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秘密会社”

许多帮派，尤其是那些有强烈社会型盗匪意识形态的团体，与那些持续较久，历史学家常称之为“秘密会社”的组织有重叠之处。但社会型盗匪尽管赞同暴力形式的儒家思想，这些所谓的秘密会社则有意或无意地依循异端的价值观。一般而言，他们自称不祭拜民间信仰的神、鬼和祖先，其组织链接方式，并非是传统帝国晚期社会的父系宗亲及同乡关系两者之凝聚力。在中文里，“秘密会社”这个名词是一个现代的用法，在清朝的论述中几乎没有出现，而当今许多的西方学者也怀疑这个概念是否合用。“秘密”绝非一直是这些团体的重要特征，而其之间的差异远比共同的性质更为明显。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通常倾向于将兄弟会组织和宗教教派视为基本上不同形式的组织和信仰。但仍然有足够的共同点统一所有这类的团体，因此彼此间互相借用以及彼此界限之混淆，也随着时代发展而越来越常见。

从社会上来看，大多数“秘密”团体明白地抗拒正统社会中的阶级组织，并被迫遵从国家官员、家族、长辈及地主等。在一些例子中，这些团体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纪律、管理或阶层，这些是基于受灌输教义及入会信仰的程度、师徒的联结或基于拟亲属和结拜兄弟。在其他的例子中，他们用更平等的关系取代阶级，例如在信奉某个神祇的平等信众团体中的成员。很像与这些组织共存的本土化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大多属于紧密的会众组织，而此特点让帝国当局非常不信任，也是这些团体感觉有必要保持秘密的绝大部分原因。这类团体有许多但非全部，拒绝正统社会对性别阶级的规范，在某些团体中女性扮演积极领导的角色。

从精神层面来看，很多“秘密”团体遵循末世或救世主的信仰。从社会及宇宙层面来看，那是一个新秩序、更美好的未来预言。这尤其展现在弥勒佛教、摩尼教或白莲教思想的团体中，这些信仰认为世界历经日渐腐化的各个时代，间或通过千禧年介入进行汰换更新，且通常由素食或禁欲的严格戒律所界定的真正信仰者在其中领导。这种信仰在功能上与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仰系统中兴起的千禧教派类似。但这种末日预言的推动力不仅来自佛教或其他传入宗教的信徒，亦包括自古即普遍存在于中国本土的民间信仰。清代长期而普遍相信恶灵，使原本看似正统的团体中，迅速地衍生以救世主自居的除妖、净化世界之典范。而在一个有号召力的领袖带领下，将会促使他们走向政治叛乱，例如1750—1752年安徽、湖北边境的马朝柱。

从政治层面来看，许多“秘密”团体有着同样强烈的汉人原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以及对满人统治的反感。这种情绪汲取了14世纪汉人领导推翻蒙古人统治元朝之叛乱时，民众组织所扮演角色的集体记忆。然而，由于几乎正反相左的两个原因，在王朝行将灭亡前夕，这个因素的重要性非常难评估。一方面，这些团体在清末及其后所衍生之自我认同的历史中，强调该因素在早期组织中的影响，远超过大多学者所认为。而另一方面，在清朝年间，官方承认反满思想是禁忌，此意味着我们认识这些团体最好的资料——负责镇压之官员的往来书简——可能是刻意地轻描淡写组织的民族主义情绪。

显而易见的是，组织秘密会社的实效性通常比其意识形态的原因更为重要。也许最基本原因，是由地方分会或分部管理之互助。成员要为彼此牺牲、保护彼此，以及在需要时互相帮助。领导人为其成员提供诸如医药治疗、工作机会或武术教学等具体的服务。地方分会由集体的自利所凝聚，他们通常会以共同的意识形态或末世主张与较广的网络相结合，例如反满或千禧思想。受到特定时间的影响，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或多或少变得相当的强烈。

秘密会社对意识形态的弹性，意味着它们不仅很容易被清朝政府招安，也受其他的力量如地方有产阶级（如红枪会的例子）的收编，以及受具有高度意识形态之20世纪政治运动的策动。例如，孙中山为了他的共和革命抱负，就试图动员三合会。他的国民党继承人蒋介石，则很有效率地收编青帮——其虽主张民族主义，但在20世纪30年代也被日本人成功地招安，作为占领华中的工具。早期的共产党曾试图在尚未稳固之际争取红枪会及哥老会的支持。

“秘密”会社之中最显著的分歧，出现在兄弟团体及宗教门派间。但因为两者常有不少重叠之处，故与其视两者为相互取代的关系，不如视其为光谱的两端。在这光谱中，各自案例之秘密性及异端性的程度都不同。地方农民或工人的团体自称为兄弟组织至少可追溯到晚明。例如于1630年在河南、湖北的大别山边界，出现被称为“里仁会”的组织，为草莽与从事劫掠的反清叛乱者提供相互的保护。最后在愤愤不平的奴隶带头下，该会就揭竿而起并杀了几个地方地主。这种非常地方性运动的回响在清代也数度发生，如1755年由一些福建佃农组成的“铁尺会”，在一地方集镇上抵制田租、恐吓地主。在都市方面，苏州轧光工的兄弟组织在18世纪20年代杀了他们的老板，并图谋烧了该城市的主要纺织品仓库。

所有这些似乎零星且非常地方化的团体，是由非常特定的原因聚集而成。但在17世纪晚期，一种持续经营的兄弟组织形态出现，并在18世纪中期时形成较确定的形态。这对于清朝来说似乎是新事物，是当时特定社会经济力量的产物。其背景是在中国东南、台湾、四川等地大量且计划性的移民和土地开垦。许多到这些地区的移民是由大家族组织所资助，得以动员所需要的资金和劳动力，以获得、防护及发展最好的新农地，但不少处于劣势的单身男性也移居到这些地区。为了全力保护他们自己免于大家族的掠夺，这些单身男性们基于结拜兄弟的誓言而组成团体以达成实际的目的，如分享农具、守护田地、发展互相的信贷，以及为死者举行丧葬。在雍正及乾隆早期，大多数这些兄弟组织都没有名字，但他们逐渐开始给自己取一些好听的名字，如“父母会”。较具企业精神的这类团体，最后在地方上与其他团体串联，将力量结合起来，除了用于自卫之外，还从事非法活动。

最具扩张性的这类兄弟团体称作天地会或三合会。三合会于1761年由郑开在福建漳浦县成立，作为家族争斗的中心以及移民台湾的主要出发点。此组织并将其在台湾边境所孕育的走私活动、械斗，以及频繁起事的习性再输入大陆。其成立不到30年，就在林爽文的领导之下，于台湾策动了大型的叛乱，并造成清朝约万人死亡，事后乾隆称此为其“十全武功”之一。

一个类似于三合会并广泛发展的黑手党式组织，似乎于18世纪40年代在四川发展，最初被称为“啯噜会”，该组织着长袍的成员是移入该省的单身男性。这群人是在张献忠的屠杀后，清朝策划向该省移民的一部分。此组织似乎不属于农民性质，较东南沿海同性质团体更为都市化。草创初期即涉足非法活动，尤其是私盐。当啯噜会成立几十年后与三合会相遇时，采用了结拜兄弟的概念，并重新命名为“哥老会”。嗣后开始从当地的白莲教吸收各式宗教信仰。在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广泛军事化的过程中，哥老会渗透入反太平天国的军队中。谣传许多知名的反太平军将领，如曾国藩、左宗棠都是该会的秘密成员。

互助组织与宗教团体融合的例子中，更引人注目者是所谓的“青帮”。起初只是长江和大运河漕运之船夫的职业团体，为年老无法工作者提供退休协助，及因病或工伤者短期救助。在17世纪晚期某时，融入由罗清在16世纪早期创始，被称为“罗教”的佛教宗派。该派在杭州维持了一个寺庙网络。青帮的船夫开始罗教仪式，并使用这些寺庙作为成员的落脚客栈。然而，乾隆皇帝渐渐对于该教派的颠覆性教义有所担忧，终于在1768年摧毁这些寺庙并没收财产。此时青帮变成更秘密的组织，最后在20世纪变质为一个地下犯罪组织。