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进一步扩大遇到了哪些问题？为什么官僚资本反而成为发展阻力？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提高了政治发言权，洋务运动的内容也从军事工厂扩大到一般的近代化产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试图夺回被外国资本垄断的海运业的利益。1878年，为了抵制进口棉纺织品，又成立了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运动的范围还扩大到矿山开发和电信设备的引进上。1881年，为了运输直隶开平煤矿产出的煤炭，修建了长达11公里的铁路来连接唐山和胥各庄。

这些洋务企业多数采用了被称作“官督商办”的半官半民的经营方式。企业创办时由政府融资，从民间募集资金和人才，为防止外国势力进入企业，“官”实行最小限度的监督，而具体的经营则委托给“商”，即具有丰富经验、进行高额投资的有实力的商人。

担当洋务企业经营业务的实力派商人，多被称为“买办”。买办是葡萄牙语“康白度”（comprador）的译文，他们代替外国商社在中国市场进行中间贸易，以口岸为主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鸦片战争后最早进入上海的英商颠地洋行（中文名为宝顺洋行），其代表就是买办徐润和郑观应（两者均为广东香山人）。他们参与了很多洋务企业的创建与经营，徐润参与了李鸿章成立的轮船招商局，郑观应参与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清政府为了使这些企业能与外国资本竞争，采取了税收上的优惠措施和一定期限内的经营垄断权等特权来加以保护。李鸿章规定的“官”不参与经营的方针也获得了人们的信任，筹集到了许多民间资金。

然而，当时的中国既没有资金周转必需的银行，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远远落后。例如纺织业所需的原料长纤维棉花无法在中国国内购买，造成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工晚了十二年等等，保证企业顺利发展的条件尚不具备。而作为经营者的实力派商人，例如徐润和郑观应结成广东人的同乡网，他们把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业习惯带入作为股份公司的企业当中。他们不是把精力放在努力脚踏实地提高生产效率上，而是将资金投入到股票投资等有风险但见效快的副业上。也就是说不管是洋务官僚还是民间商人，他们相信只要成立拥有近代技术的企业，就能够从外国资本手中夺回国内市场并获取利益。

1883年，上海发生了金融危机，徐润在房地产生意上失败并破产，给轮船招商局造成了十六万两白银的损失而退出经营。郑观应也离开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为了防止经营上的混乱，不得不加强了“官”的干涉。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就任轮船招商局的督办，掌握了企业的经营权。

而原本作为监督者的官僚权力的扩大，出现了企业利润被用于购买军舰或填补其他同类企业的亏损。再加上洋务派官僚将企业私有化这一官僚资本主义的倾向加强，对此失望的民间商人不愿意对洋务企业进行投资。而且，为保护这些企业而采取的一定期限的经营垄断权的措施，也妨碍了其他民间企业的发展。

洋务派官僚中原本对“洋务”的内容就意见不一，甚至有人反对官督商办的做法。清朝内部的多数保守派们也轻视商业活动，对运动持以否定态度，因此，李鸿章培养近代企业的尝试，并未取得促进中国工业化这一成果。从政治权力下自立出来的民间资本的发展被搁置，而“官”“商”互相依靠的关系之后在中国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