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白莲教乱”（1796—1805）

在光谱的另一端，有别于类似早期三合会的单身男性组织，尚有各种不同的组织以白莲教为号召。这些是或多或少怀有千禧年或末世思想，混合了民间佛教、摩尼教以及“无生老母”的一神信仰。兄弟团体即使之后吸收了白莲教信仰的元素，其成员仍以男性为主；至于各种宗教团体则是对女性开放，而且常常把整个村庄社群纳入其组织中。如同兄弟会，许多白莲教团体也往武术发展，但并非用剑及其他复杂的武器。组织的地方领袖们是像神父一样的拳术师父，这些教徒学习以徒手格斗及刀枪不入的武技而自豪，该能力来自虔诚信仰，包括素食主义以及禁欲的个人养生修炼。

白莲教本质上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很少有集中的宗教阶层或系统性的神学。一群传教骨干在各省乡间穿梭并对地方群众传教。他们借由发送善书宝卷来布道，有些是广为流传的，有些是由领导者本人所撰写的书籍。有时，白莲教与完全正统的佛教或道教信仰共有寺庙教区。虽然广大群众常对这些团体抱持怀疑或轻视，他们仍然倾向于公开传教。只有在面对官方镇压行动时，才会转入地下。这种压制会因当朝官吏的心血来潮、因朝廷时而对于社会动荡不安的恐惧而断断续续。虽然其千禧信仰有一个明确的反政府倾向，但对于起事一事会因个别教义之差异以及末日降临的急迫程度而有所不同。

此种出自北方的教派传统，引来18—19世纪之交毁灭性的白莲教乱。如同1774年王伦起事的例子，官方的施压成为逼迫教徒走向叛乱一途的最大因素。因为皇帝对于教徒活动的威胁有新的认识，故自乾隆朝展开频繁的官方调查行动与日俱增，似乎是20年后引发乱事的直接成因。另一个原因是，数十年来的生态恶化，造成汉水高地农村民不聊生。然而第三个决定性因素，是当朝的和珅一帮人榨取民膏民脂，此情况在20年前王伦起事之时还未成为问题。

即使如此，汉水高地地方传统中的特殊民情，使得这些教徒比其他地方的共同信仰者更倾向于主动叛乱。18世纪北方及西北省份的白莲教组织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平原由“混元派”统治，拥有稳定的教团人员，利用宝卷并倾向低调运作以保护已组织的教众免于政府的窥视。相反地，在高地较为普及的宗教活动，可溯至山西的“龙华会”，其创始人张进斗曾在雍正年间，因计划谋杀地方地主而被逮捕处决。到了18世纪晚期，该教派掌握在一些具有号召力的传教者之手，这些人倾向于自己撰写宝卷，彼此积极竞争以获得信众，并讲授以叛乱为目标的煽动性教义。虽然有人试图撮合这两地传统，但在嘉庆元年叛乱爆发时证实这几乎是难以成功之事。

该叛乱真正的“爆发”时间相当模糊。在1793年被清朝派往尼泊尔去防止廓尔喀（Gurkha）颠覆西藏的军队，被重新派遣到汉水高地，两年后又加入了曾经镇压湖南西部苗乱的军队。聚集这些军队的目标是加强对教徒的压制，以及根除地方盗匪走私和勒索行为。强大的官方征讨对于这个深度军事化地区的和平，有着立即且不良的后果，而在1796年，前后几场相互关联的起事最先发生于湖北西部的荆州。两个腐败的清军将领，包括和珅之弟和琳在内，是该事件最早的死者。镇压叛乱的任务最终落到四川总督所指挥的地方官员手上。

奠定镇压叛乱成果的基础是严峻的焦土策略，这是由一群包括福建人龚景瀚以及湖南岳麓书院毕业生严如熤等谋士所献策的方法。其想法是把所有高地的谷物和家畜都撤至指定的战略村落，把这些村子武装成堡垒，将分散的团练组织成串联村庄的联盟，然后逐渐包围、断粮并消灭乱贼。我们很容易能看出这种战略可能逼迫地方人民投效乱贼敌营。但根据与严同为岳麓出身的魏源所言，在激战数年之后，最终证实是这个创新的策略而非旗人和绿营军的战术打败白莲教。也许真是如此，但教徒叛乱并未如清朝将领所宣称的那么大，大部分叛乱领袖都很快地被杀或被捕。到1799年初，当退位的乾隆去世而嘉庆接手掌权之时，真正幸存仍持续战斗的教徒只剩不到2000名。

然而，虽然战事屡屡告捷，新皇帝仍无法平息这场叛乱。因为多数是由地方军官控制的佣兵加入官兵行列去作战，而地方军队在参与战事时能获赏金。整个正规军借着种种诡计以拖延战事，如此行事他们便能赚多赔少、从中牟利。感到挫败的嘉庆帝花了超过5年的时间才结束这场骗局。白莲教乱不仅代表着清朝军力掌控式微的一个转折点，也使得朝廷无力遣兵到东南沿海打击海盗、抵抗英国侵略的日益威胁以及镇压内部的叛乱。此外，这场多余的战争可能自此之后就拖垮了中央政府的财力。乾隆时代累积的国库盈余就在平定这场莫须有的战争中耗费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