国内连续两年蓄发，剃留清式发辫，学习清国语言，且具有收集情报及绘制军用地图等特殊技能。24日，清军捷胜营马队营官荣安的巡逻兵，在东橙附近抓获钟崎三郎。25日，山崎羔三郎渡过碧流河到达王家屯，被村人抓住绑送貔子窝兵营。其他小队的藤崎秀、向野坚一郎等人也分别被清军擒获。这十名日军侦察员一并被押送金州城，途中向野坚一郎趁看守疏忽侥幸脱逃，躲入山中。金州城防副都统连顺对这些日军间谍施重刑拷问，起初，“三崎”均装作不懂清国语言，沉默顽抗。经过通宵逼供下才道出日本大军已经开始登陆花园口，意图进攻金州和大连。情报立即转呈赵怀业、徐邦道二将并通告李鸿章。10月31日夜，“三崎”等日军侦察兵被押往金州西门外刑场，按照清国斩刑典例问斩。斩首官命“三崎”面向北京清国皇帝方向跪拜，“三崎”拒拜怒骂，转而面向东方，大呼效忠天皇，终被处决。

11月 6日，日军占领金州城，收缴到清军逃跑时遗弃的文书，才知晓多日失去联系的侦察小队被处死的事实。2月初，在清国当地一王姓居民的引导下，日军找到“三崎”的埋葬之所，挖开掩埋身首异处的“三崎”的三尺冻土，其遗骸惨不忍睹。山地元治师团长为三人下葬，并题碑文，对清军严刑拷打下已然招供，却仍然处以斩刑的非人道行为发誓复仇。三崎的遗体埋葬在金州城北门前的山上，碑文刻“大日本志士舍生取义之碑”，山壁上用红色朱桐油书写“三崎山”大字。辽东半岛归还清国后，三崎的遗骨被带回本国，葬于东京高轮泉岳寺。脱逃的向野坚一郎继续在清军周边单独侦察测绘，把收集到的清军布防情报交给了第一师团的乃木将军。

日本军方还善于雇用民间人士刺探清国军事情报，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为海军服务的宗方小太郎。一段历史资料记述了宗方执行任务时的情形：“日清战争爆发前，宗方小太郎带着海军嘱托的任务，离开汉口经上海前往山东芝罘。7月6日秘密潜入威海卫军港，为防身份暴露遭遇不测，他决意放弃原来同行的清国人，自己脱文服改野装，扮成清人模样，独自一人勇闯龙穴。8日他带病从领事馆徒步出发，10日到达威海卫，立即对港湾进行秘密观察。11日侦查到多数军舰停泊在湾内，便立即返回芝罘报告。19日领事馆接到别路侦查员关于镇远舰以下14艘清舰即将前往朝鲜的报告，22日宗方再度只身前往威海卫侦查，绘制了港内军舰和炮台布防图。28日赶回天津，向领事馆神尾少佐汇报侦查结果，31日再度潜回芝罘。日清战争爆发后，宗方是最后一个离开芝罘的日本人，继续收集清舰在威海卫和旅顺间的活动情报。由于传递的情报被清军截获，大本营命令身陷险境的宗方立即前往上海乘船逃出清国。8月29日，宗方冒充清国人在芝罘搭乘去上海的客船，航行途中竟然遇见6个熟面孔，其中一人是南京长江水师把总蔡氏。宗方冒死来到蔡氏的房间，恳求不要向他人揭穿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其余5个熟人都给他巧妙地躲避了过去。客船进入上海吴淞口，被清国水师军舰截住临检，所有清国官吏和西洋人都登上甲板，查问其中是否藏有日本人，船长回答此船没有载乘日本人，宗方再次躲过被捕危机。9月7日，宗方到达上海，换洋服改乘英国船离开了上海，11日无事抵达长崎。16日收到大本营的“天皇赐予特别破格召见的内命。”因宗方小太郎为日军刺探情报成绩卓著，10月4日在广岛大本营受到天皇陛下的召见，谒见历时两个小时。

日军为了应对未来的战争，在满洲、山东、台湾各地测绘制作了大量军事地图，日军称之为“测量事业”。这些军事地图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日军二度登陆东北，打败强敌俄国军队的向导。1894年8月，日清宣战，大本营为了作战的需要，在第一军、第二军都增设了测量班。9月1日，第一军测量班在陆军测量部地形科编成，班长步兵大尉依田正忠分属第一军司令部。14日该班到达朝鲜京城，分成两个小组，一组进入成欢，一组进入平壤，开始测绘作业。之后两组汇合北进，在与清国的作战地域从事测绘作业。1895年5月23日，军部所要地图全部制作完成，测绘总面积102.72方里（1方里约等于15.423平方公里）。1894年10月11日，第二军测量班在陆军测量部地形科编成，班长步兵大尉服部直彦分属第二军司令部。24日花园口登陆后，立即着手附近地形的测绘作业。1895年3月3日完成辽东半岛及山东半岛作战地域的全部制图作业，测绘总面积166.42方里。

1894年11月21日，日军参谋总长下达命令，编成临时测绘部，要求对作战地域进行全面测绘制图。临时测绘部长工兵中佐关定晖从陆地测量部选拔干部，募集临时测绘雇员，施以专业职能的培训。12月15日临时测绘部编成，翌年2月13日旅顺口登岸，17日到达金州，设立测绘本部。临时测绘部以凤凰城、金州、海城、大孤山、复州附近地域为对象分成五个班，20日各班投入测绘作业。5月下旬，各班担任的测绘任务全部完成，6月上旬测绘部派四名测量手，编入赴澎湖列岛作战的混成支队，从事测图作业。归国后的临时测图部又接到大本营前往台湾、朝鲜测图的命令，由步兵少佐服部直彦担任部长，一班至四班前往朝鲜；第五班编成独立班，前往台湾。

独立五班7月26日抵达台湾，随从近卫师团渐次南进，从事测图作业。临时测绘部9月16日到达朝鲜京城，以元山、京城、平壤、大邱附近地域分成四个班，分别在该地域从事测绘作业。朝鲜测绘任务完成后，临时测绘部再前往台湾支援第五班的测绘业务，直至1896年8月6日测绘作业全部完成归国。

军方投入人力财力收集清国的地理地貌情报，总面积达7835.42方里，为未来战争做好了前期准备。

附 《情报战例文献摘录》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馆藏日清战争留下的大量情报文献，其中涉及许多日本谍报员收集的情报资料，以及报刊公开的情报，以下部分摘录。

1894.6.13　神尾光臣少佐，大本营宛，天津报告《清军之动向》　11日李鸿章下达公文，派遣叶军门及太原镇守聂士成集结芦台、山海关兵，乘汽船赴朝鲜牙山，上陆后见机围剿匪贼。李责朝鲜督办袁世凯派役员为之向导，助办远征军军需物资转运事宜。李令各营将领严明军纪，不得扰民，擅入民家市店，与他国百姓商民和睦相处，购买食物，雇用马夫须支付现银公平交易。剿匪中禁止滥杀无辜、掠夺财物、骚扰妇幼，违者军法惩处绝不宽容。

1894.6.15　福岛中佐、上原少佐，参谋总长宛，朝鲜京城报告《清国送兵器与韩》　李鸿章赠送韩廷步枪一千挺、弹药十万发。昨夜支那兵三百携枪支弹药从京城西门进入。另我京城将兵健康良好、军纪肃严、警戒万全。

1894.6.22　神尾光臣少佐，大本营宛，天津报告《北京政府状况》　清国政府已决意出兵朝鲜，风闻外国人对李鸿章的反映多有非难之语，一曰：“袁世凯公使唆使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李鸿章应请遂行，然北京政府内心并不赞同。”二曰：“此番出兵主谋者乃李、袁及李的德国顾问德璀琳之主意，反对派总理衙门和英人总税务司罗伯特攻击论盛上。驻韩俄国公使访问李鸿章，非难出兵之举，李氏承诺待贼势剿灭即速退兵。”现清军状况：（ 1）卫汝贵、吴育仁出师准备，北洋海军所在一带发布戒严令。（2）卫、吴两将官派兵朝鲜奏请朝廷批复。（3）出兵事宜致电朝鲜国王。又芦台及山海关兵三百、马七十匹，20日塘沽港乘“海定号”，待夜间满潮时出帆牙山，同行携带地雷、水雷。小站及北塘兵赴朝准备，李已上奏等待敕谕。

1894.6.27　井上敏夫海军少佐，中牟田海军军令部长宛，芝罘报告《清兵出兵报告》　近闻清国出兵沸沸扬扬，传李鸿章主战遭总理衙门责之，令李氏受夹板之气，近来喜怒无常。北京政府倾向平和主义之呼声盛上，今后清国战争之决心仍有待观察。

1894.7.2　天津荒川领事，外务大臣宛，天津领事报告《清国政府采纳开战策》　清国政府决定采纳李鸿章开战的建议，今后陆军登陆地可能选择大同江口，目前整装集结完毕，等待出发命令。

1894.7.2　上海宗方，崎宛，《李氏焦急》　传说李鸿章千方百计设法避免与我国冲突，又曰派遣总税务司罗伯特赴朝鲜调停，又曰委托英德两国公使仲裁调停。本日报纸云，清廷决定派遣刘铭传赴朝鲜云云。

1894.7.7　天津派员连日报告：六月廿三四日进京上奏，胜军未动。七月一日李氏命各营加紧操练，李氏不希望开战，今委托俄公使调停。七月六日大沽派员报告，“镇东”、“镇北”两舰修缮完毕，船渠注水明日出渠，牙山清兵三四十人搭乘“康济号”返回大沽。七月七日镇东、镇北两舰本日大沽解缆。七月九日，广东水师“广甲”舰大沽海军公所入港，传说每年广东舰此季节上访献技。七月十日“定远”、“镇远”以下十一舰停泊威海卫港内，扬威舰直航朝鲜。

1894.7.24　北京小村代理公使，外务大臣宛，《清国公债募集》　李鸿章募集多额公债，在香港上海银行及其他银行借入千万之银两用于战争。

1894.7.29　支那滬报《清帝委李鸿章重任》　昨日正午接天津电报云，皇太后、皇帝七月廿二日降密旨，委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伯，全局统筹朝鲜军事，总制南北两洋及沿海港湾防务。

1894.8.25　支那北京通信《李鸿章勋标剥夺》　八月十二日，李伯处理战事缓慢，且麾下败军伪造奏功之因由，被朝廷剥夺其名誉功勋标章。

1894.8.26　芝罘派员报告《李伯政略》　清国政府从欧洲又募集战费两千万磅，称“日本乃一贫国，财源短缺，如若拖延战争，倭兵必败，何不以为之。”欲与日本展开长期持久之战。

1894.8.29　派遣员报告《白河口防卫》　白河口防栅每日根据朝夕潮况开启闸门，放行过往船舶，闸口现已配置拦障，阻敌舰通过。水道内布设水雷，两岸配置大炮，炮台内有水雷引爆器。夜间或薄暮时，两三支探照灯搜索海面，聚焦活动之船舶，照准发炮。

1894.8.29　派遣员报告《清国募新兵》　吴淞炮台及江南船务局，每日从扬子江一带经运河汇集大批兵队，兵数约两万五千人，多数是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新招募无纪律训练之乌合之众、山野匹夫。将前往山东芝罘威海卫一带作战，每日到达芝罘人数约九百人。

1894.9　支那滬报刊载题《支那官吏军事义捐金》　皇帝裁可诸省总督的奏议，为补助军费开支，现役文官义捐相当武官官俸十分之三的义捐金。

1894.9.4　截获清国职员信件《袁玲禀告》　谨禀，十四日进呈一书已高览。李中堂为防止日本军舰侵袭旅顺口、大连湾，传令水雷营迅速敷设水雷防御敌舰。本营领命水兵二十名昼夜敷设，昨日从山海关又调遣二十五名，仍感人力不足。水雷兵须将电缆送至水雷间连接。五百听双线海底水雷三个、中流一千听双线水雷三个，一千五百听三线海底水雷三个已经连接完毕。日舰来袭，足可发挥效力……

1894.9.5　支那政府布告《上海来电》　支那政府布告，凡居住支那的日本臣民，战争中必须服从支那法律。

1894.9.24　《缴获李鸿章电报》　丁汝昌、龚照玙宛，智利国购入之巡洋快舰，因该国遵守中立原则，或受日本压力拒绝付货。

1894.10.3　支那政府布告《驻日汪公使处罚》　前驻东京清国公使在天津桎梏，因由乃汪氏在日本驻在时之举动，未与本国政府意向同步，亦未详细报告日本海陆军兵力状况，致使清军受制于日军，失去制敌良机。

1894.10.9　《缴获李鸿章电报》　丁汝昌、赵怀业、龚照玙各位，倭军大连湾上陆，对旅顺呈海陆夹击之势，状况与英法两舰队对我通报相符，汝等严加防备不得松懈。怀字军新营防御薄弱，令人担忧，利用现在之兵在旅顺大连两地配置成互援之势，水师六舰预定旅顺大连间往来巡航，牵制敌舰。

1894.10.12　支那滬报报道《清帝授予德国军舰乘员勋章》　英国籍汽船高升号被日舰击沉之际，德国军舰“易鲁奇斯”号将校兵十三人，救起孤岛落难清兵一百五十余名，送还芝罘，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清帝，特颁发德国军舰有功乘员勋章。

1894.11.17　天津派员报告《李鸿章大攻击准备中》　李氏雇入外国人准备展开大规模对日攻击。德国人汉纳根赴山海关，玛库利阿（按即马格禄，Mclure John，英国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月俸两千银，出任支那舰队副提督。

1894.11.27　《清帝除奸上谕》　有上奏倭舰旅顺攻击之际，对我军布设之水雷了如指掌，敌舰避绕而过毫发无损。又前日陆军作战正酣之时，后背突然起火扰乱军心，定有奸细引导敌军袭击我军。命李鸿章、张之洞及沿海各省总督、巡抚知照地方文武诸官，严厉稽查搜捕间谍隐患。命裕禄、宋庆各军严查不得疏忽。

上海黑井大尉情报通告《清国沿岸防御》　7月28日，扬子江北口及崇明岛北方有水雷沉浮。8月1日，上海海关道通知各国领事，即日起吴淞口禁止夜间通航，昼间西洋人乘船亦须接受检查。8月2日，威海卫刘公岛南端陆地炮台增设12厘米速射炮两门。8月4日宁波镇海（甬江口）入口布设有水雷。航标、浮标、灯塔均已撤除，夜间不得接近镇海炮台。为增强南方防御力量，清国频繁向南运送兵器。8月12日，清国商船“普济”装载兵器温州出帆，切望途中捕获。8月12日，宁波、温州、福州、台湾各地港湾开始大规模敷设水雷。

1895.4.19　 西海舰队司令长官男爵井上良馨 《营口河口布设水雷调查报告》 海军参谋官子爵桦山资纪殿。（1）清国水雷图示参考；（2）水雷罐使用地雷改装，起爆电缆连接水雷至陆上；（3）地雷型水雷分布：炮台南部七个、东南地营附近四个、市街炮台附近十个、水雷营内十八个；（4）安装起爆器海底水雷二十一个，顺海潮流漂浮运动。各种水雷在远浅滩大干潮时会搁浅望见。另据美国“佩兹拉”号舰长介绍，清军的水雷布设后，在冬季河口结冰之前需捞回陆上，状况与我军侦察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