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太平天国（1850—1864）

约在白莲教乱平定半个世纪之后，另一个大灾难更严重地挑战了清帝国的存续，这次是来自南方。也许清朝历史中，甚至包括鸦片战争或推翻其政府的1911年革命在内，没有其他事件能比太平天国受到历史学家更多的关注，或更为政治化的处理。从20世纪50—70年代，“太平天国史学”是冷战时期之激烈意识形态冲突的前线。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个叛乱是大量历史书写的焦点，其中不仅仅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描述为汉人对抗清朝的民族解放战争，更基本作为反抗地主阶级及封建政府的“农民起义”典型。太平天国确实曾短暂宣扬土地集体制度的计划，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更为倾心。这些学者将教派特有的基督信仰解释为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有条理的革命理论之前，所有运动必然发生的“迷信”。在西方和中国国民党的一方，甚至是冷战时期最优秀的太平天国学者，均认为有必要批判共产主义者视“太平天国”为己有之运动。他们驳斥“集体化计划”是毫无诚意的举措（甚至有时批判太平天国的观点为极权主义），并认为该运动并非是真革命，而仅是另一个差点儿成功的反王朝叛乱。

该运动酝酿于广州一带并非巧合，因其在许多方面乃是10年前鸦片战争于当地交战后的产物。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英国人的侵略之后，三合会成为地方社会和当局正统管道瓦解之下的最大受益者，加入兄弟组织的招募在接下来的10年十分成功。不过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三合会曾深入参与鸦片走私，而随着贸易在1842年后转往北方港口，这些高度组织化的不法之徒，像其他东南地区的人一样，面临严重的失业。此外，在战争期间被动员与英国作战的地方团练组织也变得空闲而受经济衰退之害。这些持有武装的团练就变成了盗匪。

最后，19世纪40年代的广州地区似乎见证了基于一种背叛理论和新形式的反满主义兴起。地方人民将广东三元里的热血青年农民兵成功抵御英军登陆之事迹，与清官员未能将野蛮人拒于海湾之外的失败相对照。这让人很容易猜想出卖国的公行商人和满人君主共谋出卖善良的汉人。此论述并未忘记，赚取鸦片贸易利益的内务府官员，以及战败投降在南京的谈判者都是满人。勇猛的地方士绅团练领导人和英勇不屈的林则徐是汉人，而且是南方汉人。后者的英勇表现却为前者的懦弱所严重伤害。为了能抵御西方的外来妖魔、守护祖国，必须要推翻满洲人。这个汉族民族主义的初萌，对于早期太平军征募乃是颇有成效的工具。

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者是洪秀全（1813—1864），一个在村中教书的客家人，其家庭在近几代移居至广州附近的高地。洪一开始依循正统的出路，通过了地方层级的科举考试，后来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三次在广州参加省级考试。洪与许多有志仕途的考生一样体认了出人头地的艰辛，三次都不幸落第。然而，洪对于落败的反应却很特别。在他第一次到广州考试时，拿到了一本基督教传教士的中译小册子，当时只留了下来但并未认真阅读。随着落第后的压力剧增之际，洪想起了这本册子并将注意力转向它，他从一连串梦境中，自行诠释书中的内容。在这神奇的异象中，耶稣对洪秀全说话，并说服洪是基督的弟弟。在1843年，他与另一位也阅读并受影响的朋友一起受洗。

接下来的10年之间，他和一群亲友不固定地往来于广东的高地以及邻省广西，传教并组成了他们称之为“拜上帝会”的教众组织。多数信众是居住于高地汉人后裔的客家人，他们认为平地的汉族人排挤他们，因为他们在汉族长期自北方平原南移的过程中较晚抵达。其他信众来自边缘化职业的群体，例如烧炭工及船夫，此外又有来自因为英国海军清理贸易水道而被驱离海岸的海盗，以及三合会的走私和勒索犯。虽然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基本上和三合会不同，但是两个团体有同样的信念，认为南方人是“真正的”汉人，因北方人已经在几百年来受到内亚征服王朝的混血所污染。如同大多数的中国人，洪秀全也相信必须要消灭吃人妖魔，如同许多三合会领袖，他也携带着一把斩妖剑。

在十多年间，洪秀全持续撰写圣书并向信徒传达他的预言，其信众人数随着该教派热烈的传教活动而增加。虽然他们有时会与保守的地方士绅发生冲突，但大多数时候会融入周遭社会。在19世纪40年代的发展过程里，洪秀全逐渐认定在捣毁偶像崇拜的行动中，儒家并非盟友而是其教义主要的敌人，另外满清政府的官吏也是要消灭的妖魔。1849年借哀悼父丧之际，他规避薙发垂辫法令，蓄起长发。次年6月，在地方闹饥荒之时，洪秀全揭竿起义。

太平军并非第一个使用西方传入的末世论作为其叛乱组织的基础。晚明的宗教运动以及之前白莲教叛乱，即是建立于外来佛教与摩尼教的元素之上。不过，太平天国信仰系统也包括许多本土原生的部分。所谓“太平”时代降临的愿景系出自《易经》中的篇章，且该运动亦归属中国千禧年叛乱的悠久传统。在洪秀全的神学中，基督信仰本身并非西方传入，而是中国人民自己真正的本土信仰，只是被一波一波崇拜偶像的北方蛮族入侵者所破坏、抹除，满洲人仅是最近的一次。这种想法把该运动完全直接置入南方秘密会社的汉族沙文主义传统中。当洪秀全的军队北上时，敌人习惯称他们为“长毛”或“粤匪”，而非他们自称的“太平军”或“拜上帝会”。

起初约有万人的太平军战士从广西高地的根据地向省城桂林猛攻，试图占领未果而撤离。洪秀全于1851年9月在广西永安自称“天王”。太平军向北穿过湖南跨越到湘江东边，虽未能成功包围省城长沙，但攻下了其他几个重要城市，而且经由沿路的招募使他们的人力日渐增加。在1853年最初两个月的漫长围城后，他们夺下商业重镇武汉，之后一路往东转向长江，先后占领了九江、安庆、镇江及扬州等重要的港口城市。同年3月在南京定都，称之为“天京”，洪秀全在该地统治近10年。进一步挺进北京的北伐行动在1855年受阻，而屡次对上海的攻击则主要被称作“常胜军”的中西混合军所挫败。该军队由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曾德·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一手带领。华尔死后，则由后来死在喀土穆（Khartoum）的英国人查理·“中国人”·戈登（即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指挥。同时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初期，太平军多次进出许多长江中下游的中心城市，所经之处造成众多居民和士兵的死亡。

在1853年攻陷武汉时，占领的叛军对所有清军官兵、官吏和支持者进行严厉搜索，最后更扩及所有“罪犯”及社会不良分子。他们将武汉城中幸存的人们驱离家门，这些人被安置在以25人为单位的集体房舍，男人和女人也被隔离在城中不同地区。太平军尽其所能没收私人财产，集中存放在中央财库，用以侍奉上帝及其在太平天国的代理人。城市的贸易被关闭，人民被强迫加入太平军或加入军夫。在接下来的东征期间，这些许多要素被记录在称为《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央计划文件中。其虽规定征收私人田产以及农业的集体劳动，却是无计划、无效率地执行。

新称作天京的大城市中心南京，是洪秀全最大的社会实验场地。在四周的混乱及屠杀战争之中，南京大致上维持安定、清静，并且根据西方访客所述，异常干净。这是拜上帝会绝佳的机会，也是最严峻的挑战，因为在战乱中幸存之城市当地居民鄙视这些占领者。除了古怪的信仰，太平军被认为社会地位低贱、粗野且无教养，与其广西和客家出身相应。习惯粗野的食物口味，穿着俗艳的衣服，喜欢用明亮的原色涂饰，以及用大象或老虎的图案装饰房屋，都是太平军不成熟、野蛮的表现，凸显其无法胜任统治之处。

为竭力让南京居民改变信仰，太平军几乎烧毁城中所有大佛寺、道观，捣毁其中的雕像，驱逐僧侣道士或将之杀害。相较之下，儒家所遭遇的稍微好些，征服者允许阅读部分古典经书，尽管是太平天国版本；且当地人注意到新设置的天国官僚制度使用了《周礼》中的官名。人们被命令参加集体的户外讲道，该场地有颜色鲜艳的旗帜在各个方向飘扬，此外也要遵行星期六的安息日以及新的历法，每天早晚要停下来祈祷。

让太平天国耗费更多心力的是改造南京经济与社会。许多楼房被没收而改为“馆”。这个居住和生产的基本单位取代了原本作为南京社会基础的家庭、商店、工会和寺庙。馆依照职业（面点师、织工、砖匠）或特殊功能（消防、医疗提供）来区分。每个单位有其“圣库”及礼拜基督的地方，由一个称作伍长的低阶官员来监督。所有的财产理论上是公有的，由太平天国当局依照需要分配，另外一个最后未成功的尝试是在城市经济中废除货币使用。在太平天国统治的10年中，城市的供给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最为严重且持续的人民反抗运动，是由太平天国试图改造性别和家庭制度所引起。基于其性别平等的思想，太平军将缠足及妓女（之前是南京经济的支柱）视为非法，鼓励女人自由公开地出行，并提拔女性官员。但他们也强制严格的贞节及性别隔离。女馆，如同相对应的男性组织，是以职业来区分，其中有如纺织及裁缝这类传统认可的女性工作，也有如运输和建筑等注重体力的工作。据说夫妻、父母、儿女都一起苦守在将他们所爱之人分隔两地的边界前哭泣不止。到了1855年，面对三年来实验的显著失败，天国当局只好放弃并废除天京的性别隔离制度。

在太平天国危机达到顶点之际，清廷发现自己要面对令其异常分心的事件，欧洲列强的第二次入侵。为了专心面对太平天国带来的毁灭性的挑战，清廷一开始不太在意。但不久之后外国势力的侵略迅速发展，对已拥有超过200年历史的大清帝国造成空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